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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济纳汉简是居延汉简的一部分，额济纳河是贯穿新疆和甘肃金塔的一条河流，此处曾是呈南北走向、绵延数十公里的汉代至西晋时期的一条重要军事防线，这里的肩水金关遗址、甲渠塞第四烽燧遗址、甲渠候官遗址、小方城遗址、地湾遗址等都出土过大量的汉代简牍，这些简牍统称为居延汉简，但由于考古发现的时段不同，又分别有三种不同的名称。其中1930年至1931年在这里发现的1万多枚简牍，被称为“居延旧简”，其出版物称为《居延汉简》。1972年至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长达10年的考古探察，共发现简牍2万多枚，被称为《居延新简》。1999年、2000年和2002年，考古工作者又对这些汉代的烽燧遗址进行了3次探察，共采集到汉简500余枚，这批汉简被称为《额济纳汉简》。 从这批简中的纪年简可知，《额济纳汉简》的时间从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间共87年，其内容虽都是行政文书，但可分为书檄、簿籍、律令、书检和其他等5大类，本文所介绍的“士吏典趣”简册就是其中保存非常完整的一册简书。 这册简书多被称为《士吏行政规范》，但仔细想来，这定名实在太过现代。其实，按简册的书写习惯，简册的起首简所书的就应该是标题，但也许是简文为“专部士吏典趣辄”，有点不好理解，故改用现代语言来命名。从文义上解读，“辄”或当属下读，而“士吏典趣”四字也就是士吏趋办行政的典章之意，故我们直接从简文取名，称之为“士吏典趣”简册。 “士吏典趣”简册 这卷简册（如图）共由8枚简组成，简文如下：
从形制上看，这8枚简的长度基本相同，只是在编联时有些错位，故显得参差不齐。两道编绳很完整，特别是起首简和第8枚简上的结都保存完好，说明这是一个完整的卷册，从两道编绳的位置可以判断，这是一册先写再编联的卷册；不过，如果我们根据其内容和分别章节的墨点来分析，这册简的编联次序也许有失误。因为从简文的内容上看，除了篇题简之外，其他7枚简中，有3枚简是以“告”起首者，其简首都没有分节的墨点，且都是顶边书写，故这3枚应该是一组。另3枚简是以“察”起首者，且“察”字之前都有分节用的墨点标识，因此，这3枚也应该是一组。此外，还有一枚是以“扁书”起首者，简首也有墨点，也可说明它是单独成立的。因此，我们怀疑，简序在编联时可能有误，按照上面的理解，第7枚简应该移至第3枚之后，而第4枚简应该移至最后，经调整后的简文应该如下：
这样，整册简书的内容也许更加连贯，也更便于理解，我们将第4枚移至最后，也就更能说明，这卷简册可能实际上就是一册“扁书”。简文中的“胡虏”是指匈奴人，“购赏”就是奖赏。“毋令编弊绝”就是不要让扁书的编绳弊败断绝。 所谓“扁书”，学界有不同说法，简而言之，“扁书”就是将政令、法规书之于简册或粉墙之上，张挂于高处以便“令吏卒尽诵知之”的一种法律或法规文本的公布形式。 也许因为这卷简册的内容有法律性质的缘故，故文字的书写相当平实工稳，笔画沉着内敛，线条朴实自然，横画平稳，大多无波挑之态，如“吏”字、“长”字、“虏”字的横画都平直而无变化，竖画则相对比较厚重，结尾收笔时多向左侧斜挑收笔，如“候”字、“侵”字单人旁的竖笔最有代表性。其构形以隶书为体，但又多纵向取势，如篇题简中才7字，其中“专”“部”“吏”“典”“辄”5字差不多都是纵向取势，显得舒展而俊朗。当然，在文字太多，一简抄不下的情况下，又有随机的调整，如第5枚简上的文字安排，就比较扁平而密集，这大概是一事一简的抄写要求所致。故为了要在有限的空间内抄完这么长的内容，故其用笔构形密致紧凑，与其他简文明显有别，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出不同的书体特征，而这也正是简书抄写状况的真实展示，值得关注。 （文/陈松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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