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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汪曾祺小说的传统文化性(青年文学家 )(陈放)

 阅读美丽星空 2019-10-02
2019-09-16 03:09:33 青年文学家 2019年24期

陈放

摘  要:汪曾祺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影响和制约。这些思想精神充分体现在其小说人物和事件的描绘和刻画之中。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汪曾祺并没有割裂开来,既有儒家的“仁者爱人”朴素和谐的深度,也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生境界。此外,小说中又充分体现庄禅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意境。可见,汪曾祺小说中深刻体现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辩证统一的领悟与解读。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传统文化;仁者爱人;天人合一;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4-0-02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先生的乡土抒情小说的传统,使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平淡恬静、和谐温馨、充满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和天国仙境的梦幻情调,从传统的文化角度再现了乡土文化的魅力和民族心理的觉醒,更渗透出其传统文化性。

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一般都认为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就是指出了面对传统文化要具体分析,既不可全盘否定,也不可全盘继承。但笔者认为精华和糟粕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它是以研究者的价值观为标准来衡量和做出判断的,因此这种判断常常会不自觉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对于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往往众说纷纭,没有一个规范的评价尺度,因而很难达成一致性。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应当采取两重性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的两重性体现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上,即人们往往把区分精华和糟粕作为批判继承的依据,在这样做的同时,笔者以为人们往往把精华和糟粕看作传统文化中可以截然分开的,独立存在的两个部分,因而也把批判和继承看作截然分开、互不相干的事。讲继承就以为是全盘接受,不加改造,讲批判就以为是彻底否定,不能有所继承,这样机械的划分,就不会有真正的批判继承。具体来说,就是要从传统文化的具体的、特殊的形态中,找出其具普遍性的因素,继承、吸取;在找到了具普遍性的因素之后,还要对当前的现实进行研究,对传统加以改造和发展,赋予它新的内容、新的解释,还有新的时代精神,使它适应于现代的条件,从传统的具体形式中抽取出普遍性的因素,是从个别到一般,对传统的基本精神进行改造、发展,使它适应于新的时代需要,是从一般到个别。这个过程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和发展。批判不是单纯地否定,而是为了继承;继承也不是单纯地继承,他以批判为基础,并且继承中有改造、有发展。这个过程是批判、继承、改造、发展的统一,体现了文化发展中变与不变的统一。

这种对于传统文化两重性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着深刻的体现。汪曾祺出身于书香门第世家,从小耳濡目染文学世界的魅力所在,为他今后的写作生涯铺就了良好的基石。他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说,在写作的思维过程中,总是离不开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渲染。在他的很多小说作品中都有积极的儒家思想的表现。比如,《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文随想》中多次提到,他欣赏孟子的“仁者爱人”思想,也欣赏“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境界。可以说,儒家思想以“仁”为主体内容,以忠孝为社会伦理道德核心,这社会人际关系发展中,主张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又如,他笔下的鄉医生淡人急公好义,在齐胸的洪水中来往奔波治病救人,他给穷人看病不收诊费还白送药线;水手陈泥鳅,救活人不计报酬,冒险捞死人却将钱周济孤寡老人等,又如《鸡毛》中的金先生等小人物[2]。从汪曾祺平和的叙述语中透露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质朴真挚的情义,以及他对人的尊重与宽容的爱,这也正是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仁爱之心”。汪曾祺笔下这些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有这样的境界和人生态度,跟其儒家思想的精髓密不可分。他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对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为人处世刻画的丰富生动,被大众好评和欣赏,也正是他作品中儒家思想精髓的深刻体现。

汪曾祺的小说中将各色人物都描写得生动形象,将其生活的背景和行为紧密结合,不仅表现出真实的社会生活,更突出小说人物的性格特点。而这种性格特点是被大众所广泛接受和欣赏的。他的很多小说中都并没有刻画人物美好的一面,而是有悲情,有愤怒,有无奈,有随性。但他并没有给出好与坏的评判,也并没有过誉或低估谁的社会性和影响力,而是充分展现出真实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表现,这也充分说明汪曾祺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刻画是饱满真实和立体的,在展示其行为中,有充满了儒家思想中的各种正能量,也凸显出生活艰辛困苦背景中各色人物的觉醒和奋进。

汪曾淇认为他主要受儒家的思想影响,而其实在他的作品中也深刻体现出了他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他曾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但我追求的是和谐,希望寄崎岖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他们糅在一起”[3]比如,汪曾祺的《钓鱼的医生》中的王淡人,《异秉》里的陈相公以及《老鲁》里的教师们,汪曾祺在描写其行为方式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其与自然界割裂开来,而是充分将其融入到自然地清新明媚,宁静致远的意境中。这也正充分体现了其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高度境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非将自然可看成超越人类的一种客观存在。“自然”是“人”的自然,而“人”又是“自然”中的人。因此,这种“天人合一”的意境是自然中有人,人中渗透着自然气息的和谐统一。而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也让自然更馈赠给人类一种幸福和温馨的生存状态。这些哲理和精神在汪曾祺的很多小说作品中都充分得以体现和展示。而如此美妙和谐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不能不说明汪曾祺接受并吸纳了传统道家哲学中超然自得的内蕴。

总而言之,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受人瞩目,被人推崇,不仅仅是其写作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运用了传统文化思想精髓。他在对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借鉴和吸纳时,并没有将儒家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刻意分开,也没有将两者看作是独立存在的两个部分,而是充分展现人性本身的多重视角和多重魅力。作品人物中有儒家思想“仁者爱人”精髓以及超脱的人道主义精神实质,也有庄禅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意境。在汪曾祺笔下,将这两种哲学思想巧妙地熔铸于他的小说人物刻画中,从而达到一种朴素和谐的统一境界,让人赞不绝口,流连忘返。汪曾祺正是合理地利用了儒道两家哲学中各自存在的两重性的特点,才将儒道两家思想在继承中加以改造、吸收和利用,在批判中不追求全部否定,而是有所继承,才使他的作品经久不衰、耐人寻味,这也正是汪曾祺小说的真实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著. 《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2]汪曾祺著.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汪曾祺、施书青. 《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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