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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杰 1997年，黄浦江上第五座大桥——徐浦大桥落成，外环线横跨浦江两岸。站在桥头西瞰,谁又能想到、那一片楼群错落、生机盎然的土地,曾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乌泥泾镇所在。 徐浦大桥今貌 乌泥泾原是一条河流的名称,后又成为镇名。镇址位于上海县城(今南市老城厢)西南26里,属26保地界、相当于长桥镇南、华泾镇北,今龙华乡平桥、东湾、西湾自然村一带。 据记载,该镇是松江府最早种植棉花的地方,也是传说中元代纺织能手黄道婆的故乡,或许还是最早漕粮海运的起始港。然而,数百年前的繁盛之地,如今在地图上却难见其名,不免使人生发沧海桑田之感慨。 乌泥泾镇,于上海地区可称历史悠久。 相传宋时有农民在耕田时发现一块古碑,碑文中称此地为“宾贤里”(一说集贤里),于是,当地名人、“富酹侯伯”的张百五就把这里叫作宾贤里。故事真假不得而知,但历史上乌泥泾与宾贤里确有渊源。1936年,上海通志馆同人在西湾村附近发现刻有“宾贤桥”字样的石块和2块桥石。据考证,宾贤桥横跨今龙华乡东湾村西首中心河。 乌泥泾何时设镇，说法不一。最早一说,据《上海县竹枝词》作者秦荣光所记：“宣和初,复设乌泥泾监官。” 其诗曰： “百五园林总辟畦,听莺桥古跨乌泥。 绍兴年代于今远,御笔还留永泰题。” 监官为镇之行政长官,既是复设监官,乌泥泾镇的成立当不迟于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但因随后的绍熙《云间志》未对乌泥泾镇有所记载,此说似可存疑。 不过,宋元时期乌泥泾聚落之繁盛却无可置疑,众多名人汇聚于此即为佐证。 初创时期的大功臣当推张百五。张原籍河北清河,很可能随宋室南迁落户乌泥泾。张家资万贯,乐善好施。南宋隆兴年间(1163-1164年),此地遭灾欠收,张出粮赈济。捐资建桥,以其原籍为名。 据康熙《上海县志》记载：“宋隆兴元年(1163年)乌泥泾首富张百五捐款,僧昌月堂建(宁国寺)。” 建成后的宁国寺与龙华寺南北遥遥相对,乾道二年(1166年)请得寺额。寺西有一大片旱地,俗称“八千亩”，不宜耕作，张出资开凿长渠引黄浦潮水灌田,使之成为良田。 如果说张百五的事迹多少有点传奇色彩,那么,元至元年间移居乌泥泾、筑宅春光堂的张瑄,可是因开创海道漕运而留名国史的著名人物。张瑄,嘉定县八都(今浦东新区高桥镇)人,与崇明西沙人朱清一起聚众贩私盐、做海盗,为海上枭雄。附元后曾受丞相伯颜之命,把南宋朝廷库藏图籍成功地从海道运入大都(今北京)。元初北方之需“仰给于江南”,但运河失修有时,隘浅梗阻,朱、张献海漕之策,被采纳。至元十九年(1282年),由60艘平底海船运送46000余石漕粮,浩浩荡荡出发,历尽千辛万苦终抵直沽杨村码头。至元二十八年,两人被授海道都漕运万户。 明清时期的沙船 大德七年(1303年)因有人诬告,张被捕入京处死,九年平反昭雪。延祐二年(1315年)诏还乌泥泾旧宅,其长子张文龙病逝葬于乌泥泾。曾孙张守中复建春光堂。 明弘治《上海志》收录元张梦应《太平仓记》,记录了在乌泥泾建太平仓的经过：至元十八年(1281年)议在乌泥泾相地立仓,“峙粮二十万石”,为华亭县漕运粮食的中转之地。恰巧近境官张俊遇的宅子有409间,园林15处,占地35485步，四周环水,极宜作粮仓,便以宝钞9万两购下。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太平仓建成,并开仓河与乌泥泾相通,成为不久后设立的上海县的唯一粮仓。 原先许多人认为海运漕粮的起点在“六国码头”——太仓刘家港。乌泥泾的发现使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萌发了新的设想：至元年间把太平仓建在乌泥泾,海贸人物张瑄移居乌泥泾，决非偶然,海运的起点是否就在乌泥泾?当然,现有资料还不能充分地证明,但有记载说至元三十年(1294年)张瑄带着部分家属移居太仓,我们不妨略作推测：海运漕粮的起点一度在乌泥泾,后来,因刘家港(今太仓浏河)航运条件更为优越,故取而代之，或者用较小的船舶从乌泥泾驳出,到刘家港换巨船出海也未尝不可。 从自然条件看,可能性是存在的。同时期的上海镇海舶辐辏,“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成为不久设立的上海县县治所在地。上海镇位于上海浦西岸,有历史地理学家考证,宋代的上海浦与黄浦相接。若此说成立,乌泥泾镇与上海镇一样,同处上海浦(黄浦)西侧。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邑人高子凤为西林(浦东三林塘西)南积善寺所撰碑记中有：“西林去邑不十里(疑为八十里),东越黄浦,又东而汇北,其南抵周浦,皆不及半舍,寺之在周浦者曰永定,在黄浦者曰宁国,而西林居其中,盖所谓江浦之聚也。”可见,黃浦也是一条不小的河流。以上海港盛况推之,居其上游不远处的乌泥泾应具备一定的航运条件。看来，宋元之际乌泥泾的辉煌历史还蒙着神秘的面纱。 元代,乌泥泾名士云集,其教育也非同一般。里人赵如珪建进德斋,延名儒施教,学生多达300余人。至治元年(1321年),其子赵庭芝中进士,是元代登进士第的第一个江南人。 至正二十六年三月廿八日(1366年5月8日),才华出众的文人王逢也来到乌泥泾。王祖籍江阴,字原吉,早年即有诗名,20岁时游金陵,以黄河浊变清为题纵论世事,饮誉士林。朝廷多次举荐,他以体弱为由坚辞不就。为避战乱,王先迁无锡梁鸿山,再迁青龙江畔橫泖梧溪精舍,47岁时得张守中(张瑄曾孙)之助,迁居乌泥泾镇,流寓凡20余年,成为乌泥泾的地方文化名人。他购下宋时任仪鸾司门的张骥院的故宅,筑起新居,题其堂为俭德,名其园为最闲,自署“最闲园丁”。最闲园也是元时上海最大的园林之一,园中有藻德池、怀湘坡、乐意生香台、幽贞谷，濯风所、卧雪窝、流春石、海曙岩等景点。“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秦裕伯、杨维祯、黄公望、倪瓒、陶宗仪等名士为园里常客。王逢诗文集《梧溪集》也在此园完成。 与许多市镇一样、乌泥泾镇发展有赖于水利建设。元泰定元年(1324年),水利专家、青龙镇人任仁发主持开浚乌泥泾。泰定三年(1326年)，任仁发在上海县的潘家浜、乌泥泾各置二座石闸,以遏浑潮、任闸内清水冲渲江道。至元二年(1336年)又开浚乌泥泾,河道长510丈,阔5丈,深1.5丈。至元四年(1338年)发水患,又开凿。仅仅十多年间,见诸记载的水利工程就达四次,乌泥泾的地位不可谓不重要! 这样看来,乌泥泾在元初成镇,应无太大疑问。 任仁发画像 至元二十七年(1291年)元中央政府批准设上海县,乌泥泾镇由华亭县划归上海县管辖，距离东北方的县治上海镇计26里。乌泥泾和乌泥泾镇,在上海县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譬如,元代上海县共设巡检司(治安机构)5个,除杜浦、青龙、邹城、新泾之外,另一个正是乌泥泾。 到了明代,地方志中有关乌泥泾镇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弘治《上海志》载“黄婆祠,在乌泥泾镇”,明正德《松江府志》载“乌泥泾镇——在二十六保,人民盛于他镇、有税课局”。 然而没有黄道婆,乌泥泾再繁盛,也不过是个一般的大镇，在历史上不会如此有名。 海外学者有感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棉业经济的急剧商品化,以及对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誉其为“棉花革命”,并将其与“工业革命”并论。 上海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 乌泥泾在江南棉花种植历史上有着无可代替的地位。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记载：“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明正德《松江府志》称：“木棉,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今沿海高乡多植之。”乌泥泾是松江府最早种植棉花的地方,而松江府又是江南最早植棉之处。 那么,乌泥径是在何时开始种植棉花的呢?元至元《嘉禾志》提到“帛之品”时,有“木棉……土布(松江者佳)”的记载。该志刊行于1288年,离宋亡不过9年,可见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在江南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但绍熙《云间志》物产条中对棉花只字不提,又说明引种也不会太早。 仅此,还不足以使乌泥泾成为“棉花革命”的圣地。乌泥泾的历史地位得归功于黄道婆的智慧和贡献。 1950年代的东湾村，即乌泥泾故道所在地 黄道婆从崖州来到乌泥泾之前,当地纺织工具简陋,技术落后,用手剖棉籽,用线弦竹弧弹制。黄将少数民族的先进纺织工具和技术悉数传授给乌泥泾乡民,如制造捍、弹、纺、织之工具,教以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方法,绣上折枝、团纹、棋局等花纹,花色艳丽,美观细洁。黄道婆让“崖州被”成为乌泥泾镇的名牌产品，不久索性改称“乌泥泾被”,驰名天下。乌泥泾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靠纺织为生的人家很快增至1000多户,以至“三百里内外悉司其事”。明代,松江府“绫布二物,衣被天下”,和苏州府东部一起,成为全国棉布业中心。 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只因是普通劳动妇女,正史中对其身世竟无片言只字提及,以至于今天还在讨论：黄是本姓还是夫姓?其姓名含义是黄泥路上的弃婴还是女道士的意思?籍贯是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人还是乌泥泾人?生于何年?卒于何时? 或许是黄道婆给后人带来了太多的福祉,历史上多少还是留下了一些记载,但语焉不详。 黄母祠 文献资料有限,黄道婆的身世只能是一个难解之迷了。科技史家胡道静先生曾经对黄道婆的人生经历作过一番历史考察：黄道婆的青年时代,正是南宋王朝受元军大举进攻的时候,宋帝最后被逼到海南岛南端的崖州。黄道婆也许是跟着她的长辈,为逃避铁骑蹂躏,沿宋王室撤退路线,一路到了崖州。王逢诗起首：“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宋是海南大姓之一,莫非黄家姑娘后来成了宋家嫂子?至元十四年(1277年),上海镇设市舶司,管理番舶海商事务。阿拉伯商队往返于阿巴斯港与上海之间,崖州是进入中国海后的第一个避风港和补给站。家乡的情况通过阿拉伯人之口传入黄道婆耳中,久客海南、学得一手纺织绝技的她萌发了叶落归根之意,于是寻机搭乘阿拉伯海船回到乌泥泾,创下惊天动地的伟业,“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王逢《梧溪集》)。历史由此似乎变得生动起来。 1936年,上海通志馆同人访古时,好不容易才找到在龙华乡平桥宅南的黄道婆墓地。目睹破败的荒冢,胡怀琛先生吟咏道：“黄婆墓已荒,棉田空夕阳。遗爱在人心,墓废亦何妨。” 历史确实如此,饮水思源,百姓不会忘记他们的恩人。 黄道婆墓 黄道婆祠在乌泥泾地区毁而重建，至少有十次之多。乌泥泾妇女专攻纺织,“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的民谣广为传唱。逢年过节,当地妇女成群结队,前往礼拜,称为“黄娘娘”。织布技艺高的姑娘,叫“顶价姑娘”,已婚妇女则叫“顶价娘子”,因布庄愿出最高价收购。大家庭成员还互比高低,姑嫂妯娌在一室内各施身手,落后的竟在家里抬不起头来,免不了要多到黄婆婆的神位前请教请教。 因黄道婆祠在乡间,地方官祭祀不便,清道光六年(1826年)在上海县城老城厢建先棉祠,后入龙门书院、龙门师范(上海中学前身)校区。1933年,上海中学迁址,旧校舍包括先棉祠要出售,上海农会认为：“先棉祠是有关上海农业方面的纪念性建筑,不宜废弃。”当时的校长郑通和先生顾全大局,在新建校舍有先棉堂建筑。 20世纪30年代的织布机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黄道婆遗迹的修缮和保护。经勘定核实,1957年4月、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在原地(龙华乡平桥宅南)重建黄道婆墓，上海县人民政府立碑。“文革”期间,墓园破败不堪。1982年,因编修《上海县志》之故,县方志办和文化局派员实地调查,多次奔走要求重建黄道婆墓。1986年修缮工程基本完成,庄重肃穆。 上海城乡仅存的黄道婆祠,清雍正八年建,位于龙华乡南郊村,1962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12月划入上海植物园。1987年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市园林局决定在原来基础上修建黄道婆纪念堂。 黄道婆纪念堂 1993年12月28日,占地0.42公顷、古色古香的纪念堂对外开放。赵朴初手书山门匾额：元代科学家黄道婆纪念堂。黄道婆半身塑像旁立柱有启功题写的楹联：“纬地经天棉植见慈恩一方衣被,梯山航海机声垂教泽千载馨香。” 明初的乌泥泾,市面繁荣,俨然为上海西南水陆重镇。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的《水陆路程》,是一本明代中叶的行商路程手册。书中第七部分列举了以松江城为中心的十五条水路,其一即为松江府至乌泥泾。 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乌泥泾有课税局的设置。这乌泥泾课税局与县市局、新泾局,为上海县仅有的3个课税局。 明成化年间(1465-1482年),乌泥泾花布传入皇宫,嫔妃异常喜爱,宦吏大做手脚,将一匹花布的价格抬至百金,匪夷所思。 然而乌泥泾镇却渐渐地衰落了。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乌泥泾课税局被革。清前期地方志中,还列有乌泥泾镇,但恐怕只是徒留其名。据嘉庆《上海县志》记载：乌泥泾镇遗址范围内出现“平桥”的地名,大部分是那时从浦东迁来的移民聚落。原有房子5048间的宁国寺，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改建只有七间三进的规模。终于,在清后期的地方志中不见了乌泥泾镇。 衰落原因,最直接的是嘉靖年间倭寇的焚掠。乌泥泾镇的标志性建筑宁国寺、太平仓均遭焚毁,与蟠龙、下砂、新场等市镇一样,“昔称繁华,尽成瓦砾”。 上海地区遭受倭患的市镇不胜枚举,如上海县城、嘉定县城、罗店、南翔、江湾等等,但它们后来都复兴了。显然,乌泥泾镇的衰落还有其它的缘由。 地理变化如河道淤浅也许是根本性的。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王逢曾携里中老叟和门生共登龙华港口的洲,诗序云：“余自至正丙午(1366年)侨隐最闲园馆，时黄浦中洲生仅丈余,今已延广三十余亩，岁赋官入。谚云：浦夹辅洲如冈如丘,实安滚滚洪流。洪武癸亥始携里叟门生共登临焉，适群雉辉映,鸿鸟左右,众请名是洲,因名文。”可见当时淤沙成陆速度之快。 淤沙可以疏浚,元末任仁发数次开浚乌泥泾,那是因为其地位重要。明正统初年(1436年),乌泥泾课税局曾一度被革,关税并由新泾局征收,虽然正统十一年(1446年)又恢复了。这是否意味着乌泥泾镇的经济地位有所动摇,已很难再引起朝廷的关注了呢? 乌泥泾地区有新的集市兴起,渐渐取代其位置。清代后期的地方志记有附近的华泾市、长桥市。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上海知县郭经于华泾港上建华泾桥,接连南北两街。明代称华泾铺,清初聚集成镇,镇以港名。该地棉纺织业发达。民国时镇上有布庄、钱庄、肉庄、典当、油米行、南北杂货,糖坊、浴室等店摊几十家、商业颇为兴盛。 清河桥跨华亭、上海两县,连接南纵北横两条街道,俗称长桥。村也因桥得名,后发展为市镇。 清代在龙华乡关港村东黄浦江畔当年税课局的位置,又设关卡收税,故名关港。1931年成为镇,水运繁忙。 或许,乌泥泾镇的衰落真还蕴藏着什么秘密。《上海县竹枝词》有首诗云：“乌泥泾镇亘东西,十里长街旧迹迷。中被潮冲坍入浦,但留一庙在浦东。”三林塘确有座乌泥泾庙。莫非是黄浦江改道,导致了一代名镇的湮没? 漕粮海运的起始重镇,“棉花革命”的策源地,仅为其一便足以青史留名。如此不凡的往昔,他镇罕能相匹,然而辉煌过后,乌泥泾好像完成了历史使命一般，淡出人们的视野。乌泥泾在数百年间,从绚烂归于平淡,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追念和遐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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