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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是我国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它崛起于清康熙年间，衰微于民国初年，前后绵延200余年，麋集作家1200余人，创立了系统丰富的散文理论，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传世作品。规模世所罕见，影响及于海内外。因为它的创派始祖和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安徽桐城人，所以世人将他们和追随他们的作家群统称为“桐城派”。桐城派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开宗立派、集成光大和式微落幕三个阶段。 下面，笔者不揣浅陋，就从这三个阶段入手，谈谈桐城派的发展源流以及形成的原因，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开宗立派 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大约从康熙年间到乾隆中期。主要代表人物为桐城的戴名世、方苞、刘大櫆。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号南山，死后世称宋潜虚先生。早年不乐仕清，以教书卖文为生，热衷于搜集南明史料，准备修编明史。晚年眼见清人统治日益巩固，社会逐渐安定，抵触情绪渐消，参与科举考试，中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第二名（俗称榜眼），官翰林院编修。 两年后，《南山集》案发，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其“恃才放荡”“语多狂悖”，刑部上奏时上升到“悖乱”，最后定案竟成了“大逆”，层层加码。两年后被斩，牵连300余人。《南山集》是戴名世的散文集。50岁时，门人尤云鹗为其编辑刊行，本是学生给老师贺寿，没想到却将老师送上了断头台。戴名世论文主张“言有物”“修辞立其诚”，提倡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首开了桐城派的先河。 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晚号望溪。寄籍江宁。少有文名，20岁中秀才，次年到京师，大学士李光地见其文认为是“韩欧复出”，39岁应礼部试，中进士第四名，但因母病急归，放弃了殿试。方苞与戴名世是表弟兄，他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亦亲戚。方苞曾为《南山集》作序，44岁时《南山集》案发，被牵连下狱。因《南山集》中提到桐城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方苞又为《南山集》作序，康熙十分恼怒，见折下令：“案内方姓人俱是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其实方光琛不是桐城人，方孝标也不是吴三桂大吏，封建株连，可见一斑。 最终方苞被判死刑，家人没入旗籍。后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俟机相救，康熙朱批“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再命以白衣入值南书房。55岁充武英殿修书总裁，官至礼部侍郎。戴、方二人，一杀一放，正是康熙恩威两手统治策略的体现。 方苞文名动天下，而他所提倡的“义法”说，则是其文论的核心，确定了他作为桐城派奠基人的不二地位。他在《再书货殖传后》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文章既要注重内容，也要注重形式，并且要做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 雍正十一年，他为和硕果亲王主编了《古文约选》一书，更为天下士子提供了一部“义法”示范书，当时即“刊授成钧诸生”，乾隆初“诏颁各学官”，成了官方古文教材，应该说比现在的部颁统一教材还要高一筹。而他为此书所写的贯穿“义法”的序例，自然也就有了“钦颁”的权威性。这实际上就是为清代散文制定了标准和规则，为桐城派的发展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方苞著作宏丰，弟子甚众。著作主要有《方望溪全集》《古文约选》，以及一些解经析疑之作。弟子主要有叶酉、王又朴、沈庭芳等，而能继其衣钵者则首推刘大櫆。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号海峰。方苞和他并无直接师承关系，但却有提携之恩。刘大櫆早年以布衣游京师，方苞见其文极为叹服，说“如苞何是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意思是说我方苞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县的刘大櫆这个后生，才真正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啊！ 然而在科举方面，刘大櫆却是龙门点额，屡试不就。雍正时两举副贡，乾隆时应博学鸿辞，皆未成正果。晚岁为安徽黟县教谕数年，一生怀才不遇。有一副对联对他确是量体裁衣，形神毕肖： 白发萧然，半盛寒灯，替诸生改之乎者也； 黄金尽矣，一枝秃笔，为举家谋柴米油盐。 读来令人心酸。或许正是文穷而后工，他的文章却是别有风致，气势生动，情感洋溢。他继承了方苞的“义法”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认为“神气见于音节，音节见于字句。”义法神气的统一，便使文章灵动了起来，更具有了可读性，弥补了方苞长于理而短于情的缺憾，是对方苞“义法”说的发展，于桐城派起到了承上启下和中坚的作用。 刘大櫆的著作主要有《刘海峰诗文集》《论文偶记》等。他一生授徒，桃李天下，主要有桐城的姚鼐、王灼，歙县的吴宝、程晋芳，常州的钱鲁斯等。钱鲁斯、王灼又以师说诵于阳湖的恽敬、武进的张惠言等，恽、张又有再传弟子，且多为阳湖人，自成体系，世称“阳湖派”，实为桐城派的一个别支。 从戴名世到方苞再到刘大櫆，桐城派已基本形成。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借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之口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后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也说：“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由此可以看出，方苞、刘大櫆确实是桐城派的开宗主派人物。为什么不提戴名世？主要是因戴名世被杀而避讳。正像人们习惯称方苞、刘大櫆、姚鼐为桐城派“三祖”而排除掉戴名世一样。这对戴名世而言，多少是有欠公允的。 集成光大 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大体从乾隆中期到十九世纪末期。主要代表人物为姚鼐和“姚门四杰”、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 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世称惜抱先生，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充四库全书馆编修官。因汉宋之争，和纪晓岚多有不合，中年弃官从教，先后主讲江宁钟山、扬州梅花、徽州紫阳、安庆敬敷书院四十年。 姚鼐的伯父姚范与刘大櫆是挚友，姚鼐早年得以向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曾写诗赞其“君方及壮多宏才”“后来居上待子耳”。姚鼐果然不负所望，成为桐城派之集大成者，将桐城派推向鼎盛，推上了清代文坛盟主的高度。 清代初期，加强对汉人和汉族士子的思想控制，是清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因而大力提倡理学，桐城派尊崇程朱，发展正当其时。而到了乾隆时期，天下已定，号称盛世，通过科举，知识分子阶层不断壮大。分流人才，让广大知识分子皓首穷经、终老书斋，便于掌控，这是清统治者所祈望的，于是汉学渐盛，以至出现了乾嘉时的汉宋之争。汉学长于考证，而这正是宋学的不足。 姚鼐审时度势，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文论观，使桐城派继续站稳了散文理论的制高点。他的散文名作《登泰山记》便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诠释。 姚鼐登泰山，赞泰山之美、叹山河之壮，这就是“义理”；他说“泰山正南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这就是“考证”；他写道：“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多美的文辞啊，这就是“文章”。另外他还从美学的角度提出了“阳刚”“阴柔”之说等，这些都是桐城派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至此已臻完善。 姚鼐口播笔耕数十年，著作等身，弟子遍布。著作主要有《惜抱轩诗文集》《古文辞类纂》等。弟子则以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最为著名，前4人号称“姚门四杰”，方东树、姚莹、刘开俱为桐城人。经他们躬身力行，广加宣传，“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余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一时形成了“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四杰中梅宗亮、姚莹尤值得一提。梅宗亮（1786—1856）江苏上元人，进士，官户部郎中。姚鼐卒后，其实就是他继主文坛，提倡“因时而变”，高徒云集，南北诸省，皆有传人。著有《柏枧山房诗文集》。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姚鼐侄孙。嘉庆十三年进士，福建平和知县。相较而言，他的军功比文学成就还要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抗英英雄，一扫桐城派文人的纤弱形象。鸦片战争期间，奉特旨为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他和总兵达洪阿通力协作，多次打败进犯台湾之英军，斩获甚多。大陆沿海各口岸纷纷陷落，而孤悬海外的台湾独完，居功甚伟，受到朝廷嘉奖，进阶二品。 但南京议和后，受英人诬告“冒功”入狱，平反后入藏处理两呼图克图争端，转为广西、湖南按察使。著有《中复堂全集》。另有《东槎纪略》《康輶纪行》两书，于台湾、西藏风土人情、疆界区域记载较详，是我国对该两地行使主权的有力史料。 姚鼐弟子中，还有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道光进士，湖南湘乡人。曾在清廷六郎中的五部当过侍郎，可谓是“侍郎专业户”。太平军兴起后，回乡办团练，继而扩编为湘军，镇压太平军，后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被视为“同治中兴”的功臣。 他私淑姚鼐，曾说：“国藩之初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也”，“国藩服膺有年”。藉其本人素质、政治实力、社会影响，网罗了大批桐城派文人，并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那就是论文于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之外，强调“经济致用”，也就是要能经国济世，于现实有用，于社会有功。因而使文风为之一变，以致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又一别支。 曾国藩的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名重一时，人称“曾门四弟子”。黎庶昌历任驻英法德日四国参赞，又为出使日本大臣，薛福成为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大臣，两人都主张振兴工商经济，提倡社会改良，推行实业立国。 张裕钊、吴汝纶立教燕冀，主张教育改良，弟子多达数百人。吴汝纶曾被聘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到日本考察新学，归国后未及继任，回乡创办了桐城中学堂，即今桐城中学，并亲题“勉成国器”匾额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楹联。他们四人在坚守戴、方、刘、姚“桐城家法”的基础上，又很好地践行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观。 式微落幕 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大体从十九世纪末期到民国初年。主要代表人物为桐城的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 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桐城派也同样面临着“世变”的挑战。曾国藩及其弟子虽能“因时而变”，继续广大着桐城派的门庭，但那毕竟是强弩之末。曾国藩而后，下世的光景便渐渐显现，人数虽多，区域虽广，但威望和影响却远不及乾嘉时期。 这种趋势在当时是一种渐变，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桐城派被置于批判的地位，渐变则成了巨变。陈独秀将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与明代前后七子以及归有光并列为“十八妖魔”，钱玄同、鲁迅更将他们斥之为“桐城谬种，阳湖妖孽”，加速了其走向历史的尽头。这一时期，能够坚守阵地，领军桐城派的主要人物当数前面所说的“一马二姚”了，尤以马其昶声誉最高。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先后执教于庐江潜川书院、桐城中学堂、安徽高等学堂等。曾任清廷学部主事、民国清史馆总纂。著有《抱润轩文集》《桐城耆旧传》等。 姚永朴（1862—1939），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姚莹之孙。曾任安徽大学教授。代表作有《文学研究法》《旧闻随笔》等。姚永概（1866—1923），字叔节，号幸孙，姚永朴之弟。曾任安徽太平县教谕、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等。他们潜心治学，处世低调，默默为桐城派的天空涂抹着最后一缕亮色，搏得了桐城派的“殿军”之称。在新文化论争中，他们不显山不露水，仿佛超然物外，显示了他们独特的识见和定力。 此时，甘愿为桐城派披上战袍冲锋陷阵的首推林纾。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光绪举人，任教于京师大学堂，自己不懂外文，却曾依靠他人口述，用古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70余种，包括小仲马的《茶花女》。他和严复、吴宗祺等都是张裕钊、吴汝纶的弟子，膺服于桐城派，因是福建侯官人，人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流的一个分支。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一马二姚以及林纾等人的相继离世，在清代文坛独领风骚二百余年的桐城派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也是时代的必然。 形成原因 桐城派已经成为历史，当我们今天寻源溯流、掩卷长思后，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仅凭桐城一邑之地，为什么会出现“桐城派”这种声势浩大的文学现象呢？ 首先是社会政治因素使然。清人入主中原，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思想理论来归聚统一汉人尤其是汉族士子之心，以证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桐城派是一个文学流派，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流派，它尊崇程朱理学，能得到广大汉人和汉族士子的认同，因而，也就获得了清廷的认可和支持。 其次是散文发展的必然要求。振叶寻根，观澜索源。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散文的国度。从最早的甲骨卜辞，到商周金文，到古文《尚书》，到秦汉散文，到唐宋八家，有着优秀的散文传统。但到了明代，由于“台阁体”的出现，前后“七子”的鼓吹、散文发展走上了一条脱离社会、脱离现实、空疏浮泛的歧路。许多有识之士针砭时弊，躬身力行，呼唤着散文的回归。于是秉承程朱理学、尊崇秦汉及唐宋八家的桐城派便应运而生了。 再次得益于桐城的独特因素。在社会政治因素和散文发展要求的双重作用下，即便不是桐城派，也可能会有别的什么“派”或形式的出现。但它却偏偏出现在桐城，除了共性因素，当然少不了桐城的独特之处。 简而言之，主要有三点： 一为地域因素。姚鼐认为桐城具有“天下奇山水也”，“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乍听似乎有点玄，但从“师法自然”的角度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从他们有关桐城的山水游记中即可体认到。更重要的是桐城古为“七省通衢”，明属南直隶，既享南北文化交流之利，又得易开风气之先。 二为历史因素。桐城古为桐国，汉为舒县地，唐置桐城县。数千年文明古邑，文化积淀丰厚。唐有曹松、宋有李公麟，一以诗名，一以画显。而唐宋八家中的王安石、苏轼、苏辙，以及诸如汉武帝、王守仁、梅尧臣等都曾来游，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遗迹，耳濡目染，见贤思齐，厚积薄发，陶冶而成。 三为教育因素。桐城元明多移民，勤劳奋发，耕读传家，素以“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传为家训。《桐城耆旧传》载：“城里街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而“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以至明清两代，一邑之地中进士者235人，举人793人、贡生509人，一时“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他们出则兼济天下，如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等；入则口播笔耕，薪火相传，形成了浓郁的书香氛围。鸿儒硕学，摩肩接踵，才彦俊杰，代不乏人。 我们可不可以说，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推出了桐城文派这一恢宏的文化景象呢？ 桐城派作为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学术界早有定论。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认为“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不与桐城派发生关系……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 同时它作为清代一个尊崇程朱理学的散文流派，它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有些仍具有现实意义。如桐城派文人注重修身养性、爱国恤民的情怀，提倡兼收并蓄、包容廉让的精神，躬行勤勉敬业、提携后进的品格，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由于时代局限，他们所提倡的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封建贞节观等，也是我们所应当坚决摒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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