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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之流漫陆离之色彩 刘志尧 八、边塞文化 对于边塞文化，可从概念、内容与特征三个方面论述。 （一）边塞文化概念 根据我国辞书的解释：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在考古学领域，其“文化”用语是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窑文化等。而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水平则是人们对于“文化”认知的一种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文化是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但文化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包括以各种实物形态存在的人工建筑、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属上层建筑范畴。制度文化包括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心理文化是指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属抽象的东西，从中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的内容。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文化，是人们的普遍社会习惯，归纳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尤其在当代综合国力竞争中，其文化地位和影响越来越显突出，重视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成为世界性潮流。一个地域、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等相互交融，互为表里，文化元素逐步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从而相对于狭义的文化，又产生了一些精神文化元素与物质文化元素的广义文化概念，如华夏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这些概念，除了包含特定的文化要素外，更加广泛地融入了地域性、历史性、群体性和影响性等相关领域，在促进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按文化的广义概念范畴划分，“边塞文化”当属其内，是反映边塞地区从古至今历史文化的积淀、延续和发展的综合文化现象，是边塞地区人民长期社会活动的产物，是边塞地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标志，是边塞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汇，是各民族创造的多种文化的集合。 （二）边塞文化内容 边塞文化具有累积性与发展性。其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即历史军事文化、通贡贸易文化、民俗风情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 如果长城是边塞文化的标志，那么边塞就是以现有北方长城风貌展示的。历史上，北方修筑长城是以抵挡北方草原民族入侵为军事目的的，因而产生了以长城文化为主的线性军事工程。长城文化军事工程是世界上最为浩大的军事工程，共有26种元素组成，是世界上元素最多、内容最丰富、构筑最复杂的军事防御工程。这个浩大而复杂的历史军事工程与历代中原王朝的执政者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他们一旦登上王朝宝座，首现考虑的是修筑长城，因为长城一倒，江山就有倾倒的危险，因而为保王朝稳定，不惜花重金修筑长城，甚至举国家之巨大财力。 长城是划线定界的民族版图分界线标志，是草原游牧民族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圣神红线；一旦越线，就是战争的开始。因而，长城军事工程除能起到抵挡北方草原民族入侵的作用外，还包含其他方面的功能，包含和平方面的意义。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有了长城界线，和平的日子毕竟要多的多。纵观历史，长城线上曾有一条最为活跃最为生动的规律，那就是通过长城和亲就能达到和平，通过长城贸易就能形成联盟。因而，以长城为主的边塞文化还包含通贡贸易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以和亲与和平为前提的。草原与中原，无论生活与生产，是以经济优势互补为补偿关系的；但草原依赖中原要大些。历史上，凡长城发生的战事，大多因为这种经济优势互补关系失去了平衡。尤其中原王朝，一旦搞经济封锁，草原生产与生活条件就受到重创。草原民族为生活与生产都能得到保障，只能花一定的代价凭借武力越过长城掠夺抢劫。所以，草原与中原的和平，是以和亲联盟、通贡贸易为标识的。为此，在长城规定的关口设置贸易市场，方便了草原人民与中原人民交易，以便各自获取自己所需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中国历史长城通贡贸易，在世界历史上也可称得起宏大的经济贸易，这种贸易一直向草原腹地延伸，因而有了欧亚丝绸之路与草原丝路茶道。 以长城为主的边塞文化，又是以军事为前导并民族融合为目的的。这种融合，一方面是自然的融入，一方面是因势宜利吸纳。自然的融入是来自战争与和平的原因与关系。因为，长城是战争与和平最敏感的地带，如果发生战争，或许是草原民族暂时占了优势，或许是中原王朝取得了胜利，彼此都有一种自然融入的现象发生。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它就成了融合的民族，就自然被融入到汉民族大家庭中了；如果中原王朝取得了胜利，被俘回的草原民族就成了被汉化的民族。因而，因势宜利吸纳，是草原民族问鼎中原后，普遍能融入中原汉化的现象。从中，北魏鲜卑族的融入是对问题的最好说明和史例。纵观历史，草原曾经有过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不见了，且都被汉化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了。如果单独谈民族融合，大同盆地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亦是拓展中国版图的粘合带，对中国版图的延展扩大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 以长城为主的边塞地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民俗风情，也可说成是边塞风情。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地理气候、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音乐歌舞、服饰饮食文化等方面。边塞民俗风情是特殊的，是民族杂居与融合的结果。所谓特殊，在该地域既可感受到草原的旷野之力与浩荡之气；又可体验到大江南北的丝竹绵绵与轻歌曼舞的氛围。因为边塞不断产生的民族矛盾，牵动着草原与中原万民之心。草原的广袤，一直可连接的大漠的北端，但草原人因为生活与生产的需要，心系长城的和平与贸易；中原为防止草原骑兵的南下，也曾一直调动大江南北的将士守边。这个边塞，就随时可形成草原与中原两股强势力量的对峙碰撞，可一旦缓和或许就形成民族融合，多民族就杂居混住一起。草原与中原南北良好的习俗得到相互学习模仿，因而形成边塞特有的民俗风情。就饮食而言，既有草原的蛮罕肉食风味，也有农耕的各取所需的多种菜肴；就人的性情而言，男性多显性格大方豪爽，女性则娇颜素雅多情。大同出美女闻名遐迩。 （三）边塞文化的基本特征 1.地域特征。地域指一定的地理空间和范围。边塞文化展示的是一个地理区域内主体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属地域文化的范畴，地域性是边塞文化的基本特征。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A.边塞文化具有一定的界限，根植于边塞地区，属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一种文化积淀； B.边塞文化在地域范围内有明显的发展轨迹，具有相似性和连续性，反映了一个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与其他地域文化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C.边塞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特色和可持续发展功能，能够有力地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历史特征。历史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边塞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源远流长成就了边塞文化的价值所在。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A.边塞文化是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是中国传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B.边塞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是边塞地区凭借历史打造文化精品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C.边塞文化悠久的历史为边塞地区积淀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形成了多个文化板块与文化现象，为边塞文化的研究与边塞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3.军事特征。军事指与军队和战争有关的事情。边塞文化起源于边塞，而边塞的缘起基于军事防备和战争，因此“军事”是边塞文化内容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A.边塞及其防御体系因军事防备和战争而产生，军事活动是边塞乃至边塞文化产生的直接动因。 B.边塞文化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历代王朝边塞地区军事活动的缩影和真实写照，包含了大量军旅活动内容，反映了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军事活动的基本状况。 C.边塞文化中所反映的军事实物及其相关记载是中国军事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 4.民族特征。民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泛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共同体（如古代民族等），或作为一个区域内所有民族的统称（如阿拉伯民族等），或作为多民族国家内所有民族的总称（如中华民族）。狭义的民族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人们的共同体（如各少数民族）。边塞文化的民族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A.边塞文化的形成是汉民族与中国古代北方匈奴、氐羌、东胡、乌桓和鲜卑、突厥和回鹘、党项和契丹、女真、蒙古等各民族长期交往、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共同推动了边塞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 B.边塞文化反映了边塞地区各民族在迁徙、杂居相处、长期交往、矛盾斗争过程中，以不同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的全过程，蕴藏有丰富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内容。 C.边塞文化对于拓宽民族关系的研究领域，揭示长城内外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于民族学及中国民族关系史等学科研究的发展，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5.多元化特征。边塞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多元文化特征，深受各朝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边塞文化是一个地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综合体，其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具有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具有学科的多元性，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民族、宗教、民俗、物产、建筑等众多学科领域的文化元素。 综上所述，边塞文化被锁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区域内，是中华民族历史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边塞文化有许多重大的学术理论课题还须更深层次的探讨。研究探索边塞文化，就是利用古代历史遗存，丰富现实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选择；就是利用挖掘古代历史文化资源，振兴地方文旅事业，含有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战略选择。因而，锻造具有鲜明的“边塞文化”，是一项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伟大历史性文化工程。
九、边塞诗话题 中国古代诗词浩瀚如海，博大精深；但对边塞诗的境界与品鉴，却具有恒久魅力。边塞诗的主要特点是，描绘边塞风光迷人景色，记述艰难的战斗场景与艰苦环境，诉说戍边将士的苦衷与怨气，颂扬边塞战斗英雄的光辉形象。 边塞诗在《诗经》里就有记载。《诗经》里面的作品，大都产生在山西、陕西，有关边关诗也反映的是山西与陕西边关的作品。先秦时，山西北部为猃狁所占据，侵扰中原不断，周王朝为抵御猃狁入侵，边塞战争随时发生，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描写战争的诗歌。如《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到秦汉时，秦王朝为抵御匈奴侵扰，连接修筑燕、赵、秦长城，反映筑城苦难的边塞成了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东汉末年，三国纷争，出现了中国战争诗的黄金时代。曹操北征乌桓率军越太行山曾写下了《苦寒行》，还有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籍的《咏怀》，以及被称为怨诗的《十五从军行》等，都是边塞诗不朽的名篇。南北朝时期，鲍照的《代出自蓟门北行》《代东武吟》，在汉《乐府》中占有很高品位。梁元帝《横吹曲》中“朝发青陂道，夜上白登台”是直接反映大同边塞的诗作，同期的《木兰辞》更是生动地展示了大同左云籍巾帼英雄的典型形象。 西域，是在西汉时形成的地理名称，也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属汉唐时代的边境。汉唐时代的外患，主要来自西北方。因此西域地区战争频繁，朝廷经常派有大量的军队驻守西域。而西域的风土人情与内陆大有不同。在诗歌发展到鼎盛的唐代，西域特殊的人文环境激发了许多诗人的创作灵感，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以诗歌描述西域地区丝绸之路沿线的风光、生活、战争和悲欢离合。这些诗歌统称“边塞诗”，成为唐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边塞诗多产生在塞上、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等边塞地段，但重点反映的是大同边塞地区。如隋朝大将军杨素率军出飞狐关北征突厥时，曾写下《出塞》二首，其中就有“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可看出将要发生战争的前奏。初唐，受“入募制度”的感召，许多诗人从军边塞或赴边陲旅行，边塞诗呈现异彩纷呈。“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曾从军塞上，其《边夜有怀》记述了“汉地行役远，燕山去不穷”的征程。陈子昂《送魏大从军》的“雁山横代北，孤塞接云中”，祖咏《望蓟门》的“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等，都是描写塞北战争的诗作。盛唐边塞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王维随军到大同时《至使塞上》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成为千古名句。中晚唐边塞诗人李贺到大同写下了《平城下》与《雁门太守》，亦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反映在丝绸之路的边塞诗多反映丝绸之路的北新道、北线与南线。北新道是出唐玉门关后，通向西域的道路之一，它经今甘肃安西县西北行，越过戈壁滩至伊州（哈密），再往西经过唐代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庭州（新疆吉木萨尔），达新疆伊宁。 汉、唐时代，北方及西北方边境上战争不断。尤其唐朝，开国时就与突厥，以及后来的吐蕃、回纥发生频繁的战争。汉唐时的这些草原北方民族，要想攻打汉、唐这样的大国，必须首先占领西域的天山北路，即丝绸之路的北新道，以此作为属地，然后征服天山南路，即丝绸之路北线上的诸农业国，诸如焉耆、龟兹、疏勒等。向这些国家勒索贡赋以壮大经济力量，然后与汉、唐为敌。汉唐要巩固边防，削弱并打败他们，就必须先取得西域。 为取得和巩固西域，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前139年至前119年），经过多年经营，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新疆乌垒城（轮台县策大雅乡野云沟）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都护，护鄯善以西与南道。汉代的鄯善国，首都伊循（新疆若羌县米兰，与今鄯善县无关）。其都护府的主要任务是，联合西域诸小国，共同对付匈奴的侵袭，并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 唐代唐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唐军征服了占领大漠南北的东突厥，灭了依附西突厥的高昌城，设置了西州（吐鲁番），后又攻灭了焉耆、龟兹，则疏勒和于阗不攻自降，臣服于唐，至此天山南路全部成为唐的领土或附属国。 公元640年，唐在交河（吐鲁番）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后于658年移至龟兹城（库车），称安西大都护府，统辖碎叶（后为焉耆）、龟兹、疏勒和于阗西都督府，称“安西四镇”。都护府的最高长官为安西都护，在唐玄宗时改为安西节度使。唐高宗初年，消灭了西突厥。公元702年，设置北庭大都护府，位于唐代庭州的金满城（吉木萨尔北护堡子），管辖天山北路，最高长官为北庭都护。到唐玄宗时，改为北庭节度使。 丝绸之路出唐玉门关西北行，一路都是无人烟的戈壁滩，唐称“莫贺延碛”，砾石或粗沙茫无边际，而且夹粗沙的砾石层很深，由数十米甚至达几百米而不见底。戈壁的这种干旱气候，植物罕见，更没有水草，呈现一派死寂的景象。西去的旅人要在这戈壁滩中走300多公里后才能到达西域的一块大绿洲，这就是唐代的伊州。唐代在伊州派驻戍守军队，以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就在这段丝绸之路北新道，留下了许多的边塞诗。其中伊州留下有王维的《伊州歌》，岑参的《日没贺延碛作》；由伊州西北行，巍峨的天山绵延天际，天山脚下的南山口是丝绸之路穿越天山进入北新道的主要通道。山上有天山庙。古代商旅经过天山时，都要在庙中焚香礼拜，祈求旅途平安。过了天山，绿草如茵的大草原呈现眼前。再沿北麓草原西行，更显水草丰美，对于以马和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商队和旅行者来说，方便了许多，使得北新线大为兴盛。天山海拔高，峰顶常年积雪，山上松林密布，牧草繁茂，景色十分优美。在这处边塞，留下了诗人们的许多诗句。其中有李白的《塞下曲六首》，岑参的《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赵将军歌》《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北庭作》《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有张仲素的《秋闺思》《塞下曲五首》。 唐代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庭州，管辖着轮台县，即现在的乌鲁木齐东北的米泉县。轮台县是汉代轮台的故址。当唐玄宗天宝年间封常清任北庭都护时，轮台驻有重兵。诗人们在这里留下了一定的诗作。尤其岑参，在安西北庭节度使（兼安西北庭都护府）幕府中任判官经常驻轮台，留下了《轮台即事》《首秋轮台》《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其中，“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成为名句；还有牛峤的《更漏子三首》；宋时陆游也曾写下了《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乌孙国，公元前二世纪，被匈奴从甘肃西部驱赶到伊犁河流域。伊犁河两岸土地肥沃，水草丰茂，是优良的天然牧场。移居这里的乌孙国很快发展成西域最大的游牧国家，并且以盛产良马而著名。公元前119年，丝绸之路的先行者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来到乌孙国，奉汉武帝之命送给他们大量的牲畜和金帛。乌孙国派使者数十人，带骏马数十匹到长安朝见汉武帝。汉武帝爱马，曾想获得好马，之前就求神卜卦预言“神马当从西北来”，这次看到果然从西域乌孙进贡来了骏马，龙颜大悦，喜出望外，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当乌孙使者看到繁荣强盛的汉朝回复国王后，愿取消王号，向汉朝称臣，决定联合一起共同抗击匈奴。于是有了诗人们描写乌孙与天马的诗作。汉刘细君写有《悲愁歌》，唐常建写下了《塞下曲四首》，汉乐府有《天马》《蒲梢天马歌》，梁时有萧纲的《从军行》，陈时有张正见的《紫骝马》；还有唐时张仲素的《天马辞》，翁绶的《白马》，李白的《天马歌》，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杜甫的《秦州杂诗二十首》《高都护骢马行》《房兵曹胡马》。 丝绸之路由敦煌出汉玉门关西北行，经西州、焉耆、汉轮台、龟兹直到疏勒，这条沿着塔里木盆地北沿西行的路线，便是丝绸之路的北线。楼兰国就在北线。 在唐代边塞诗中，提到最多的国家也许就是楼兰了。然而，在唐王朝诞生的二百年前，古楼兰国已神秘地在沙漠深处消失了。1900年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再次率领探险队到罗布泊地区考察。同行者八人，其中有两名当地的维吾尔人艾尔得克和科达克拉。探险队从阿斯廷布拉克向西南行进时，艾尔得克走散了，他遇到了狂风，骑在马上由不得自己乱跑，被风带到一座古城的废墟。城中有高大的泥塔，塔附近的残垣上有雕刻精美的木板，还有官署和民房的遗址。就这样，像梦幻一样在人们记忆中萦回的楼兰古城被艾尔得克发现了。古城已沉睡一千多年。楼兰古城遗址，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东部、罗布泊之西的不远处。罗布泊古代曾有盐泽、蒲昌海、牢兰海、孔雀海、涸海等名称，当地称罗布淖尔，即多海汇集的湖泊。罗布泊是我国第二大咸水湖，已完全干涸。就为这座楼兰古城遗址，唐代诗人们留下了不少的诗作。曹唐写下《送康祭酒赴轮台》，岑参写下了《碛这作》《逢入京使》，陈子昂写下了《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张仲素写下了《塞下曲五首》。 在楼兰古城的北面，西州是丝绸之路北线上的重要城市，这个西洲就是今日的吐鲁番。吐鲁番处于一个五万多平方公里的低洼盆地中，盆地中心比海平面低154米，盆地有戈壁与沙漠，升温快散热慢，夏季最高温度可达47度。吐鲁番除炎热外，还是我国最大的“风库”，平均每年八级以上大风的日数多达72天以上。就这个西州附近的气候与景色，给了诗人们深刻的体会，留下了许多诗作。岑参对火焰山的描写有《经火山》和《火山云歌送别》两首，有无名氏的《高昌国童谣》，柳宗元的《高昌》，王翰的《凉州词》，还有明代陈诚写下的《哈密火州城》。 在丝绸之路北线上，位于吐鲁番西十公里处，有座首要军事重镇交河。交河城建筑在一个高达30多米高的土台上，台两侧各有一条小河，这两条河在土台的首尾两端交会，使土台成为一个柳叶状的小岛，得名交河。由于河的冲刷，土台边缘成为陡削的悬崖，使交河地势险要易于守卫。就为这处军事要塞，历史上诗人们留下了许多诗作。隋朝杨素留下了《出塞》，隋虞世基亦留下了《出塞》；还有岑参的《使交河郡在火山脚其地苦若无雨雪献封大夫》，李颀的《古从军行》，杜甫的《前出塞九首》，胡曾的《交河塞下曲》；另外，明朝的陈诚写下了《崖儿城》，清时陈维崧写下了《钞唐人七言律竟，辄取数断句楮尾》。 焉耆，是西域古国之一，西域著名军事重镇，称“铁门关”。从西州（吐鲁番）西行200公里即可到达。汉代，班超曾驻守焉耆。到了唐代，在焉耆设立了都督府。诗人们在这里留下一定的诗作。岑参留有《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题铁门关楼》《宿铁关西馆》《题苜蓿烽寄家人》，李白留有《从军行》，吕敞留有《龟兹闻莺》。 丝绸之路南线，从敦煌出发，向西南出阳关，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昆仑山之间的流沙古道西行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历来几乎是风沙弥漫，日色昏黄。“流沙古道一年一场风，从春一直刮到冬”，一年365天，天天刮风。就在这条恶劣环境的古道上，却有石城镇、播仙镇、于阗镇和疏勒等城镇。其中，于阗、疏勒与丝绸之路北线上的龟兹、焉耆一起，是唐代安西大都护府下属的军事重镇。 丝绸之路南、北两线之间，是图伦碛（今塔克拉玛干沙漠），东临蒲昌海（今罗布泊），西达疏勒绿洲，面积约32.4万平方公里，比日本的37.7平方公里总面积少不了多少。但非常可怕的是，这个沙漠极端干旱缺水，狂风常年不断，卷起的流沙会掩埋掉地表的一切。就这样的环境，在漫长的两千年中，有无数商队和僧侣穿越了这片无边无际的沙漠，葬身沙漠者难以计数。所谓“塔克拉玛干”就是“进去出不来”。为此，岑参曾作《过碛》《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常建作《塞下曲四首》；隋朝无名氏留下《于阗采花》。 热海，在疏勒北面，又名大清池，即今吉尔吉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著名的碎叶城，就在热海的附近。热海和碎叶都是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要地。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至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唐朝廷在此设立了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的“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后来，唐朝廷同意西突厥可汗进驻碎叶城，碎叶镇就搬到了焉耆。然而，碎叶城和热海一带多次出现叛乱，为保护丝绸之路畅通，唐朝廷曾多次派军攻打及进驻碎叶城和热海。就在这座边塞城和边塞要地，诗人们曾留下不少的诗作。其中有岑参的《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王昌龄的《从军行》，戎昱的《塞上曲》，李白的《战城南》等。 泾州，是唐代在丝绸之路上主要城市之一，位于咸阳西北200多公里，安定郡设置这里。从泾州出西萧关，经原州、会州，即可到达丝绸之路的重镇凉州（武威）。这条由长安通往西域的大道，是秦汉以来很著名的“回中道”。泾州就在“回中道”上。诗人们在这里留下了一定的诗作。王昌龄留有《山行入泾州》，李商隐留有《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 萧关，唐代的关塞之一，位于泾州与原州（宁夏固原）之间，是关中通向塞外的交通要冲。行人一到萧关，举目西望，一派边塞景色映入眼帘，不仅气候地物与关中异样，就连风俗习惯都和内陆大有不同。对此，诗人们为这里写下了不少诗作。其中，有朱庆余的《望萧关》《自萧关望临洮》，有于武陵的《秋夜达萧关》，王贞白的《晓发萧关》，陶翰的《出萧关怀古》，卢纶的《送翰都护还边》等。 贺兰山与盐州，位于丝绸之路北线的北面，是历史上兵家必争的险要地区。尤其汉唐时，经常派重兵戍守这里，其边塞风光和守边将士的战斗生活，是诗人们咏唱的题材。卢汝弼写有《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李益写有《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听晓角》，白居易写有《城盐州》，张敬忠写有《边词》，许棠写有《五原书事》，陈陶写有《陇西行》，杨凝写有《送客往夏州》等。 破讷沙，又称破衲沙或破纳沙，今称库布齐沙漠，位于盐州和夏州之北，其沙漠的特殊风光触动了诗人们的眼球。李益写下了《度破讷沙》，刘言史写下了《赋蕃子牧马》，李商隐写下了《赠别前蔚州契苾使君》。 阴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山脉，属古老断块山。西起狼山、乌拉山、色尔腾山，中为大青山、灰腾梁山，南为凉城山、桦山，东为大马群山。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及河北省最北部，西端以低山没入阿拉善高原，东端止于多伦以西的滦河上游谷地，长约1000多公里；南界在河套平原北侧的大断层崖和左云、大同、阳高、张家口一带盆地，谷地北侧的坝缘山地，南北宽50～100公里。阴山在破讷沙的北部，是著名的汉唐边塞要地。唐代在阴山置有丰州。阴山地区自古代起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聚居的地方。阴山草原广阔水草茂盛，牛羊肥壮，养育出来的北方少数民族彪悍体壮，因而以长城为界发生的战事也多，产生的边塞诗也多。《敕勒歌》就是北齐无名诗人唱出的一首及其精彩的诗歌，描述的就是阴山下的草原美丽景色：“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据记载，《敕勒歌》原来是鲜卑语，由于鲜卑族没有文字，属口耳相传诗歌。在南北朝时被北齐人译成汉语。同时，在历史上曾有多位诗人留下了有关阴山边塞地带的诗作。金代元好问留下《论诗三十首》，元稹留下《阴山道》，白居易留下《阴山道》，高适留下《送浑将军出塞》，刘禹锡留下《送浑大夫赴丰州》，王昌龄留下《出塞》，戴叔伦留下《塞上曲》，李益留下《夜上受降城闻笛》、《暮过回乐烽》《拂云堆》，还有无名氏的《胡笳曲》等。 陇山，即六盘山的南段，亦名陇坂、陇坻、陇首，属陕西与甘肃的边境，南北向长约100公里，也是渭河平易与陇西高原的分界。陇右，即唐代陇右道之简称。陇右道管辖地区包括今甘肃陇山以西，乌鲁木齐以东，及青海省东北部一带，首府在缮州（青海省乐都县）。古代以西为右，故陇山以西称“陇右”。远从汉代起，陇右已是战争不断的边塞地区，陇山或陇右与内陆相比，满目荒凉，气候寒冷而单调的自然景色与各种气氛都有巨大差异。诗人们在陇山并陇右留下许多诗作，所表现的来到陇山或陇右，似乎因生活漂泊不定，会产生强烈思念家乡之情，何况戍守边塞的士兵。其留下的诗作有北朝乐府民歌《陇头歌辞》，陈时陈叔宝的《陇头水》，江总的《陇头水》；唐代卢照邻的《陇头水》，沈佺期的《陇头水》，王建的《陇头水》，于濆的《陇头水》，长孙佐辅的《陇西行》，岑参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赴北庭度陇思家》，皮日休的《哀陇民》，高师的《送白少府送兵之陇右》，陈陶的《胡无人行》，还有王涯的《陇上行》等。 秦州，丝绸之路翻越陇山后，西行不到100公里，即是秦州。唐代秦州的州治，即今之天水市，其地名始于汉代。相传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在今之水市的南面，有一天突然雷声隆隆，电光闪烁，大地剧烈震动，地面出现一条大裂缝，天河的水注入其间，形成了一个湖泊。奇怪的是湖水“夏不增，冬不减，旱不涸，涝不溢”。于是，汉武帝建城池与湖旁，置天水郡。诗人们对秦州边塞地域情有独钟，作了一定的描述。卢照邻写下《入秦州界》，杜甫写下《寓目》《遣兴三首》《示侄佐》《宿赞公房》《山寺》《秦州杂诗二十首》《发秦州》《赤谷》《盐井》《积草岭》《泥功山》《乾元中寓居同谷作歌七首》，王仁裕写下《题麦积山天堂》，杆甫写下《秦州杂诗二十首》，赵鸿写下《栗亭》等。 临洮，地处岷山脚下（这个临洮，不是今甘肃的临洮县），唐时为边塞重镇，丝绸之路的行经之地。在唐诗中会经常提到这处边塞要地。严武写下《军城早秋》，杜甫写下《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王昌龄写下《塞下曲》，马戴写下《出塞》，高适写下《送蹇秀才赴临洮》，岑参写下《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与孤独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等。 金城，即今之兰州，包括兰州与西宁之间古称缮州的青海乐都，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在缮州之西，曾有唐与吐蕃征战之地河西九曲，即今之青海巴燕，包括今之古称西海的青海湖。其入眼的景色都是诗人们受到感触发出的情怀吟唱。为此，高适写下了《金城北楼》，岑参写下了《题金城临河驿楼》《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吐谷浑，在金城、缮州的西南一带，原是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吐谷浑国，被隋朝所灭并置郡县。隋末天下大乱，吐谷浑的伏允可汗趁机收复故地重新立国。唐初，伏允经常在边境骚扰抢掠。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命大将李靖、侯君集率军分兵六路进攻吐谷浑，伏允大败自杀。唐立其子慕容顺为吐谷浑可汗。为吐谷浑，诗人们写下了不少诗作。柳宗元写下《吐谷浑》，王昌龄写下《从军行》，高适写下《同李员外贺歌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九曲词三首》《塞下曲》《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屠》，杜甫写下《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戎昱写下《塞下曲六首》等。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甘肃和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总长达1200公里，中间包括凉州、甘州、肃州、瓜州及敦煌等城市。河西走廊南为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为龙首山并合黎山，亦称北山，地处黄河以西，其夹在两山之间的一条狭长平坦的地带便是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河西走廊的凉州，今之武威。唐代又名姑臧。诗人们在这个边塞城市留下了一定的诗作。岑参留下《登凉州尹台寺》《戏问花门酒驾翁》《河西春暮忆秦中》《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过燕支寄杜位》，王维留下《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李益留下《边思》，杜审言留下《赠苏书记》，还有汉代民歌《匈奴歌》等。 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的南部，地处甘肃与青海省交界处，东西绵延千余里。匈奴称“天”为“祁连”，故祁连山为天山的意思。祁连山顶终年积雪，故又称雪山、白山。祁连山下有从山上流下来的溶雪灌溉，水草丰美，牛羊肥壮。西汉时，祁连山一带为匈奴长期占领，后被汉将霍去病率兵夺回。匈奴人失去了水草丰美的牧场，悲伤地唱出：“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与祁连山之天山并存的，还有一条在伊州（新疆哈密）之西横贯西域中部的天山，与祁连山是两条不同的山脉。但这里有关天山的边塞诗，指的是祁连山一带。为此，李白写下《关山月》，李益写下《从军北征》《塞下曲》，还有明代陈棐写下《祁连山》等。 酒泉，古称“肃州”，位于甘州（张掖）西200公里，属河西走廊交通要冲，向西沿丝绸之路可到西域，南可去青海，北则通古居延，是河西走廊自古以来长盛不衰的城市。现在的甘肃省名，就是用甘州和肃州的两个首字组成的。唐代边塞诗2000多首，甘肃就占1500首。关于酒泉，有民间传说：汉武帝时，匈奴经常在边境上骚扰抢掠，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大军讨伐。霍去病在河西一带大破匈奴，胜利辉煌。武帝特派人从长安送去一坛玉酒，犒赏有功人员。霍去病认为功在全军将士，可只有一坛酒不够分，于是就将酒倒在泉水中，让全军共饮，酒泉因此而得名。为之，诗人们给酒泉边塞地域写下了不少诗作。早在南齐的虞羲曾写下《咏霍将军北伐》，岑参写下《过酒泉忆杜陵别业》《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郭震写下《塞上》等。 长城，长城是人类最伟大的线型建筑工程之一。是古代中原王朝为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修筑的浩大军事防御设施。修筑长城本着山河据险的原则，多修筑在荒无人烟或地形极为险峻之处，并派有军队驻守。这些军人们常年驻守在这种崇山峻岭或沙漠戈壁的地方，生活及其枯燥单调。写长城诗是诗人们真正的体验，是更具边塞味的诗作。王昌龄写下《从军行》，其中名句“高高秋月照长城”，杨巨源写下《长城闻笛》，于濆写下《长城》，薛逢写下《狼烟》，李益写下《登长城》，王无竞写下《北使长城》，朱庆宇写下《长城》，鲍溶写下《长城》，罗邺写下《长城》，贯休写下《杞梁妻》，高适写下《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还有清时林则徐写下的《出嘉峪关感赋四首》等。 居延，在甘州（张掖）附近，域内，有一条向北流经的季节河名叫弱水，亦名额济纳河。弱水在古代向北流入居延海，其水源自祁连山。因为有祁连山雪水的灌溉，便有了沙漠中少有的绿洲，蒙古语称“额济”，即母亲的意思。西汉时，为保障河西走廊畅通，在绿洲附近建了居延城，修筑了长城烽燧等军事设施，并委派居延都尉管理。现在的弱水沿岸还存在着断断续续的长城，残存二百多座排列成行的烽火台。可以想象当年一旦有预警烽燧一齐吐火喷烟的壮观景象。居延一带气候干旱，人烟稀少，几乎全是沙漠；但在断壁残垣之间，沙土之下，埋藏着丰富的古代文物。其中“居延汉简”最为有名，有一万片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有2万枚留存国内。对于这座特殊的边塞城，诗人们留下了一定的诗作。胡曾写下《居延》，陈子昂写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王维写下《使至塞上》《出塞作》，还有金代元好问写下的《论诗三十首》等。 敦煌，东去肃州（酒泉）400公里，是河西走廊西部茫茫戈壁和沙漠中的一小块绿洲，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敦煌地处河西走廊交通要道，西汉丝绸之路在这里分成南北两线，南线出阳关沿图伦碛（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西行，北线出汉玉门关图伦碛北沿西行。到了唐代，出玉门关后经伊州走天山北麓西行，又形成了一条北新道。丝绸之路南北两线在疏勒镇（新疆喀什）会合，然后向西至波斯、大食等地。从外国来的商队，无论走北线或南线，都将在敦煌汇集后东去内陆。敦煌是河西走廊西部戈壁和沙漠中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城市。对此，岑参写下《敦煌太守后庭歌》，处默写下《送僧游西域》，还有无名氏写下的《敦煌》《敦煌廿咏·三危山咏》《敦煌廿咏·莫高窟咏》等。 玉门关与阳关。玉门关分汉玉门关与唐玉门关。西汉时，为了保卫河西走廊这一交通要道，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在敦煌之西，设置了玉门关与阳关两座关塞，阳关位于汉玉门关南约7公里处。古代于阗（新疆和田）产玉。大量的美玉由西域经此运向内陆，故新建关隘取名玉门关。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因以南为阳而得名。由于通向阳关的大道宽达108米，因此阳关道或阳光大道变成了通畅大路的同义语，后又演变为光明前途的代称，一直流传了两千多年。六朝时，因甘肃安西至伊州（哈密）这条道近而便利，于是将汉玉门关改设瓜州晋昌，即今甘肃安西东双塔堡附近。唐代仍使用这个玉门关。玉门关和阳关，是丝绸之路上重要关塞，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在唐人诗中这两座关塞的的名字经常出现，而且有些诗是脍炙人口的杰作。为此，王昌龄《从军行》其四其七专写玉门关，王之涣写下的《凉州词》可谓人人皆知，高适写下《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塞上听吹笛》，来济写下《出玉关》，柳中庸写下《征人怨》，李白写下《塞下曲六首》，胡曾写下《咏史·玉门关》，还有清朝杨昌浚写下《恭颂左公西行甘棠》；对于阳关道，王维写下《送刘司直赴安西》，许棠写下《塞下二首》，还有无名氏写下的《敦煌廿咏·阳关戍咏》等。 河湟，黄河与湟水的合称，是湟水流域与黄河汇合的一带，属河西走廊并陇右地区。湟水发源于青海湖，向东流至兰州附近入黄河。公元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吐蕃力量威胁着河西与陇右一带。为此，唐特设河西与陇右两节度使，各领重兵抵御吐蕃的入侵。唐玄宗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暴发，唐朝廷将河西并陇右两镇的精兵调入内陆平叛安史之乱，边防空虚。吐蕃乘机陆续攻占两镇所属的州县。三十年间，河西、陇右全部被吐蕃占领，丝绸之路因此切断，唐朝与西域的联系也被迫中断。为此，诗人们为河湟隔断异乡情写下了不少边塞诗作。张籍写下《陇头行》《凉州词》，王建写下《凉州行》，姚合写下《送少府田中丞入西蕃》，元稹写下《西凉伎》，白居易写下《西凉伎》，顾非熊写下《出塞即事二首》，刘景复写下《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无名氏写下《菩萨蛮》，毛押牙写下《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冬日书情》《夏中忽见飞雪之作》《冬日野望》《青海望敦煌之作》《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有恨久囚》《闻城哭声有作》《晚秋》，马云奇写下《途中忆儿女之作》《至淡河同前之作》《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被蕃军中拘系之作》，司空图写下《河湟有感》，白居易写下《缚戎人》，杜牧写下《河湟》《辄献歌咏》，张乔写下《河湟旧卒》，薛逢写下《凉州词》，刘驾写下《唐乐府十首》，张祜写下《喜闻收复河陇》，还有无名氏写下的《张议潮变文》等。 大同，边塞的重要门户，草原民族南下入侵，左云和大同之门户是首选突破口。因而，历史留给大同的边塞诗不可枚举。王维随军到大同时曾作《至使塞上》，中晚唐时的李贺到大同写下了《平城下》与《雁门太守行》。 宋辽金元时期，宋与辽金元战争频繁，大同边塞诗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柳开、欧阳修、元好问、雷源等。尤其元好问，面对金军铁蹄南下，国土沦陷民不聊生的现实，“马上击狂胡，马下写军书”，写了大量的充满爱国情操的边塞诗歌。辽代，大同出现了一批女诗人，一代皇后萧观音写下了《虎伏林隐制》，展示了及其高深的才华，成为女诗人中杰出的代表。 明代沿长城设九边重镇，对长城不断修缮与加固，也不断发生长城战事。为此，诗人们写作边塞诗成为创作的主流，怀古追远诗歌亦成为创作的重要话题。明兵部尚书于谦曾巡抚山西19年，倾心边塞防务，写有《上太行》《出塞》《云中书所见》等边塞诗作；刑部侍郎何乔新都督三关军事，北破瓦剌，过雁门关时写下《雁门用韵》，记述了“征骑萧萧过雁门”的行军情景；明文坛老将李梦阳被认为是复兴边塞诗的第一人，写有《经行塞上》《出使云中作》《送李帅之云中》等诗。明末清初，姜瓖反清失败，大同惨遭屠城，反清志士顾炎武、屈大均、魏象枢、闫尔梅等都很关注大同，以大量诗作记述了大同“旧府荒城内，颓垣只四门”的惨象，发出了“千年遗汉迹，一夜转悲歌”和“枉历三关征战地，无有一奋曼胡缨”震撼人们心灵的叹息。 关于边塞诗，还有属琵琶套曲的《塞上曲》，其中包括清末李芳园据华秋苹《琵琶谱》中的五首小曲《思春》《昭君怨》《泣颜回》《傍妆台》《诉怨》，改题为《宫苑思春》《昭君怨》《湘妃滴泪》《妆台秋思》《思汉》，加以组合，总名之为《塞上曲》，并托称王昭君所作。见《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1页。 历史上战争场面是最触动人们的思想与耳目的，边塞荒芜、沧桑、浩瀚的景象也最能感动人们的情怀，因而留下的边塞诗也最震撼人们心灵。 边塞诗的特点，描绘边塞风光迷人景色，记述艰难的战斗场景与艰苦环境，诉说戍边将士的苦衷与怨气，颂扬边塞战斗英雄的光辉形象。
202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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