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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前213年），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134年），仅仅用时80年。短短的80年，中国历史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坑儒，到尊儒。仔细剖析这80年的历史，不仅可以获得跌宕起伏的历史趣味，更重要的，也可以为认知当下之中国带来启发。 在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之间，是这么几件大事。首先是秦末农民大起义，先是陈胜吴广，再是刘邦项羽。 陈胜吴广起义的时间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距离焚书坑儒不过4年，真真是“坑灰未冷山东乱”。 陈胜被誉为中国农民起义第一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即便在当下的中国也可谓妇孺皆知。但是，往往被忽略的一点是，陈胜在起义中仅仅坚持了6个月，便被其车夫庄贾。也就是说，陈胜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农民，获得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历史影响力，是用六个月的时间争取的。 当然，这也是典型的时势造英雄。 刘邦起义的时间是前209年10月，进入咸阳接受秦政府投降，时间是前206年十月，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 刘邦与项羽之间的楚汉之争，也是仅仅存在了4年，即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至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项羽在乌江自刎时，不过30岁。 同样很容易被忽略的，是秦末农民起义的起源地域。 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作为秦末农民起义的四大领袖，他们都来自中国地理版图上的一个狭小区域，就是黄淮地区，即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区域，他们都是黄淮人。 位于河南永城芒砀山景区的陈胜墓 陈胜是今河南商水人，吴广是河南太康人，刘邦是江苏徐州丰县人，项羽是江苏宿迁人。起义的发生地大泽乡位于今安徽宿州。 位于河南永城芒砀山景区的高祖斩蛇处 综合传统文献和考古资料，可以确定黄淮地区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区，直至魏晋时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 孔、孟、老、庄是中国文化的四大圣人，也都来自这一区域。孔子是今天山东曲阜人，但祖籍是河南夏邑（宋国栗邑）。孟子山东济宁邹城人，老子河南鹿邑人，庄子是河南商丘人。当然，关于这些人的籍贯的现代位置，是存在的争议的，有不同的说法，但是都不出黄淮地区。 位于河南永城芒砀山景区的孔子避雨处 秦末起义的四大领袖，与中国文化的四大圣人，都是来自黄淮地区，这绝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由内在的文化逻辑。 现在我们把秦末农民起义，看成是两个阶级的对抗，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与作为统治阶级的秦政府的对抗。从根本上说这是错误的。在秦末农民起义中，所发生对抗的双方，并非两个阶级，而是两中国文化。一方是以黄淮地区为中心和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另一方则是以秦政府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法家文化。 概而言之，秦末农民起义是中西文化之争，也是儒法之争。 秦末农民起义实际是在春秋所开启的“礼崩乐坏”的延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礼崩乐坏”，即礼乐崩坏。“礼乐”是三代时期的基本制度。“礼崩乐坏”意味着，春秋时期中国出现历史空前的新变化，这种变化的级别远远大于之前的商灭夏，周灭商，而是对夏商周整个三代期间的制度构成崩溃性的冲击。是1500年未见之大变局。 在夏以来的中国4000多年的历史上，一共出现了2次千年级别的大变局。一个是1840年以来欧美列强对中国的冲击，使得自汉武帝以来所成型的制度出现崩溃。 李鸿章说，这是3000年未见之大变局。稍微夸张了一点。准确地讲，应该是2000年未见之大变局。从汉武帝算起。 对于近代以来的这次大变局，其动因是众所周知的，是来自西方列强的冲击。 但是春秋时期所出现的千年级别的大变局，其动因又是来自哪里？自西汉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 事实上，有能力对1000年以上的稳定制度构成崩溃性冲击的，一定是外来的一种很有能量的新兴文化。 在近代，让中国已经存在2000的稳定制度出现崩溃的，是新兴的西欧文化。在春秋时期，让中国已经存在了1500年的稳定制度出现崩溃的，则是当时新兴的亚述-波斯文化，这种文化就是法家文化。 中国的法家文化是春秋时期亚述-波斯文化东传的结果，是几年前就已经提出的一个观点。当然一般人很难接受。 关于对法家文化是亚述-波斯文化东传的详细论述、论证，以后会专文进行。这里简单指出三点。 第一，法家文化的标志之一，是由集权专制的中央政府所统治的行省制的大帝国。在人类历史中，这是一种崭新的政治形态。这种帝国形态，最先出现亚述帝国时期，不过此时还是雏形。波斯帝国是其成型，波斯帝国是在吞并亚述帝国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然后这种形态开始从波斯向整个世界扩散和传播。事实上，波斯帝国的版图，当时已经涵盖中国之外的所有可以称之为文明的地区，其核心是古两河和古埃及，然后延伸至希腊地区，和印度地区。 希腊地区巴其顿的网王亚历山大，率兵征服了波斯帝国，取而代之形成了压力山大帝国。后来，亚历山大将波斯帝国的原来行省也都给与征服，包括埃及和印度。 但是，天不作美，亚历山大英年早逝。整个帝国尚没有系统建立，就宣告崩溃。 在亚历山大的影响下，印度也出现同样的大帝国，叫孔雀帝国。随之而起的则是中国的秦帝国。 秦帝国，与波斯帝国、压力山大帝国、孔雀帝国，在形成帝国和治理帝国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念是高度相同的，都依赖武力，也都讲法治。 第二，在同一时期，中国、希腊和印度三地都出现了崭新的新思想，都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除了都包括法家思想外，还出现了新的流派的哲学思想。在印度和希腊，则基础新的哲学思想，出现了新的宗教教派，如印度的佛教、希腊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教等。 对于这种现象的原因，目前的学术界是弄不清楚的。目前最流行的是一种观点叫“轴心时期”说，这是一位德国的所谓历史哲学捣鼓出来的。说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的形成期，所以叫“轴心期”。就中国的历史看，这是在胡说八道。 对中国而言，这个时代是一个制度崩溃的年代，而不是什么文明的形成期。 我的观点是，这是中西文明大交流的结果。 第三，随着考古学的深入，春秋战国时期，中西之间发生文明交流的考古证据越来越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墓所出土的资料。 西北大学的段清波教授，是秦皇陵考古队的队长，最近几年陆续公布了一些新发现，以及基于这些发现所形成分析判断。 最大发现是，秦皇陵中的很多用品是来自波斯地区的，甚至很多是直接由波斯人所现场制造。于是，段清波判断，秦文化与波斯文化存在密切联系。 事实上，修建如此豪华的陵墓本身就不是中国文化的做法，而是古比斯的做法，尤其是古埃及的做法。不是有钱有势了就一定会修建豪华陵墓。现在比尔盖茨比秦始皇有钱多了，他可能压根就不会去修建陵墓，甚至连遗体都不会保存。文化使然。 如果把春秋礼崩乐坏的原因定位西方新兴文化的冲击，以后的历史演进就很好解读了。 古波斯文化是一种法家专制文化，其秩序的基础是以暴力为支撑的法治。此时所谓的法律，更多地是国王的意志。但是国王的意志一旦形成法律，就要求在全国各行省为差别地执行。国王就按法律要求去统治。违法者，武力征服之、杀之。 这种法家与中国固有的礼乐文化是截然相反的。礼乐文化，实质上是道义文化，社会秩序的基础是道义，而道义的基础则是每个人的心性、品德。每个人都是遵循自己的心性、品德而践行道义。政府的作用不是专制、强制，而是说服、教育。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自我管理者。 孔子将这治理方式称之为“仁政”，而法家则是反仁义的暴政。 为什么最后秦国征服和吞并了山东六国？原因很简单，处于西方边陲的秦国，受到华夏文化的教化程度很浅，游牧蛮夷特征更严重，因此也更适合西来的法家新文化。 东方六国，是华夏之腹地，其文化的基础是礼乐文化、仁政，对法家文化是排斥的。 对秦国而言，是成也法家文化，败也法家文化。由于最适合法家文阿虎，因此秦国迅速成为法家式的军国主义集团，然后凭借军事实力吞并了六国。 但是，一旦统一中国，而进行和平治理时，秦国依然采用法家的那一套。而且强烈排斥中国固有的文化，搞焚书坑儒。这样东方人就受不了了。文化冲突便直接爆发了。 之所以，秦末农民起义在黄淮地区发生，因为这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是儒家文化最纯正的地方，因此中西文化冲突、儒法冲突也是最激烈的地方。 无论是项羽，还是刘邦，其治理策略都是反法家的，反秦朝的。刘邦入咸阳搞了著名的“约法三章”，仅仅保留了最基本的三条法律，对其他繁多的法律规定一概废除。“约法三章”的实质就是反法治，反法律。项羽则废除秦朝的郡县制，而复兴三代的分封制，分封天下。 楚汉之争结束后的汉初，在治理策略上，依然是反法家的，崇尚黄老，希望无为而治。同时，有搞了有限的分封制，原则上只分封刘氏宗亲。 最终结果是，汉景帝时出现了七国之乱。因此，继景帝而起的武帝，不得不重新思考治理范式。于是他向天下贤士征集建议。董仲舒脱颖而出，在回答武帝的“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基于三代的历史，基于儒家观点，对未来的治理原则和治理范式进行了规划。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是春秋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最终结果：中国文化最终战胜西方文化，儒家文化最终战胜法家文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春秋以来的礼崩乐坏大混乱的真正结束。基于中国固有的基本文化精神，形成稳定的制度形态。直至1840年欧美列强的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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