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斯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琅琊石刻就是由李斯亲自执笔，写下的一篇为秦皇歌功颂德的文章。在古往今来的君王之中，鲜有伟大的君主不爱听臣下对自己的阿谀奉承的。所谓千秋功名，立功就是为了图名，希望自己千百年后依然被人们所铭记。 而除去文章中的奉承话，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说的就是“重农抑商”，这一贯穿封建社会始末的政策推动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鼎盛，却也抑制了中国的内在变革。“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就是我们熟知的“书同文、车同轨”。而“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在表明秦王朝版图的同时，也说明了秦朝是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  秦王朝版图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王朝，其制度以其开创性成为后世王朝效仿的典范。毛主席曾说：“百代皆袭秦制”，足以说明秦朝对中国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秦朝在政治上留给后世王朝的有这么四套制度，或者说四件法宝，其一是皇帝制度、其二是中央官制、其三是地方行政制度、其四是秦律法制。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开创性和奠基性的王朝，从大秦帝国留给的后世四套制度中，我们也能看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四大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问题。  一、皇帝制度——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公元前221年，秦王扫六合，建立了秦朝。作为古往今来第一个一统天下的君主，秦王嬴政踌躇满志，不再满足于“王”的称呼。丞相李斯提议以三皇五帝中最为尊贵的“泰皇”作为国君新的称呼。秦王政自认“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称‘皇帝’”，嬴政为第一位皇帝，称“始皇帝”。曾有人说皇帝称号是嬴政的自我意淫，这种观点荒唐至极。虽说该称号固然有嬴政的自鸣得意，但这一称呼契合的是一个新事物的产生，自然要有与之相配的新名称。皇帝不仅仅是一个尊号，更是一种权力的代称，是一个制度的名姓。  所谓皇帝是中国封建政体的核心，皇帝是王朝法定的国家首脑与最高权力执掌者，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国家唯一的法定最高政务决策者，有权指挥和决断自中央到地方的一切事务，皇权独尊与皇权至上是其根本特征。
这一制度的建立是契合我国的国情的，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是无法高效运转的。简单的来说，农业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灾荒年份需要大规模赈济，战争时期需要抵御外敌。就拿秦国的郑国渠来说，在两千年前的生产力条件下，想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如果没有秦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其困难势必是巨大的。而汉武帝常年对匈奴发动战争，如果让商纣王或者周武王去做，他们也要望而却步。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优势可见一斑。 但这种制度也有其先天性的缺陷。皇帝在创立之初表明了其“独尊”的特性，这是带有封闭性的权力，对于权力分享有着天然的排斥。但问题在于权力实体是唯一的，而这个国家的规模是庞大的且在不断增长，这就意味着皇帝如果想要独自掌控国家就不得不极度的勤勉。据说秦始皇就是每天都要批阅上百斤的奏章，虽然当时的文字载体是竹简，但这仍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而秦始皇五十岁便溘然长逝，恐怕与长期的辛劳也分不开关系可见，皇帝是无法做到权力独享的。 
而实际上古代政治对这一问题有着合理的安排，那就是设置宰相。皇帝是法定的国家元首，而宰相是政府首脑。宰相是协助皇帝来处理政事的，他拥有“开府议事”的权力，享有提案与审议的权力，而决策权归皇帝所有，这就帮皇帝大大的减轻了工作负担。除此之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滥用。可以说，这种权力的二元设置是十分合理的。 可问题就在于皇权的“独尊性”，它本身不愿意进行权力分享，更不愿意被限制。于是围绕着两大权力之间的斗争一直贯穿了封建王朝发展的始终。直到明洪武年间，宰相胡惟庸被废黜，随之而来的是丞相制度的废除，朱元璋同时严令不得复辟丞相制度。但那又怎么样呢？朱元璋不得不日日操劳，他受得了苦，他的儿孙未必能受得了。朱棣深感政务繁杂，但又碍于祖训，以及他自己也不想让丞相限制自己，于是就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内阁。不给内阁实际权力，只让内阁给自己出谋划策。看似是巧思，实则是无奈。  明后期皇帝比朱棣更为怠政，内阁的权柄愈发煊赫，一度出现了凌驾于六部之上的局面，俨然“宰相”。但这种没有法理依据的只能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权力，终究于局势并无改观。皇权在明清达到极盛，也自此而衰，其弊端愈发凸显。 二、中央官制——集权与分权的变动秦始皇在创立王朝之后，又创制了一套中央官制，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三公九卿制度。这是帝国的中枢，在宏观上维持着帝国这个国家机器的运作。三公是为：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九卿是指奉常、廷尉、治粟内史、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不过，这一制度有着极大的变动性，与皇帝制度延续千年相比，他并不稳定。  到了汉代，三公九卿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汉景帝开始就对部分官职的名称进行了更改，比如奉常为太常、卫尉为中大夫令、廷尉为大理......汉武帝时期也改大行令为大鸿胪、郎中令为光禄勋、太尉为大司马，同时汉武帝时期的中央还分一个内朝官（中朝官）与外朝官，而内朝官是指有别于以丞相为首的法定官职的直接归皇帝差遣的官员。 要说的是，这些更改并不是简单的改个名字，而是政治实践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就比如太尉变为大司马，我们都知道太尉在设立之初就是虚职，而汉武一朝的田蚡也当过太尉，在他被废黜后太尉就一直虚设。而当时的卫青霍去病二人因为战功，在军队中威望甚重，两人又都是大司马，因此太尉的职能就转移到他二人身上，太尉也就改为大司马。  在隋唐时期，更是出现了“三省六部制”。不再将政务、军事、谏议三权并列，而是改为提案、审议与执行三权并峙，其虽然与现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并不相同，但也称得上是一种“古典的三权分立”。其出现意味着“三公九卿制”的寿终正寝，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种权力分配实际上是对相权的分割，是皇权加强的体现，却在客观上营造了一个稳定合理的政治秩序。但在皇权独尊的政治环境下，它注定也不能长久，皇帝会不断对其“加水稀释”，直至相权的窒息。这一变化的最后，就是封建政治逐步走向呆滞，不再是文明的助力，而是文明的羁绊。 三、地方行政制度——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始终萦绕在中国古代乃至现代政治家心头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
我们都知道，在周武王灭亡商朝后，大封天下诸侯，创立了分封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而周之所以实行分封制度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上古三代”时期，天下有大大小小无数个势力，他们因为共同的利益听从周人的指挥，可不是想给自己找个领导。西周也只是众多部族中的一支，没有统一的实力，也就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分封制下，诸侯就是独立主权国家，除了一定的义务之外，其国政不受周天子干涉。周天子只是“天下共主”或者叫“盟主”，而非“天下主”。  因为诸侯是独立主权国家，享有封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等一切大权，而约束他们的只是礼乐制度，这种平衡就显得极为单薄。这种制度想要维持下去，除非周王室一直强大，而且各诸侯国实力不能有变化，但这显然不可能。 当秦国建立后，它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问题。以王绾为代表的儒家的方案是回到分封制，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方案是推行郡县制。要说的是郡县制并非李斯首创，而是从“商鞅变法”时期就一直在秦国推行，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实践。秦始皇也许并不忧心分封制下“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但你要建立分封制，就要秦始皇把偌大的土地的控制权拱手相让，你猜他同意吗？
因此秦朝实行的是郡县制，也就是秦朝对地方实行自上而下的直接管理，而不是间接统治。但也许正是秦朝的这一步迈的太大了，秦朝带给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使一些旧势力跟不上节奏，秦朝的统治也在矛盾的堆积中走向崩溃。  汉高祖在即位后同样要面对这一抉择，不过汉高祖好像有选择恐惧症，哪个都不敢放弃，于是走了“中间路线”，创立了一个“郡国制”。但郡国制下的王国权力还是太大了，其弊端仅几十年就暴露了出来。“七国之乱”的爆发给了这一制度一记耳光，也让汉朝皇帝认识到郡县制的好处。汉武帝在位期间为了打压诸侯势力，不仅推行了“推恩令”，同时还颁布了诸如“酎金律”、“皮币”......一堆办法来削弱诸侯的实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诸侯走向式微，汉朝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自此之后，分封制越来越难得到统治者的认可。而各王朝的地方制度虽各有不同，但总体思路还是中央集权。 四、秦律法制——儒学与法学的地位
一直以来，我们都说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是其灵魂。但其实法家的影响从未从中国古代王朝中退去，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汉《九章律》、《唐律》这些法律条文的存在。儒家是不需要法律的，儒家强调“仁”与“德”，讲求“羞恶之心”与伦理规范。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其中的刑不上大夫不是说不能给大夫动刑，而是指贵族犯了罪就应该自己了断，用不上刑罚，以免失了贵族的体面。这是儒家认为的有关刑名的理想状态，也是讲求贵族精神的上古时代的理念。但自打社会进入春秋时代，尤其是战国时代，这些观念就荡然无存了。春秋还有宋襄公，战国以来连“假仁假义”也没人提了。 
罗马在共和国时代由习惯法走向了成文法，而中国也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了自己的法治观念，形成了法家学说。魏国的李悝编写了《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其对后来的商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影响到了后来的秦国与秦朝。 秦尊崇法家学说，以吏为师，有着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事无巨细，皆有法律条文。但恐怕后人对于秦法的印象只有“暴烈”二字，但其实秦法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只是被后来人妖魔化了。其中最典型的当属陈胜吴广案了，我们都知道陈胜吴广是秦朝征发的徭役，因为大雨耽误了日期，因为法律规定“失期法皆斩”所以揭竿而起。但其实据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证明，秦律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而是明明白白的写着：为朝廷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二甲。迟到三天到五天，斥责；六天到十天，罚一盾；超过十天，罚一甲。所征发人数已足，应尽速送抵服役处所。降雨不能动工，可免除本次征发。 事实证明，不是秦法残暴，而是有心人故意为之，当时不识字的人太多，法盲只会更多，大家没头没脑的闹革命，都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 而西汉在建立后，迅速重建了社会秩序。它靠什么重建的呢？当然是依据秦朝的政治框架，包括秦朝的法律体系。别忘了，萧何当年从秦宫抢救了大量的典籍图册，对于治国理政，这是最宝贵的财富。萧何在秦律的基础上编写颁布了《九章律》，分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九篇，前六篇与秦律相同，后三篇新增了关于户口、赋役、兴造、畜产、仓库等项的规定。后来又新增了傍章律、越宫律、朝律三篇，将其扩充为《十二章律》。 你看，西汉是不要法律吗？不，他要。他是反对秦律吗？不，他也不反对，还要拿来用。所以说秦法暴烈就是一个伪命题，何以一个坏的法律换了一个朝代就又成仁政了呢？可见，秦的失败是怪不到秦法头上来的。 儒家成为封建王朝的的正统思想后，似乎是以儒道治天下，但事实上是形成了“儒皮法骨”的新模式，儒学是外在形式，法学是内在逻辑，这一模式同样贯穿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始终。 小结：宏观的角度看历史，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规律兴亡更替，没有那个朝代能逃过这一命运。重要的不是王朝存在时间的久远，而是其存在期间所达到的成就的高低。在这一意义上，秦汉隋唐宋明都是伟大的王朝，没有谁比谁更合理，更没有谁比谁更正义，只看谁更符合时代要求，谁做的更好。 大秦王朝虽然二世而亡，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朝代，秦朝所制定的政治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主席所说的“百代皆袭秦制”一点也不为过。而今天，我们不去分析秦朝暴亡的原因，单从秦朝为后世留下的四套制度入手，更看到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面临的四大问题: 一、皇帝制度——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二、中央官制——集权与分权的变动 三、地方行政制度——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四、秦律法制——儒学与法学的地位 对于历史，过分的贬抑与赞美都是不可取的，不以公正为目的的评判更无必要。更多的，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从而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规律，并从中得到启发与指导。 文│历史飞扬裕宗 图│网络与制作 青花瓷一般制作精美却又色泽淡雅，青铜器一样体量厚重而又造型独特，这是飞扬看到的历史，愿与你一起共赏。 点击下方加入飞扬的专属圈子，有围墙，不迷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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