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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歌;和亲;地名;诗人;草原丝绸之路;文化;民族;阴山;景观;边塞
内容提要：草原丝绸之路地处边陲，在交通不够发达的古代，亲身经历异域自然景色和独特民俗的体验，与坐守乡园的想象，在改变了诗人诗歌气质的同时，也共同促进了草原丝路上的咏物、写景、民俗类诗歌的发展；而草原丝路上的文学创作又为草原丝路文化的形成从文人情怀与诗意人生的角度进行了建构。 关 键 词：草原；丝绸之路；唐诗写作；游牧民族；民俗 作者简介：米彦青，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从青铜时代至近代的漫长历史时期，在北纬40度至50度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有一条道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历史上草原游牧民族族群，诸如卡拉苏克、斯基泰、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曾生活在这一区域内。正如学者指出，借用19世纪8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依据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丝绸之路”这一指称，这条道路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而这一名词在当下的草原文化研究中被大量使用。①草原丝绸之路就像是一条丝线，把散居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风俗的人们贯串起来，沟通欧亚大陆的贸易、商业、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较之以往的边塞研究，草原丝绸之路因其动态性与开放性，诗歌中的时空容量更为庞大，鉴于论文的篇幅，本文将研究重点置于草原丝绸之路东段，这一部分也恰好包括了学界不曾全面梳理的唐代北部边塞诗歌。从地名景观学、和亲史、奇异风俗风景视角来考量唐代生活在这一区域内的中华多民族族群、从中原来到这里的不同身份的客居者的生活状态，可以藉此观照唐诗中蕴涵的丰富的历史观、社会观和人生观。 一 地名景观学语境下的唐诗意蕴 地名景观含有自然地理景观的地名和人文地理景观的地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地名景观学(即地名学)是19世纪后期在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对它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视。②在唐代草原丝绸之路区域内，遍布着林林总总的地名景观。即以东段为例，就有塞北、朔方、紫塞、阴山、青冢、云中、受降城、金河、单于台、燕然、高阙、五原、九原、居延等相关地名。唐人创作的有关这些地名景观的诗作总计约有164人凡350余首。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相对稳定的文化空间，在唐诗中呈现出来的这些地名景观，当诗人们将其附着以自己所理解的时代性、空间性进行书写的同时，隐然已经可以反映出其所分布地区的文化空间，后人可以据此推断唐代文化现象的扩散过程。所以，草原丝路上的地名景观往往兼具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地理景观的双重功效。 草原丝路诗歌中地名景观出现频率较高，如朔方出现约52次，阴山出现约67次，塞北出现约56次，紫塞出现约34次，燕然出现约36次。而与上述地名有关的诗歌在题材表现上比其它类型的唐代诗歌也有进一步的开拓，不仅诗材所涉风景新异、民俗独特、文化丰富，而且思想内容、艺术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那么，这些地名景观的具体位置何在?有何历史、地理因革?这是解读与其相关诗作所必知的。 朔方，唐开元九年(711)为防御突厥置朔方节度使③，后又称灵盐、灵武节度使，为玄宗时边防十节度经略使之一，治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西南)是草原丝路要津，唐太宗时期的“参天可汗道”穿越此地。张蠙《送卢尚书赴灵武》、姚合《送李琮归灵州觐省》、李频《闻北虏入灵州二首》、曹松《塞上》都描述了这一重要都市。朔方节度使初领单于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东、中、西三受降城，开元二十二年(734)兼领关内道诸州，寻兼领邠州。其后分合不常。大历末始分灵、盐、夏、丰及西受降城、定远、天德二军为朔方管内。大顺初，只领灵、盐二州。光启三年(887)后相继为韩遵、韩逊等所割据，五代初从属于梁。北宋废。④溯其源，西汉元朔二年(前127)置朔方郡，治所朔方县(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北什拉召附近)。辖境约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东汉移治临戎县(今内蒙古磴口县北布隆淖古城)。末年废。北魏重置朔方郡，治所魏平县(今陕西子长县东南)，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子长、清涧等县地。北周时废。隋大业三年(607)改夏州置，治所岩绿县(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大理河以北的红柳河流域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乌审旗等地区。唐初仍改夏州。天宝元年(742)复改朔方郡，乾元元年(758)又改夏州。⑤朔方本非自然地理景观，是人为所设之屏障，然历史悠长加之僻远，后人遥想其位置，已隐然如同一自然地理景观了。盛唐气象中昂扬的时代基调与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激励一代又一代诗人或北发或西行求取功名，朔方因其地理位置的关系进入诗人的写作视野。“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李隆基《平胡》)、“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张说《将赴朔方军应制》)，表达的是帝王将相对于平定胡虏的信心。而“从军朔方久，未省用干戈。只以恩信及，自然戎虏和”(王贞白《从军行》)则展示大国军人之威仪。朔方苦寒，南来的诗人们在思乡的煎熬中愈发感觉到塞北环境恶劣，“秉笔参帷帟，从军至朔方。边地多阴风，草木自凄凉”(李益《相和歌辞·从军有苦有乐》)、“铁衣山月冷，金鼓朔风悲”(李华《奉使朔方，赠郭都护》)均是朔方自然景况的素描。 塞北又称塞外，旧时指外长城以北，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及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北部、河北省外长城以北等地。⑥在唐代的地名景观诗歌中，塞北常常与江南或河南(黄河以南)相对应，指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如张说《将赴朔方军应制》中写到“汉保河南地，胡清塞北尘”、韦应物《调笑令》中“塞北江南别离”、杜甫《归雁二首》中“塞北春阴暮，江南日色曛”、韦庄《鄜州留别张员外》中“江南相送君山下，塞北相逢朔漠中”，等等。当早春来临时，满目荒寒之下，江南和塞北就不再是纸面的对读，更是诗人心中杏花春雨江南的怀想。“为许羁愁长下泪，那堪春色更伤心”(陈子良《于塞北春日思归》)，贞观时期诗人陈子良曾游塞北，春季到来而塞外依旧荒寒，自然引动诗人的乡愁。 燕然有燕然都护府和燕然山之分。前者是人文地理景观，而后者则为自然地理景观。贞观二十一年(647)，铁勒回纥诸部内附，唐廷设瀚海等十三羁縻都督府州，旋置燕然都护府以统之，治故单于台(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乌加河北岸)。辖境相当于今蒙古国及俄罗斯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和安加拉河、贝加尔湖周围地区。龙朔三年(663)移治漠北回纥本部(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改为瀚海都护府。⑦燕然山，古山名。即今蒙古国杭爱山。《后汉书·窦宪传》载东汉永元元年(89)，窦宪与耿秉击败北匈奴，“登燕然山”⑧，即此。唐诗中所写燕然大都指燕然山，有36首之多。如“倚剑登燕然，边烽列嵯峨”(李白《发白马》)、“萧关逢侯吏，都护在燕然”(王维《使至塞上》)、“燕然山上云，半是离乡魂”(于《塞下曲》)，等等。刘长卿《赋得》(亦称皇甫冉《春思》)七律描述了明媚的新春时节，少妇在家中思念征人的情形。尾联以东汉窦宪勒石燕然事入诗，表达了闺中少妇对丈夫封侯返乡的企盼。勒燕然是丈夫封功的标志，亦是妻子守望的归期，所以燕然虽为一地名景观，在诗歌中其文化内涵早已扩散。 云中都护府是唐都护府之一。龙朔三年(663)以瀚海都护府改名。治云中古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统辖漠南东突厥各部诸羁縻府州，相当今内蒙古阴山以南、黄河以北、西拉木伦河源以西地区，麟德元年(664)改为单于都护府。⑨因古云中治所在今山西，唐代改治今内蒙古地区，用名时间短暂，故唐诗中涉及到云中的诗不到10首。施肩吾《云中道上作》：“羊马群中觅人道，雁门关外绝人家。昔时闻有云中郡，今日无云空见沙。”写的是治所在今山西的古云中。“天下今无事，云中独未宁”(《送部四镇人往单于别知故》)，是徐九皋出使单于都护府送兵时亲身经历的唐代云中，诗歌寄予了诗人对边事不断的忧戚之心及对和平的渴求愿望。“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是天宝十三年(754)进士，擅写送别诗，肃宗宝应元年(762)为淄青节度使幕府从事，大历后期，曾先后入汴宋、宣武节度使幕府为从事，一生未至北疆，但入幕的经历使他对军旅生活非常熟悉，曾有为将军孙泼北上戍边而作的《送孙泼赴云中》，在虚拟的场景中展开自己对于塞上风云中健儿的想象，对凯旋立功的期许既是诗人对征人的祝愿，也是内心情怀的展露。 高阙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东北狼山口。《水经注·河水》载：阴山山脉至此“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⑩。战国时赵武灵王筑长城至此；西汉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出此，战败匈奴右贤王。北魏置戍，隶沃野镇。高阙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有8首唐诗涉及此处。如徐九皋《关山月》：“玉塞抵长城，金徽映高阙。”卢照邻《雨雪曲》：“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高阙银为阙，长城玉作城。节旄零落尽，天子不知名。”表面上强调高阙自然地理景观的特点，但深层意指高阙为边塞屏障，战争兴起与消弭之地。这一点，在王易从《临高台》“汉主事祁连，良人在高阙”的诗句中感受更为深切。王易从曾以县尉身份入朔方军总管张仁愿幕(11)，所以对边塞地名中蕴蓄的夫妻相思离别苦况的作用能够传神把握。 居延有居延塞、居延县、居延海之分。居延塞又名遮虏障。西汉太初三年(前102)，名将路博德筑于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上，以遮断匈奴由此侵入河西之路。至今遗址犹存。居延县乃西汉武帝时置古县名，治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黑城东北故城。为张掖郡都尉治。东汉为张掖属国都尉治。魏晋为西海郡治。后废。(12)居延海位于今额济纳旗东北部。唐诗有关居延的记载有14次。如“凉州风月美，遥望居延路”(李端《杂曲歌辞·千里思》)、“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王维《出塞作》)、“坐闻应落泪，况忆故乡春”(陈子昂《居延海树闻莺同作》)，等等。 紫塞即长城，“秦所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也”(13)。唐诗关于紫塞题材有32首，“兵连紫塞路，将举白云司”(张说《送赵二尚书彦昭北伐》)，强调紫塞是中原与民族地区分界线的文化内涵，着眼其人文地理景观的价值。“鸿雁来紫塞，空忆稻粱肥”(陈子昂《鸳鸯篇》)，则看重长城内外气候殊异之特点，着眼其自然地理景观的价值。汉唐均是四海归一的宏阔帝国，汉代对匈奴战争在历史上留下的辉煌景况，是草原丝绸之路上唐诗写作者从未忘记的历史荣光。有唐一代，北部边境始终战事频繁，因此，唐人常常以汉代的历史人物为对象来叙写唐代边塞生活。卢照邻尝出使河西，有边塞诗十余首传世。其《战城南》系乐府旧题，属《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之一，诗歌以汉朝匈奴作战场景，喻写唐高宗时代北方战场，表达了诗人的爱国热情和建功立业的渴望。广大将士戍边守国离家万里成就了帝国军威，然而战争也导致夫妻分离，有军人征战沙场，就有思妇因孤清而生怨，因此，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地名景观诗也常常以女子为题材，侧面描述边塞战争和边塞情思，而这类诗歌在全唐诗中亦有几十首之多。崔仲容“桐花落尽春又尽，紫塞征人犹未归”(《句》)，是对春光老去中分离夫妻的最简捷叙述。短短数语，将乡园、战事、家国情怀等文化内涵集于紫塞一词。 金河是古水名。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托克托县北大黑河，下游汇为金河泊，南入黄河。《资治通鉴》载：隋大业三年(607)，炀帝“车驾发榆林，历云中，溯金河”(14)，即此。唐诗关于金河的记载有19次。“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杜牧《早雁》)、“惯猎金河路，曾逢雪不迷”(雍陶《僧金河戍客》)都记载了唐代金河的景况。晚唐罗邺曾有《春闺》诗，以思妇的所见所思表达了她对远在金河戍守亲人的关切和深挚的思念之情。大多数边塞诗中的闺怨类作品，表述的都是钟嵘所谓“塞客衣单，孀闺泪尽”(15)的情怀，在通讯业不够发达的沉默年代，千里之外的相思足以令留守乡园的思妇愁肠百转。罗邺曾有北入单于都护府幕的经历(16)，感同身受的生活经历，使得他这类诗作感人至深。 五原和九原都是内蒙古地区现今仍在使用的地名。均为古县名。九原位于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五原县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属巴彦淖尔市。地处黄河北岸、河套平原中部。有龙游原、乞地千原、青岭原、岢岚正原、横槽原环绕县境，因以名五原。古为匈奴牧地。秦为九原郡地。汉置广牧县，属朔方郡。隋置九原县，为五原郡治。唐九原县为丰州治。五原在唐代草原丝路诗作中常指五原郡，该郡历史因革久远，诗作题材也因之更为宽泛。五原郡西汉元朔二年(前127)置。本秦九原郡地，秦亡没于匈奴。治九原县。辖境相当今内蒙古后套以东、阴山以南、包头市以西和达拉特、准格尔等旗地。东汉初匈奴南单于分部众屯于此，末年废。西魏改大兴郡置。治五原县(今陕西定边县)。辖境约当今陕西定边县、宁夏盐池县、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地。属盐州。隋开皇初废。隋大业初置。治九原县(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辖境约有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至库布齐沙漠北部地。隋末废。唐天宝元年(742)改盐州为五原郡，乾元元年(758)复改盐州。(17)《全唐诗》中五原诗有25首，九原诗有29首。诗如“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李白《塞上曲》)、“妖杀九原狐兔意，岂知丘陇是英雄”(齐己《惊秋》)，等等。 受降城是唐代北方边塞重要的地名，在诗歌中出现了24次。如大中年间曾游边的刘沧写有“汉将边方背辘轳，受降城北是单于”(《边思》)。唐景龙二年(708)朔方道总管张仁亶筑受降城。张仁亶即张仁愿(为避唐睿宗李旦讳改名)，景龙元年(707)任朔方大总管，大破突厥军，并在黄河以北修筑东、中、西三座首尾相应的受降城，以绝突厥南侵之路。(18)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南；东受降城在今托克托县南，黄河北大黑河东岸，西去中受降城三百里；西受降城在今乌拉特中旗西南乌加河北岸，狼山口南，东去中受降城三百八十里。其后东西两城均曾改筑。(19)张仁亶戍边忠勇善战，唐诗中多有记载他在朔方的诗作。如萧至忠《送张仁亶赴朔方应制》、郑愔《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大总管张仁亶》、苏颋《奉和圣制幸望春宫送朔方大总管张仁亶》、刘宪《奉和圣制幸望春宫送朔方大总管张仁亶》、李峤《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总管张仁亶》、李乂《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军大总管张仁亶》，等等。 单于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前110)，武帝率师巡边，“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20)，李益《塞下曲》“秦筑长城城已摧，汉武北上单于台”记载此事。唐诗对单于台的描述有8次。多类“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将单于台看作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地理景观的综合体。 除朔方、塞北、紫塞、阴山、燕然这些唐北部边境常用的指称词之外，其他草原丝绸之路东部习见的地名由东向西大致为金河、青冢、云中、单于台、九原、高阙、五原、受降城、居延。当然上述地名并不能完全概括出草原丝路东段中的地名，如鸊鹈泉、拂云堆、鸡鹿塞、狼山(21)等也偶有提及，但诗歌数量很少。李益诗集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叙写边塞地名之作，其《拂云堆》诗云：“汉将新从虏地来，旌旗半上拂云堆。单于每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朔方总管张仁亶所筑中受降城即在拂云祠所在地，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李益的《过五原胡儿饮马泉》是描述塞北征战中复杂思想情感的代表性作品。胡儿饮马泉即鸊鹈泉，作者自注云：“鸊鹈泉在丰州城北，胡人饮马于此。”丰州即草原丝绸之路要津五原。 唐代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带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经济、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原汉文化在草原游牧民族地区的播迁。然而，绵延不绝的战事始终存在。唐朝在290年的统治中，大小战斗无数，譬如在上述胪列地名范畴，就有唐朝和突厥以及其后崛起的契丹族、奚族的战争不断发生。唐代的契丹控制区域大约在现在的内蒙锡林郭勒盟以南、河北张家口以东和以北、内蒙赤峰以西这一片地区，处于草原丝绸之路的最东端，奚族是他们的友族，和他们生活得很接近。奚与契丹都源出东胡，为鲜卑族后裔，分离成为两族。 唐朝和突厥的战争主要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武德三年至贞观四年(620-630)，东突厥汗国灭亡，其地并入唐朝；(22)贞观十六年至显庆二年(642-657)，唐与突厥第二次战争，西突厥汗国灭亡，其地并入唐朝；(23)调露元年至开元九年(679-721)，唐与突厥第三次战争，东突厥汗国成功复国，成为北方大患，西突厥汗国叛乱被镇压；(24)天宝元年至四载(742-745)，唐与突厥第四次战争，后突厥汗国灭亡，回纥汗国臣服于唐朝。(25) 唐与奚、契丹(两藩)战争：万岁登封元年至开元三年(696-715)，唐与奚、契丹第一次战争，唐军败多胜少，两藩附于后突厥汗国，后后突厥汗国势衰，又内附于唐朝；(26)开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729-733)，唐与奚、契丹第二次战争，唐军胜利，两藩内附于唐；(27)开元二十五年至天宝十四载(737-755)，唐与奚、契丹第三次战争，唐朝先胜后败，两藩时降时反，后附于回纥汗国；(28)贞元四年(788)，奚、室韦犯边，因为回纥臣服于唐，两藩年年来朝，此时契丹势衰，奚族崛起；(29)贞元十一年(795)，唐击奚第一战，唐朝胜利；(30)太和四年(830)，唐击奚第二次，奚族被击败，王被俘；(31)大中元年(847)，唐击奚第三战，唐朝主动进攻，两藩均内附于唐；(32)大顺元年至天复三年(890-903)，唐与契丹边境战，契丹逐步击溃势弱的奚族和室韦，但被唐打败求和。(33) 生发于边塞的战争，给各民族百姓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沈佺期《塞北二首》其二连用五原、紫塞、金河三个草原丝路上的地名，将钲鼓频发、马蹄声碎的胡骑犯边的状况彰显出来。沈佺期作为高宗、武后朝著名诗人，对唐代律诗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但其一生从未出塞，这首写于中原，凭诗人对北疆战场想象结构的著名诗篇，因其厚重深广的现实内容和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受到历代读者的喜爱，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人对草原丝路地名景观和战争场景的认知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浑《吴门送振武李从事》也是草原丝路地名连用的典范诗作，诗中用到了紫塞与受降城。回鹘在会昌二年秋季频繁南下侵扰唐境，会昌三年秋七月，“(上)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鹘，镇、魏早平泽潞。”(34)振武指单于大都护府，唐时为振武节度使理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振武节度使管辖东受降城、麟州和胜州。(35)这首诗是许浑在会昌三年写于苏州的(36)，诗人在诗作中不但表达了对即将北上赴振武的朋友的惜别之情，更以曾为嫖姚校尉的汉代名将霍去病入诗，揽古今为一体，激励其斗志。 草原丝路上的很多关隘要津都是因战争而兴建的，所以战和频变不但繁荣了草原丝路的经济文化，而且也促进了唐代草原丝绸之路地名景观诗作的繁盛。阅读这些诗歌，从地名的背后可以看出，作为草原客居者的边塞将士对于建功立业的追求、对家乡的思念、对边塞苦寒生活的体会、四季变迁中的心绪，以及遥想草原丝路的诗人、思妇、将相们的人生态度、社会情感。这些诗作，或单用某一地名，或连用几个，但都保留着丰富的边塞信息、积淀着深厚的边塞文化，反映了草原民族族群或暂时驻守草原的客居者的精神面貌和历史流变。 二 草原丝路上的和亲主题 从母题学角度看，一部诗歌史就是一部原型母题的演变史。“历史的进程是由那些不断重复的原型组成，不管是人物原型还是事件原型。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件，人们都可以根据某种熟悉的模式去考虑它们。”(37)当然，诗歌史上原型母题的演变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必然会随着时间、情境、创作个性的变化而变化。汉王昭君出塞和亲以来，和亲诗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型母题，遵循个体生命的进程经历了诸阶段的发展演变，然而，无论怎样变化，它与社会现实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和亲文化也就此生成。唐朝是多民族融合的一个朝代，和亲是连接民族情谊的重要手段。唐史上，就北方民族而言，出嫁至突厥的有：宋王李成器女金山公主，嫁突厥可汗默啜。出嫁至奚的有：固安公主辛氏，嫁奚王李大酾；驸马都尉韦捷与新平公主女东光公主，嫁奚可汗饶乐郡王李鲁苏；唐玄宗外甥女宜芳公主杨氏，嫁奚可汗饶乐郡王李延宠。出嫁至契丹的有：东平王李续外孙杨嗣昌之女永乐公主，嫁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慕容嘉宾与余姚县主女燕郡公主，嫁契丹松漠郡王郁干；玄宗堂外甥女东华公主，嫁契丹松漠郡王李邵固；驸马都尉独孤明与信成公主女静乐公主，嫁契丹松漠郡王李怀节。这还并不是全部。唐虽是宏大帝国，依然靠和亲安抚其他民族或者消弭战争，因此，昭君出塞母题演变的和亲史，在唐诗中引动的诗人们对唐王朝政局的观察、评论，始终未曾消歇，而对这一母题的莫衷一是的认知也早已经超越了和亲事件作为诗材的表象，形成了一种和亲文化，其间所蕴涵的草原民族族群和汉民族诗人群的历史观、人生观，精神气质和真实的人性，代相沿替。 “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王昌龄《变行路难》)，似王昌龄这样期冀通过游边，从而找到从军入幕机会来博取功名者(38)，在获取事功和安顿思妇心灵相比较时，会毫不犹豫地选取前者。女子常常是大时代中的一粒棋子，但当时代的风云际会将国家重任赋予女子之弱躯时，也有更多的诗人融诗情史意于一体，把小女子的悲欢离合和大变革凝铸在一起。 唐代草原丝路和亲主题与宫怨多有关联。具体言之，就是唐人描述汉元帝宫女王昭君以公主身份和亲出塞，面对地域困境和精神困境的诗歌。不过以王昭君为写作对象的宫怨诗歌，当其主旨凝定在“和亲”事件上，其政治意义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宫女因不得宠而心生怨怼之内涵，在草原丝绸之路这一多民族共同生存区域内所引动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也非常复杂，而且随着时间流逝，论争范围不断扩大，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也可看作是“和亲文化”，故与之相关的诗歌创作也可称为和亲诗。值得注意的是，和亲诗中昭君、明妃并存，青冢和昭君墓也是对昭君的指称，不过当昭君被替换成“青冢”或昭君墓时，已经成为唐人在草原丝路上设置的一个凄凉的符号。 全唐诗中现存有36首与昭君或青冢有关的诗作。大多数的和亲诗都将王昭君的幽怨上溯到她被画师毛延寿所误，未能被元帝宠幸，后自请以公主身份赴边和亲之事。如胡曾“玉貌元期汉帝招”(《咏史诗·青冢》)、皎然“自倚婵娟望主恩，谁知美恶忽相翻。黄金不买汉宫貌，青冢空埋胡地魂”(《昭君怨》)，等等。也有遥想民族地区风情，代昭君(明妃)表达去国怀乡之悲怨的，如“汉国明妃去不还，马驼弦管向阴山。匣中纵有菱花镜，羞对单于照旧颜”(杨达《明妃怨》)、“千秋青冢骨，留怨在胡琴”(李咸用《昭君》)，等等，都是对汉以来流传的王昭君故事的诗性解读，前者更强调出塞后的昭君在异域的心理困境。“以色静胡尘”(崔涂《过昭君故宅》)、“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苏郁《咏和亲》)，这一类诗歌显然对和亲政策有所怀疑，其中所指向的女性的生理属性及身体符号特征更为鲜明。另外，唐代的昭君诗在传统的怨女题材中也有拓展，增强了对昭君走出宫闱后所面对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困顿的描写，如“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寒狐啸青冢，鬼火烧白杨”(李益《野田行》)，等等。而且在和亲诗中强化对边塞人物的正面和侧面描写，如秦韬玉《塞下》、张乔《书边事》、陈陶《关山月》。 上述和亲诗作对王昭君无论是正侧面描写、主客体描写，还是时空转换描写，都可以说是唐代在和亲诗创作史上艺术手法中所取得的最具突破性的进展。 仔细分析唐代的和亲诗，我们可以发现，代昭君发怨是诗人们的写作主旨，他们站在男性角度去思考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认为汉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和亲，是通过宫廷中女性的“身体”以及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性”，将一个王朝的生存权寄托于此，令堂堂男儿倍感羞辱。同时，通过宫中女子来谋取中原文明存续的特殊手段，也让诗人们在考量和亲事件时，给女子前行的地方覆盖上了一个野蛮民族的欲望、道德、罪恶等多种因素，在写作中成为作者想象力最为膨胀的地方，也往往成为作者最感兴趣的关注点所在。在汉以降的传统和亲题材文本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别寄情怀，王昭君作为柔弱女子走向不可知世界中的无奈身影，通常都是作为和亲诗歌主旨而被大肆宣扬的。唐代诗人对和亲题材的关注，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诗歌写作内容的发掘，同时它也包含着对隐喻的重新构造：自汉帝国至唐帝国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介入，主体文明情感伦理的嬗变，文化规制被迫打破后的对于女性的重新想象与塑造，等等。在这样的前提下，唐诗中对于和亲事件中女子的关注，显然就不只是涉及到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记忆与再现，而且还指向了对氤氲于这一历史事件周围的各种“隐喻”的认识、评价和重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对隐藏在和亲女性身份与王朝主宰者相互激荡又相互抵牾背后的王朝政局的不同想象和定位，可能才是不同时期的诗人们真正的兴趣所在。 认为出塞之后的昭君必然前路艰难，生存境遇困苦，是大多数中原诗人的定式思维，所以很少有人从民族融合角度或者站在少数民族族群角度去思考和亲的意义。然而，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建立理想的族群关系，重塑女性形象和价值，是他们建立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对于和亲的核心认知。 和亲有着悠久的历史，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理念和传统道德，对于民族融合的影响悠长深远。公元前200年，汉与匈奴平城大战，结了“和亲之约”。北方草原民族“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39)，他们认为和亲展示了草原文化与汉文化的柔性碰撞与交融，可以消弭战争，促进民族的友好团结。而中原王朝中一部分人认为游牧民族“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40)，“远荒之地，凶悍之俗，难以德绥，可以威制”(41)。另一部分人认为“和亲赂遗，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42)。在传统思维与物质资源条件、军事力量对比等多方因素制约下，中原王朝对和亲时而支持时而反对，和亲事件也就断续存在。而在草原民族地区却渐渐由和亲形成“匈奴本与汉为兄弟”(43)的理念，游牧民族意识到和亲孕育着草原文明，草原民族族群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和亲则有利于游牧民族的休养生息，从而“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44)。包头召湾出土的“胡汉和亲”“单于天降”、“千秋万岁”“四夷尽服”瓦当，就是和亲文化的有力见证。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到长安请和汉联姻，“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45)，王昭君“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46)。王昭君出塞沿着秦直道，过金津渡(昭君坟渡口)，沿稒阳道至光禄塞(乌拉特前旗小召门古城)。王昭君出塞和亲，从而“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47)。永熙二年(533)，北魏与柔然和亲，“自此塞外无尘矣”(48)。和亲扩大了草原民族的见识，使草原民族知其不足而愿学习。太和元年(477)，柔然遣使比拔参观了北魏御府，感慨地说：“大国富丽，一生所未见也”(49)。汉族的冠带衣裳、玉具、佩刀、车乘、鞍具等传入草原民族，“更乞和亲，并请音乐”(50)。柔然提出要与东魏权臣高欢和亲，高欢妻娄昭君劝谏高欢：“国家大计，愿不疑也”(51)。柔然茹茹公主至，娄昭君避正室处之。乾元元年(758)，唐肃宗送年幼的宁国公主远嫁回纥可汗磨延啜，宁国公主向肃宗泣曰：“国家事重，死且无恨”(52)。宁国公主穿越阴山南北沿回纥道至牙帐哈喇和林。“猛将谋臣徒自贵，峨眉一笑塞尘清”(汪遵《昭君》)、“明妃若遇英雄世，青冢何由怨陆沉”(刘威《尉迟将军》)，虽然时空变迁，但任何王朝都有将相束手，似昭君这样的女子不得不挺身而出为国分忧的时候，而草原丝绸之路上世代绵延的和亲画面也给草原文化增加了绚丽的光彩。 三 草原丝路对中原文学题材的拓展 草原丝绸之路地处边陲，在交通不够发达的古代，诗人们从故园北望或西眺到行路的尽头，也只能用想象为自己笔下的塞漠和草原作注释。因此，亲身经历异域自然景色和独特民俗的体验，与坐守乡园的想象，在改变了诗人诗歌气质的同时，也共同促进了草原丝路上的咏物、写景、民俗类诗歌的发展，而草原丝路上的文学创作又为草原丝路文化的形成从文人情怀与诗意人生的角度进行了建构。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诗歌写作不绝如缕。两汉、南北朝时出现了《天马歌》《乌孙公主歌》《匈奴歌》《陇上歌》《陇头歌》《敕勒歌》《木兰诗》《从军行》等歌谣。北周文帝宇文泰之七子宇文昭的《从军行》(辽东烽火照甘泉)，一般认为，这是游牧民族文人的第一首描写草原风光的诗作。魏晋时期，北方汉族文人作过不少乐府诗，其中不乏描绘草原风光、抒写草原情怀的佳作名篇。例如陆机的《饮马长城窟行》。隋炀帝西巡，部分文人的足迹随之到达西平(今西宁)、河西走廊等地，但没留下什么可堪传诵的作品来，不过这并不表明当时的诗人们就没有边地意识，不少诗篇中有诸如“天山”“焉支”“陇头”“先零”等西部地名和部族名。唐代疆土辽阔、文化多元，草原丝绸之路从东到西，气候风景变化多样，诗作可载诗史者数不胜数。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唐诗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述风情”，唐代士人对于外界陌生的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北上的中原诗人面对异地的风景和民俗有一种陌生化的新奇，新奇的感受极易诉诸笔端。以风景入诗虽然是诗学发展到中晚唐的一种自觉的创作追求(53)，但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唐诗写作中早已露出端倪。卢照邻、陈子昂、卢纶、王之涣、岑参、高适、李白、王昌龄、崔颢、李益、温庭筠、许浑等人，或游边或入幕来到草原丝绸之路的写作，使得他们笔下的南北做出真正比较成为可能，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获得一种距离感，能使他们反思以往的创作，因之，他们以塞外风情丰富了自己的诗歌题材，扩大了诗歌意境，转变了艺术风格，承载了更为沉厚而博大的人生体验。崔颢少年时文风浮艳，殷璠《河岳英灵集》称：“(崔)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54)李益是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代宗大历四年(769)进士，曾任象郑县尉等职位低下的小官，后弃官游于燕、赵间，在藩镇任幕僚18年，先后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灵州大都督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后又被幽州节度使辟为从事。多年“北游河朔”(55)的经历，李益写下了50多首表现草原丝绸之路风光与边塞战争的诗歌，可以说是唐代诗人中的翘楚。李益“所作从军诗，悲壮宛转，乐人谱入声歌，至今诵之，令人凄断”(56)，草原丝路行旅的经历丰富了李益的人生，成就他的诗名。陈子昂是梓州射洪人，曾两度从军至北方边塞。西南与塞北风光迥异，四时风光的变迁带给他诗歌写作中敏锐的感受。岑参曾两次前往西域，草原丝路西部的奇异风光给他提供了丰富的诗材。 草原丝绸之路区域在中高纬度地区，与中原有很大不同。这里四季分明，春秋风沙大，夏季凉爽适宜，冬季漫长寒冷。“紫塞严霜如剑戟”(李白《山鹧鸪词》)、“千条水入黄河去，万点山从紫塞来”(欧阳詹《和太原郑中丞登龙兴寺阁》)、“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周朴《塞上曲》)、“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张敬忠《边词》)、“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高适《塞上听吹笛》)等等，其写作者，无论是曾入朔方幕，任平卢、河西、剑南节度使的张敬忠，还是曾游并州、幽州的李白，以及曾北上蓟门、晚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的高适，当他们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态度去认知边塞，获得了相似的苦寒难耐感受的同时，陌生化的新奇感也是如出一辙。新异的景色给诗人们带来新鲜的感受，在其笔下呈现不一样的诗思。无论是前举诗句，还是如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关山月》)、骆宾王“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刘叉“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从军行》)这样的描述，是只有草原丝路上才能写出的。边塞带给诗人们的除了奇情丽景之外，更有风骨凛然之壮美。荒凉的塞漠成就了诗人们英雄的襟怀，而诗人将豪杰气概融入笔端，抒写草原大漠生生不息的苍凉奇丽、磊落气骨。“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岑参《火山云歌送别》以丰富奇异的想象写吐鲁番北部的火焰山，与《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等享誉诗史的诗作，共同奏响了岑参“尚巧主景”(57)“清新奇逸”(58)风格的草原丝路西域乐章。 以饱满的热情抒写草原民族酒席饮宴，展示草原民族独特民俗，是草原丝路诗人“述风情”的另一种诗材。“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虏酒千钟不醉人”(高适《营州歌》)是诗人在草原丝路酒席上的感受；“羊马群中觅人道”(施肩吾《云中道上作》)、“牧马千群逐暖川”(李益《暖川》)、“牧马群嘶边草绿”(李益《塞下曲四首》)是诗人对草原民族大规模放牧随时令迁徙生活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草原丝路上的唐诗书写者们也注意到了在不同民族族群中生活者的生态状况。中唐诗人吕温在唐德宗末年出使吐蕃，行走于青藏高原，写下了《题河州赤岸桥》《经河源军汉村作》《蕃中答退浑词》等描述吐蕃风情的诗歌。其中《经河源军汉村作》是他在西去途中经过今青海省西宁市时写的，生动地反映了在异族统治下的河湟汉族遗民的生活情形。而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则表现了被安置在黄河河套南的突厥降户的习俗和思乡之情。 草原丝路的要津或山水风物在民族摩擦或交流中悄然发展，发展促动流变，流变引入生机，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因此生生不息。 阴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往东伸展至河北省西北部。阴山、乌兰察布草原岩画真实地再现了原始游牧生活画面，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逼真壮观，达茂旗新宝力格苏木牧马图至今还留存有28匹骏马。李贺《马》、白居易《阴山道》都描述了草原民族对马的喜好。因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阴山是唐人边塞想象的寄托之地。温庭筠曾去往西北边塞，那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西域与塞北的自然状况类似，民族心理同构，他在《敕勒歌塞北》中描述的“阴山无岁华”，是在塞外寒夜聒碎乡心梦不成的诗人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诉诸于诗词作品的真切感受(59)。赵延寿《塞上》诗是对阴山风景和阴山脚下生活场面的鲜活描述。贯休《塞上曲》二首叙写了阴山如何为勇敢的战士提供了效力国家的疆场，让他们在这里实现百战功名梦。而他的《古塞下曲》中，阴山又是苦寒塞北的象征，客居者大都渴望离开这里早日回到故乡。类似的描述，在于濆《戍卒伤春》和王建《饮马长城窟》)中也都可以看到。 当北行的中原诗人在阴山地域时而雄心壮志时而彷徨犹疑之时，阴山地域的草原游牧民族却在和汉民族的交融中加速文明的进程。阴山山域早在春秋时期就曾迁徙来汉族。公元前209年匈奴曾建头曼城(包头固阳古城西北)。公元418年，匈奴赫连勃勃建大夏统万城(靖边白城子)。北魏建盛乐城。草原都城浑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包涵着历史文物、都城建筑、人文景观、风俗习惯、礼仪风尚等。1956年，在蛮汉山南凉城小坝子村出土“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和林格尔县另皮窑村出土的鲜卑郭洛带(腰带)，带饰是用黄金制成，表面浮雕精美的花纹，可见鲜卑贵族的富贵华丽服饰。1993年，和林格尔榆树梁村发现北魏大型砖室壁画墓。其中狩猎图绘制阴山下平坦的草原，大黑河的流水，丛林中还有老虎、鹿、野猪等。绘制的杂技图，一个人顶着杆，上面有2人翻腾，可看到今日杂技“脑阁”“抬阁”的由来。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高车(敕勒)、柔然、突厥、回纥、阴山沙陀、契丹、女真、西夏、阴山鞑靼等先后迁徙阴山地域，使草原文化与汉文化，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和融合，走向农耕文明。 唐诗流播广远。一旦诗成，其媒介功能不仅可以满足士人以广异闻的需求，并且最终会成为历史记载的一部分。毕竟，草原丝绸之路经过地区多为高山塞漠草原，在交通不够发达的千余年前，能够亲往那里的诗人是少之又少的，所以草原丝路上的自然山川、草原风貌、气候物产、人情风俗等等，既成为丝路诗行中的主体，同时也是时人或后人了解草原地域的一个媒介。草原丝绸之路区域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交融、多族群人员活动的空间，唐诗的写作者以中原汉地诗人为主，因此，反映的基本上是当时汉民族眼中的边塞。虽然唐帝国的空前强盛，疆域的大幅度拓展，中央政府与草原丝路上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整个诗歌艺术空前繁荣，这些因素使得唐人较之前代诗人，已不完全是用消极的、否定的心情看待草原游牧民族，但眼光依旧是审视的，总体写作姿态还是疏离的。而这种写作状况，直到元代才有所改变。 草原丝绸之路作为沟通中西的一条文化线路，承担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那些留存的古代城市遗址正是草原丝绸之路重要的实物载体，也是草原游牧民族吸纳、接受汉文明的结晶。从文化的角度上看，强大的汉民族农耕文化势必对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条路线上，唐诗书写所浸润的多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碰撞、融合、升华，从而形成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的过程，就从文学的视角最好的展示了不同民族族群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认知。游牧民族的经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是极不稳定的，遇到天灾人祸，都会形成大的波动，也会产生为谋求生存而与他族争夺自然与社会资源的战争，所以，在二百多年的唐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上，除了商品交换以外，还会出现不同民族间的和亲、战争等文化现象。在研读草原丝路上的唐诗书写时，既要观照汉民族的视域，也应当注意游牧民族的文化发展，这样才能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展读其间所蕴含的中华多民族文学观。 注释： ①芮传明：《丝绸之路研究入门》，第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如1872年瑞士埃格利的《地名学》，1903年奥地利纳格尔的《地名学》等有关地名学的著作，1890年成立的美国地名委员会等地名研究机构。 ③司马光《资治通鉴》“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都护府，夏、盐等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三受降城。”第2606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④⑦⑨(17)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第2555页，第3218-3219页，第361页，第37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 ⑤⑥(12)戴均良等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第2517页，第3113页，第199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⑧(46)(50)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814页，第2941页，第2946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⑩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第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1)张仁愿为朔方军总管时，“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鸾、长安尉寇泚、鄠县尉王易从、始平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太子文学柳彦昭为管记，义乌尉晁良贞为随机。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称，多至大官。”刘昫等撰《旧唐书》，第298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13)崔豹撰、牟华林校笺：《〈古今注〉校笺》，第58页，线装书局2015年版。 (14)(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第2175页，第2270-2342页，第2380-2435页，第2467-2604页，第2645-2648页，第2512-2592页，第2619-2626页，第2635-2693页，第2882页，第2903页，第3022页，第3083页，第3211-3292页，第3066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15)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第2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16)《唐才子传》卷八：“既而俯就督邮，不得志。踉跄北征，赴职单于牙帐。邺去家愈远，万里沙漠，满目谁亲，因兹举事阑珊，无成于邑而卒。”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第474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18)(40)(41)(52)刘昫等：《旧唐书》，第2982页，第5153页，第5170页，第520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1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第415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20)(39)(42)(43)(45)(4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189页，第3772页，第3833页，第3829页，第3803页，第3832-383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第42-43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35)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第10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6)许浑撰、罗时进笺证：《丁卯集笺证》，第574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37)[美]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耀译，武菲校：《唐诗的魅力》，第1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8)参见李珍华、傅璇琮《王昌龄事迹新探》，李珍华《王昌龄研究》，第125-149页，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4)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1874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48)魏收：《魏书》，第2303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49)(51)李延寿：《北史》，第3256页，第516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53)日本学者浅见洋二认为，风景可以入诗，是从中晚唐开始兴起的一种自然观和文学创作观。“……明确提出在风景中发现‘诗情’‘诗意’的看法，换言之，诗人们普遍有意识地谈论这种看法，是从中唐时期开始的。”这种观念在唐、宋、元诗人间得到传承。参看[日]浅见洋二著，金程宇，[日]冈田千穗译《“天开图画”的谱系——中国诗中的风景与绘画》，《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第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54)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61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5)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三七：“久之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常与济诗而有‘不上望京楼’之句。”第377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另《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二李益小传略云：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历四年登进士第，授郑县尉。久不调，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有怨望语。第320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56)(57)胡震亨：《唐音癸签》，第53页，第41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58)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第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9)刘尊明：《论唐五代文人边塞词》，《词学》201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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