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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期刊 |人物 王献之的艺术气质 |【艺术品 · 人物】 文 / 于钟华 我在一篇文章里，将锺繇、王羲之和王献之称之为“古典三家”。锺繇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真书，王羲之则是行书和草书，王献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开创出行草书。当然，这三家并不是完全隔开的，而是某种意义上三位一体的。 晋 王献之 鹅群帖 局部 就三人的时间先后而言，可以说王献之的创新难度最大，有两位那样的巨匠前辈，非有超绝的才智，想往前走一点的压力可想而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王献之真是这样的大英雄，而其书，用唐人张怀瓘的话说，就是“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意思是说，王献之其人是才高识远，其书乃是最为风流者。在我看来，一句话，王献之是一位极具艺术气质的书法家。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会说某某人具有艺术气质，某某人很有艺术范儿，此人可能就是留着长发（当然是指男性），穿点常人不敢穿出去的衣服而已。但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艺术气质呢？今天，我们通过王献之这一艺术范儿来加以总结，或许会有发现。 第一，真有才华。 俗语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其实是有真才华方能真风流。张怀瓘称王献之的书法是“最为风流者也”，展卷一览，相信人人都会认同张氏的判断。王献之的风流来源于他的超绝的才华。什么是才华呢？我个人认为首先是语言的才华。语言的才华不是表现在话唠，而是话少，但少而精，几个字就能直指事物之要害，能发事物之内蕴。王献之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属于寡言之人。据《世说新语》载：“王献之曾与其兄徽之、操之前往拜访谢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仅寒温数语而已，深得谢安的赏识，称‘小者佳’。人问其故，谢安说：‘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世说新语·言语》记载王献之美文，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可谓寥寥数字，已尽人行山阴道中之实况，美不胜收。 才华还展现在对于一个事物准确预判的能力。回顾书法史，会发现魏晋时期乃是中国书法发展的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既是文字变革的终结点，同时又是中国书法的本源汇成期。书法的本源指的是书法的发展经过秦、汉数百年的集聚、渗透后开始形成一个泉眼，即将喷薄而出，但需要“人”这一通道的介入。所以，这就需要有才高识远者意识到这一大变局：蜕变古法，羽化而出新法。这时，王献之的眼光就显现出来了。《法书要录》记载：“子敬年十五六时，常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王羲之当时的反应是“笑而不语”。我们有理由断定王羲之是默许这个小儿子所做的这一历史性判断，而且还有几分得意，因为可以确定的是王羲之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可能正在做着这方面的尝试。试想，王献之当时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能够做出这一惊人的判断，并且对自己的父亲进行建言，这需要什么样的才华啊！ 晋 王献之 肾气丸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研究者永远研究不透的一段历史，我将之称为中国书法的古典期，锺繇、王羲之、王献之三位一体，节节推进，最终完成了中国书法得以成为中国书法的重大历史任务。历史就是这样，总有先知先觉者敏感地看到历史的车轮的痕迹，作出预判，并参与其中，最终完成任务。如果说锺繇将书法（文字）从隶书、章草这一朴实的古法中带向真书，但那层隶书的硬壳依然紧紧地裹着锺繇的书法，王羲之还是看到了这一未完成的任务，轻轻将这一粒“稻谷”外的谷壳磨碾而去，晶莹剔透的大米放出光芒来。王献之，则是看得更远、更高，在建议父亲进一步将书法（汉字）从真书推进到行书，从章草推进到今草后，自己又披挂上阵，在真行草之外别开一天地—行草。细细想来，不得不为王献之的才华点赞。 第二，有强烈的表现欲。 王献之有强烈的表现欲，这是稍微涉猎书法者都很清楚的，也是大家津津乐道之事。但凡有才华者都有很强的表现欲，但表现欲往往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而自信又是建立在强劲的实力基础之上。 孙过庭《书谱》中记有一段关于王献之的逸事：“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说是有一天，王羲之要到都城建康（今南京）去，临行之前在墙壁上题了几行字。而他的小儿子王献之看父亲走远了，于是就将父亲的字迹涂去，自己模仿一遍在墙壁上，自我感觉还是不输于父亲的。等到王羲之返回家里，看到墙壁上献之所仿字迹，长叹了一声说：“我去的时候真是喝醉了！（不然怎么会写的如此之差呢？）”献之听到后，心里感觉到很惭愧，知道自己与父亲还相差很远。王羲之在当时已经是名闻天下的大书家，所以王献之总是将父亲作为自己潜在的效法对象，同时也是竞争的对手。他强烈的表现欲望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既希望写得和父亲一样好，心里还有点不服气，加之可能父亲也很少表扬他，所以才有这样的举动，也希望能够获得父亲的夸奖。我们可以假想，如果王羲之回来没有看出是儿子的假冒之迹，王献之定会告诉父亲这乃是他的仿作，这样表明自己的书法水平已经和父亲相当了。 王献之也一直认为自己的书法是超过自己的父亲王羲之的。同样是孙过庭《书谱》中记载：“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谢安曾经问王献之：“你的书法和你父亲相比怎么样？”王献之自信满满地回答：“当然是我超过我父亲了。”谢安说：“可是社会上并不这样认为啊！”王献之又回答说：“一般人哪里懂得？”这真是自信得不得了。 王献之不仅仅和王羲之比高低，凡是当时有书名的，可能都是他潜在的竞争对手。历史记载说谢安在当时是以善写尺牍书而闻名，而且对于王献之的书法颇不以为然，这一下子就点起了王献之的不满和表现欲。“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王献之于是写了一封书信给谢安，估计也是反复练习，抄了好几遍的，觉得非常满意了方才寄出，并且夸了口，说谢安肯定会保留下来的。结果，谢安老先生直接就在王献之书信的后面写了回信，这可是奇耻大辱，不但不存留，竟然还在书信后面直接写回信，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惜，我们今天看不到王献之收信后反应的记载。 晋 王献之 保母帖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第三，有真性情。 真性情首先是重感情。王献之的婚姻有过波折。王献之第一次结婚娶的是他舅舅郗昙的女儿郗道茂，婚后两人感情很好。遗憾的是，王献之竟然被简文帝的第三女新安公主看中了，于是被迫与郗道茂离婚，与新安公主司马道福结婚了。正是为此，献之常常觉得对不住郗氏，直到临终前，家人按照道教消灾除厄之法为他上章，让他说出自己心中认为自己平生最大的过错，献之说：“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不久就病卒了。可见王献之的重感情。 王献之乃是性情中人，兴之所至，不拘于形式。南朝虞龢《论书表》对此多有记载。比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纱裓衣，着诣子敬；子敬便取书之，正、草诸体悉备，两袖及褾略周。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耳。”见人着白色衣服，便在衣服上面直接书写，献之可谓性情之人。再比如“子敬为吴兴，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欣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子敬往县，入欣斋，欣衣白新绢裙昼眠，子敬因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羊欣乃是王献之的外甥，书学王献之，也是王献之的忠实粉丝。献之听说这个外甥字写得已经有模有样，便欣然前往，于是发现羊欣所着白衣，便又书兴大发，挥洒一通。想想，今日还真是少了如王献之这般风雅之人，当然，也是因为没有愿意以自己衣服让他人书写之人了，风雅、性情都是要有对象的。 第四，真能下功夫。 我们有时会过多地强调一个艺术家的天赋、气质等，而忽略艺术家在艺术上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汗水，一个真正具有艺术气质的人，总会体现在人后的下大功夫，王献之也是如此。历史关于这方面直接的记载不多，但可以通过一些事情看出这一点。 记得幼时常听家长、老师讲的一个励志的故事，就是关于王献之的。说是有一天，年幼的王献之问母亲郗氏：“我只要写上三年就能赶上父亲的书法水平了吧？”妈妈摇摇头。“五年总行了吧？”妈妈又摇摇头。献之急了，冲着妈妈说：“那您说究竟要多长时间？”“你要记住，写完院里这十八缸水，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献之一回头，原来父亲站在了他的背后。王献之心中不服，啥都没说，一咬牙又练了五年，把一大堆写好的字给父亲看，希望听到几句表扬的话。谁知，王羲之一张张掀过，一个劲地摇头。掀到一个“大”字，父亲表现出了较满意的表情，随手在“大”字下加了一个点，然后把字稿全部退还给献之。小献之心中仍然不服，又将全部习字抱给母亲看，并说：“我又练了五年，并且是完全按照父亲的字样练的。您仔细看看，我和父亲的字还有什么不同？”母亲果然认真地看了，最后指着王羲之在“大”字下加的那个点说：“吾儿磨尽三缸水，惟有一点似羲之。”当然，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无从考证，既然把这个故事安到了王献之的头上，表明王献之应该是在书法上下过很大功夫的。 晋 王献之 洛神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说上面这个故事不一定完全靠谱的话，那么下面的这个例子则是确有记载的。传唐人褚遂良有临王献之《飞鸟帖》，帖中有云：“臣年二十四，隐林下有飞鸟，左手持纸，右手持笔，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经一周，形势仿佛。”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通常会报之一笑，以为这是古人的无稽之谈。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史载蔡邕受笔法于神人，王羲之随白云先生得笔法等。站在今天进化论加无神论的语境中，自然会认为古人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神话书法。事实上，古人并非如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一方面是他们所记述的可能恰恰是真实的事情，只是由于我们未能遇到，尤其是我们未能深入到那个地步而已；另一方面则是古人心里早已是心知肚明，并未将“神人”“飞鸟”以神话看待。 《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功也，精诚之极也。”由此可知，古人看得很清楚，心里也很明白。我这里想说的是，从中可以看出王献之对于书法是殚精竭虑，是相当用心思的，是下过大功夫的，没有“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何来的“飞鸟衔帖”。 第五，蔑视权贵。 真正有着艺术气质的，或者说真正的艺术家、有艺术范儿的，往往是要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这自然会不为人所役使，于是就会表现出不与权贵相合作。 晋 王献之 临江帖 《世说新语·方正第五》记载：“太极殿始成，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箸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长。’谢以为名言。”此事说的是公元378 年，皇城修建的太极殿刚刚竣工，有人提议，让王献之为大殿题榜。这时的王献之在谢安公府任长史，于是谢安就转告王献之这件事，被王献之断然回绝。对于一般人来讲，会认为能够为如此重要的建筑物题匾额，是何等荣耀的事，所谓“以为万代宝”。但在真正的艺术家—王献之看来，书法乃是艺术家向世人展示风流的雅事，而上榜题匾额，乃是为人所役使，岂不混同于工匠？王献之还很不客气，拿韦诞悬高题匾之事，讽刺“魏阼之不长”，隐晦地说明自己题写匾额有损德政，弄得谢安无言以对。 文中所举韦诞题匾之事， 见于《世说新语· 巧艺第二十一》，文章是这样的：“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对于这个题匾之事，韦诞也是深以为耻，所以才告诫自己儿孙不要学习书法，以免为人所役使。所以，张怀瓘评论王献之说他虽然喜欢主动为人作书，但是“人有求书，罕能得者，虽权贵所逼，了不介怀”。 这也成为中国历代书法家的一个传统。 正是王献之的这种不畏权贵、真性情等一系列的高贵品质所综合而成的艺术气质，才有王献之的风流倜傥的行草书的出现，张怀瓘更是根据他的书法，推测他的书写乃是“偶尔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不从于外”。一副典型的艺术家派头。非其人，焉得有此书，信焉！ （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选自《艺术品》2018-12 总第8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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