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蔡伐楚联姻的“物证” －－吴王光鉴 － 商路通

　　文章载于《安徽博物院通讯》（总第28期，2013年12月31日）（略修改）

　　吴、蔡伐楚联姻的“物证” －－吴王光鉴

　　刘 东

　　1955年寿县西门内发现春秋时期的古墓葬一座，出土各类青铜器486件，另有金饰12件，玉器51件，其中有铭文的青铜器约60件。后经过考古人员的清理和古文字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推定墓主人为春秋晚期的蔡昭侯申。

　　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有两件青铜鉴更是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在先秦时期，青铜鉴是一种大型盛水器，此鉴高35.7厘米、口径60厘米、重28.6千克。而根据青铜鉴的铭文可知，它们乃吴王光为其女所作的陪嫁之物，反映了吴蔡两国联姻的历史，因此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后两鉴分别入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省博物馆（现安徽博物院），它们便是著名的“吴王光鉴”，后来定级为一级甲等文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宝级”文物，这样的“国宝级”文物安徽博物院总共也只有八件！

　　吴王光即吴王阖闾，春秋五霸之一，在位十九年。在他一生中，最经典的战绩莫过于攻破楚国都城郢了。在吴王光继位的第九年（公元前506年），他联合蔡国、唐国，五战楚而胜之，长驱直入攻破郢都。

　　李学勤先生结合“吴王光编钟”铭文内容研究分析，推定“吴王光鉴”的铸造时间为吴王光十年（公元前505年）周正五月初一。①也就是说在吴王光攻破郢都的后一年，将女儿叔姬寺吁嫁给盟友蔡昭侯，进一步巩固吴蔡两国联盟关系。

　　下面我们就穿越时空，来窥探春秋末年那段吴楚争霸血雨腥风的历史吧。②

　　话说公元前509年，蔡昭侯朝觐楚昭王，带去两件上好的裘皮大衣，一件献给了楚王，另一件自己穿上。楚相子常也想得到这裘皮大衣，蔡昭侯却没有给他。于是，子常在楚王面前进蔡侯的谗言，结果蔡侯被扣留在楚国三年。蔡侯后来得知是这个原因被扣留的，便将自己的裘衣献给了子常，于是得以获释。蔡侯在回国路上渡汉水时，将佩玉掷入水中，以泄心中怒火，并发誓说：“如果我下次还渡汉水去朝觐楚国的话，我就像这佩玉一样，投进这汉水中而不苟活！”

　　蔡昭侯回国后不久，出使晋国，希望联晋伐楚。公元前506年3月，宋、蔡、卫、陈、郑等十几个小国因不堪忍受楚国的侵凌，在周王室和晋国的召集下会盟于召陵，谋划伐楚之事。蔡国自然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这年4月蔡国便在晋国的授意下，灭掉了不愿来参加伐楚会盟的沈国。这下是带头与楚国对立了，楚王大怒，所谓枪打出头鸟，于是发兵围攻蔡国。

　　然而，这时作为盟主的晋国居然坐视不管，原因竟然又是小人从中作梗。晋国权臣荀寅在之前会盟时，向蔡昭侯所要贿赂不得，这次居然阻拦出兵，以报复蔡侯。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蔡昭侯只好求助于楚国的另一个对手吴国。

　　此时，吴楚之间已经争霸多年。公元前512年，吴王光曾在今安徽舒城一带大败楚军，当时吴王就想长驱直入攻下楚国郢都，但将军孙武劝说吴王：“这样的劳民之举未必取胜，还是等待时机吧！”之后的几年中，吴在与楚国的战争中又屡有胜绩，占领了楚国在江淮地区的六、潜、居巢等地。

　　公元前506年，吴王光对伍子胥和孙武说：“几年前你们说攻打楚郢都还未到时机，如今是否可以打了呢？”伍子胥和孙武回答说：“楚国腐败而贪婪，它的臣属国唐国和蔡国已经对它很不满了。大王您真的想进一步攻打楚国的话，必须先得到唐国、蔡国的支援才可以。”终于机会来到了，这次楚伐蔡，蔡求援于吴。蔡昭侯并将其子作为“人质”，放至吴国以示诚意。吴、蔡伐楚联盟就此建立，而唐侯先前也因不给楚相子常良马被扣三年，这次也为复仇加入到伐楚的行列。

　　战争很快打响，吴、蔡、唐三国集结兵力至汉水与楚军对垒，最终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境内）双方决战。楚师被击溃，楚军总指挥子常吓的逃往郑国，军心更是涣散，很快联军攻下楚郢都。

　　这场战争可谓是一场复仇之战，蔡、唐国君均曾受辱于楚，这次伐楚是为了雪耻，而吴将伍子胥这次更是为了报杀父之仇而助吴伐楚。吴王光因帮助臣下复仇，帮助邻国平恨，俨然成为正义者的形象，《公羊传》、《谷梁传》均对此大为褒奖。然笔者不以为然，所谓“春秋无义战”，我看是有道理的。

　　按李学勤先生所说，“吴王光鉴”正是在吴王光破郢后得意之时，嫁女于蔡侯的陪嫁之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吴王光鉴”正是吴、蔡联盟伐楚这段历史的直接“物证”。

　　同墓出土的还有一件“大孟姬尊”和一件“大孟姬盘”，据铭文可知是蔡女嫁于吴王的器物。它们为何出土于蔡侯的墓中尚是个迷，不过这也是吴蔡两国联姻的证物。吴国和蔡国都是与周王同姓的姬姓封国，按照周朝礼制，同姓之间是不可以通婚的。然而春秋以降，同姓封国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联姻，是当时政治的产物，也反映了周王朝的礼崩乐坏。

　　关于“吴王光鉴”的功用也值得一说，鉴盛水可以当镜子用以照容，“以史为鉴”的鉴就是镜子的意思。鉴还可以盛水用以沐浴，《庄子·则阳》有“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的记载。

　　而有的“鉴”还可与“缶”（盛酒器）配套使用，用以冰酒，《周礼·天官·凌人》有“春始治鉴……祭祀共冰鉴。”的记载，因此这类鉴又被称作“冰鉴”。“吴王光鉴”就有盛冰镇酒的用途，其内有四个环，当时应与配套的尊缶腹上的四环两两相对，并有小环相连，起固定作用，以防冰融化后鉴内的缶倾倒。此类用法还见于同墓出土的蔡侯方鉴和方缶，以及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鉴、缶组合。因此有人称它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冰箱”。

　　① 参见：李学勤《由蔡侯墓青铜器看“初吉”和“吉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

　　② 参阅《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史记·吴太伯世家》、《史记·管蔡世家》、《史记·楚世家》、《史记·伍子胥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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