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符五年，十二月，从中原突围的黄巢攻陷了福州，福建观察使韦岫弃城而走。 乾符六年，正月，新上任的镇海军节度使（浙西观察使）晚唐名将高骈给大唐王朝送了一个大大的开门红。 高骈派遣麾下头号将领张璘与三号将领梁缵兵分两路，从浙西进入福建攻打黄巢，黄巢压根没有想到高骈的速度能如此之快，数次交锋，全被败北。 虽然黄巢之前，也多次被唐军打败，但黄巢擅长流寇战术，一败即走，确保战斗有生力量的延续，可以做到败而不乱。但这次与以往不同，张璘、梁缵乃高骈手下骁将，作战经验丰富，分兵两道交替进攻，将黄巢的流寇战术完美压制，这是黄巢自起兵以来第一次连续兵败，军心直接涣散。 “草贼二十四将”中的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四员大将直接投降，还有其他将校数十人也随之降唐。 秦彦：徐州人，早年从军，后聚集亡命之徒数百人，袭杀下邳令，盗取军资后投奔黄巢。黄巢在福建大败后，投降高骈。后为高骈军中得力干将； 毕师铎：曹州人，贩卖私盐的票帅，黄巢的同乡兼同行。黄巢在福建大败后，投降高骈。后为高骈军中得力干将； 李罕之：陈州项城人，早年学文不成出家，出家乞食受挫后，依附黄巢，落草为寇。黄巢在福建大败后，投降高骈。后被高骈举荐为光州刺史，先后依附诸葛爽、李克用、朱温，成为一方节度使，为人残暴不仁，绰号李摩云，五代初期知名军阀； 许勍：濮州人，王仙芝的同乡，王仙芝死后依附黄巢。黄巢在福建大败后，投降高骈。后无记载。 此前“草贼二十四将”中的：
综上所述，投降五人，阵亡五人，失踪三人，如今“草贼二十四将”中只剩下十一人，其中黄巢亲戚占八人，他们分别是黄存（黄巢五哥）、黄邺（黄巢七弟）、黄揆（黄巢八弟）、黄钦（黄巢九弟）、黄秉（黄巢十弟）、黄万通（黄巢的侄子）、黄思厚（黄巢的侄子）和林言（黄巢小妹的儿子，最受宠）。另有外姓将领三人，濮州人柴存、濮州人常宏与汴州人王重霸。 长途跋涉四个月后才进入福建地界，本想喘息一段时间的黄巢，（详情请看羚羊往期文章黄巢在战场上的这一神操作：将大唐王朝彻底拉进深渊）此战过后，军中战将与起兵之初相比已经减损过半，黄巢胆战心惊，无奈只有被迫放弃福建，率领残兵败将一路南下，到达广州地区。
黄巢逃到广州后，高骈立马上奏朝廷，请求出击广州讨贼，并制定出完整作战方略，兵分五路。第一路，殿后大军。高骈奏请朝廷封权舒州刺史郎幼复，为镇海军节度留后，统率镇海军剩余部队镇守浙西。 第二路，阻击大军。高骈会命屡败黄巢的麾下头号将领张璘，率五千兵马守郴州（今湖南郴州），阻击黄巢北上去路。 第三路，围追大军。高骈会命麾下二号将领王重任率八千兵马，先攻潮州（今广东潮州），再攻循州（今广东惠州），从东路围追黄巢。 第四路，主力大军。高骈会亲率一万大军，过大庾岭，经韶州（今广东韶关）地界，南下直接进攻广州，黄巢听闻，必会逃窜。 第五路，堵截大军。高骈奏请前宰相兼荆南节度使王铎率领所部三万驻守梧州（今广西梧州）、昭州（今广西桂林平乐）、桂州（今广西桂林）、永州（今湖南永州），堵截黄巢去路。 高骈不愧是晚唐名将，这作战方略（如上图所示）可以说就是一次天衣无缝的“围剿行动”，依据高骈部队之前与黄巢部队交手的战绩与其所表现出的战力来看，如果这次作战行动落实，黄巢从广州逃出生天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现实，唐廷却把高骈的奏请给否了。
在这之后，获得喘息之机的黄巢，从桂州，赶上暴雨天气，河水暴涨，乘坐竹筏顺着湘江而走，经永州，进入湖南地界（这条突围路线，与高骈料想的一模一样），然后一路冲杀无阻至襄阳，然后转攻鄂州、饶州、信州、池州、宣州、歙州、杭州等十五州，死灰复燃，聚拢贼兵二十万，剑指中原，先破洛阳，最终攻下长安，大唐王朝的国都就此沦陷。 看到这里，估计大家会忍不住来个猜想：假使唐廷当时同意了高骈的作战方案，将黄巢剿灭在广州，是不是就不会有日后长安被攻破的事情发生？ 那么问题来了，唐廷当时为什么没有同意呢？ 羚羊觉得主要有三点原因，刚好涉及到三个方面，我们细细说来。 政治方面，朝中宰相掣肘在长安的政事堂中，此前举荐高骈的宰相卢携已经在去年被罢相。高骈与新上任的三位宰相，在之前没有过多的交集，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而高骈现在没有。 而且在职的三位宰相中，豆卢瑑、崔沆两位素不知兵。尤其是兼职兵部尚书的豆卢瑑，给予高骈极大的掣肘。 况且黄巢在广州逗留的期间，并不是毫无作为。高骈再向朝廷上奏的同时，黄巢也在向朝廷上奏。只不过两个人奏请的内容则是完全相反的，高骈奏请的是剿贼，而黄巢奏请的是招安。高骈本来给唐廷出的是判断题，而黄巢的奏请将这道判断题变成了选择题。 剿贼or招安？ 这是黄巢第二次使用招安的缓兵之策，轻车熟路。但却是政事堂新履职的宰相们第一次应对黄巢的招安，略显生疏。 黄巢通过浙东观察使崔璆与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请他们代自己上奏朝廷，奏请唐廷封赏自己为天平节度使（治所在郓州，下辖濮州、曹州）。黄巢是曹州人，黄巢想回自己的老家任职，但是朝廷很干脆的否决了。 天平军是中原军事重镇，怎么可能拿来用做招安贼首的条件呢？ 就在政事堂的宰相们打算考虑是否该选择剿贼的时候，黄巢的第二封奏表来到了，这回黄巢要求的是广州节度使。 这使得政事堂的宰相们陷入了两难之中。 黄巢是贩卖私盐的票帅出身，非常擅长营销策略，黄巢这次使用的策略，用现代营销心理学理论解释为“锚点效应”。
知道了这个“锚点效应”就可以用来左右人们的决策，比如今天我们很多商家都在定价方面运用了“锚点效应”，比如： 肯德基。对于双层鸡腿堡的定价是19元，香辣鸡翅（一对）11.5元，一杯中可9.5元，但是双层鸡腿堡套餐（这三样的组合）定价却是36元，比单买这三样的总价格40元便宜了4元。所以人们一般都会选择直接购买套餐，因为单品价格就是“锚点”，以此判定，购买套餐更划算一些。殊不知，这恰恰正是肯德基所希望的。 租房子。一个装修不咋样的房子月租1100元，而一个中等装修的房子只要1200元。所以人们一般都会选择中等装修的房子，因为装修不咋样的房子就是“锚点”，以此判定，租中等装修的房子更划算一些。殊不知，这恰恰正是房东所希望的。 黄巢的招安也是如此，黄巢先奏请要求封赏中原军事重镇天平节度使，这就是“锚点”，然后奏请要求封赏地处偏远的广州节度使，这一对比，政事堂的宰相们觉得封赏广州节度使更划算一些。殊不知，这恰恰正是黄巢所希望的。 但招安是大事，不是简单的消费，政事堂的宰相们不是冲动的消费者，经过深思熟虑后，黄巢的奏请再度被否决。宰相们最终商议出，给黄巢招安的官职为率府率（东宫卫率府长官，正四品上）。 但在他们深思熟虑的这段时间里，黄巢的部队已经获得了充足的修整时间，同时招安方案的最终确立，就意味着高骈的作战方案被否决。 经济方面，大唐财政掣肘任何王朝想要平定大规模叛乱，王朝中枢都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此时的大唐王朝，不具备这一点。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财政制度原因。 中唐之后，藩镇林立，大唐王朝的财政赋税制度改为实行两税法。根据《唐会要》记载，两税法使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开，中央有权支配的实际上只有一定数额的上供，留州、留藩镇的部分则完全由地方去支配。 一方面这是唐廷与藩镇的妥协共存，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唐廷还有一定数额的供给来源，是适应时代的制度改革。但是在这样的制度下，唐廷的财政是完全缺乏弹性的，一旦遇到赈灾救济或者筹措军饷等紧急情况时，唐廷便捉襟见肘了。 第二个历史遗留原因。 中唐之后，河朔藩镇，割据地方不上供；中原藩镇，防遏河朔少上供；边疆藩镇，戍边布防少上供；只有东南藩镇，上供最多。因此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评价说“唐立国于西北而置根本于东南”。 对于离长安悬远的东南藩镇赋税的过分依赖，使唐廷的财政周转缺乏灵活性，漕运稍阻，便会陷入全国恐慌。因此中唐之后，各任唐帝用兵，常有“国力所不支”、“府藏空竭，势不能支”、“馈运不给”等情况的记载，“财竭力尽”是大唐王朝的腹患与积弊，百年难改，所以藩镇林立而难灭。 高骈的作战方案确实完美，但是背后调动的兵力却是大手笔，总计53000人，“财竭力尽”的唐廷是难以负担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 对比此前朝廷用来平定黄巢之乱的队伍多由中原藩镇本镇出兵，也多在各藩镇各自辖区内，军费支出可由各藩镇负责大部分，唐廷负担较小。而且也没有跨辖区大规模调兵遣将的军事行动，如按照高骈的作战方略，大量的镇海军将由浙西调往广东和湖南，唐廷负担会非常重，基于此考虑，高骈的作战方案被否决也在情理之中。 军事方面，中原藩镇掣肘高骈作战方案被否决，还有一个最现实最客观的原因就是，黄巢反唐期间，当时大唐王朝先后有九处藩镇发生了军乱，尤其是河东军连续发生四起军乱。高骈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剿灭黄巢，但所他规划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一旦实施，势必会给这些犯上作乱的人创造机会。 《资治通鉴》记载：
上述就是在黄巢逃窜到广州这之前，大唐王朝发生的军乱，我们可以统计一下，有哪些地方： 陕州军乱（治所今河南三门峡） 忠武军乱（治所今河南许昌） 盐州军乱（治所今陕西榆林定边） 河中军乱（治所今山西运城永济） 大同军乱（治所今山西大同） 湖南军乱（治所今湖南长沙） 天平军乱（治所今山东泰安东平） 河东军乱（治所今山西太原） 昭义军乱（治所今山西长治） 这九处藩镇军乱，大部分离长安都非常近，而黄巢远在广州，基于对这一客观事实的认知，高骈舍近而求远的平叛作战方案被政事堂的宰相们否决，并不出人意料。
综上所述羚羊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分析了唐廷为什么没有同意高骈作战方案的原因，其实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看似是政事堂宰相们偶然性的选择，其实这背后有着必然性的原由。 正确认识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够更加全面的看待历史的进程，避免陷入单一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强调时势）或者单一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强调人为）的误区。 |
|
|
来自： 挑燈看劍r7wtm5 > 《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