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21年，雅典人放弃战争时，情势即将赋予他们巨大的优势与机遇。[ 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333—349页。]斯巴达人不遵守和执行和约条款时，雅典人试图通过与斯巴达人结盟并遣返俘虏来挽救局面，而俘虏是雅典最有价值的战略资产之一。雅典人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厌倦了战争，他们是如此迫切希望维持和约，以致于他们能够听取劝服，去冒一些险、放弃一些实质性的利益，换得维持和约的机会。可是，这么做的后果令人失望且愤怒。斯巴达人没有交还安菲玻里（Amphipolis），彼欧提亚人（Boeotia）也没有将巴那克敦（Panactum）完璧归赵。[ 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17—32页。]雅典人坚信，他们遭到了斯巴达人的蓄意欺骗，他们旋即与其他城邦结盟，令敌对关系延续。这些事件进入雅典人的记忆、铭刻在他们的脑海中。此后，大多数雅典人认为，斯巴达人是不可信任的。后来，这种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雅典人拒绝斯巴达的和约提议，即便接受和约提议于雅典人有益。公元前421年，支持议和的人坐视自身的迫切愿望妨碍他们对事实进行客观评估，妨碍他们制定合理稳固的政策。如果这些人坚持要对方履行承诺、坚持行胜于言，他们也许就能够迫使斯巴达人承担起义务，从而为和约的持久奠定基础。即便和约无法持久，至少他们也无需白白牺牲雅典的利益，白白摧毁了将来谈判的基础。在那个时候，雅典人极度渴望和平，他们几乎不惜一切代价的议和决心，但这一切对于日后谈判议和的前景、乃至取得胜者和约的前景，不啻为灾难性的侵蚀。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的经典交锋。 同时，在这场战争的漫长过程中，要取得彻底胜利并一举洗清斯巴达对雅典人帝国永恒的疑惧之情与嫉妒之心、从而永保帝国安全，雅典人也不是没有机会。这样的机会出现在公元前418年，出现在以曼提尼亚战役结束的那次征战当中。那次，斯巴达人是真有可能失败的，尽管他们的重装步兵数目要多出敌军一千。如果雅典人做出与当时情势相称的努力，像在埃皮道鲁斯（Epidaurus）一样派出4000名重装步兵，而不是像后来那样只派出1000名重装步兵去曼提尼亚，那么也许，雅典人还能用自己的海军对拉戈尼亚（Laconia）沿岸发动突袭、利用他们在美塞尼亚（Messenia）的盟友从派娄斯（Pylos）发动突袭，从而迫使敌军的大部分部队原地留守，注意力被分散。这样一来，斯巴达人就很有可能会被击败，那么，琉珂察（Leuctra）战役的后果就会提早半个世纪到来。但是，雅典人没能做到这些，部分就是因为针对斯巴达的这种结盟政策，其高峰出现恰逢敌手权势占优。然而，公平地说，选择陆地交战、选择与斯巴达人在重装步兵战役中交战，对于绝大多数雅典人来说，都是令人不适的选择。 雅典在西西里失败，斯巴达人得到了与波斯结盟从而取得胜利的机会。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的经典交锋。进入战争时，双方都希望战争以自己擅长的形式展开，期待以自己的强项和相对较低的代价获取胜利。不出几年，事态表明，双方都无法以这种方式取得胜利。要获得胜利，就必须在对方最擅长的领域获得战斗能力并取得胜利。雅典在西西里失败，斯巴达人得到了与波斯结盟从而取得胜利的机会。在多次失败之后，斯巴达人打败了雅典舰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取胜。要取得真正的胜利——而非伯利克里式的和局，雅典人就必须找到在陆战中打败斯巴达人的办法。雅典自身的陆上部队永远无法独力打败斯巴达人；斯巴达同盟的分裂和公元前421年到期的阿尔戈斯（Argos）条约为雅典人提供了能够带来胜利的部队。然而，尼基阿斯（Nicias）及其他支持与斯巴达议和结盟的人放弃了这个机会。雅典人对斯巴达行为的反应将他们赶下台，并将雅典送上了将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陆战中战胜斯巴达人的正确路线，但是，由伯利克里制定、由尼基阿斯继承的方针却早已是雅典的天然既定方针。更加激进的政策意味着陆上作战，也意味着不能取得速胜，这种政策在民主的雅典是无法持久的，因为这个民主的城邦已经习惯于低风险、低伤亡的战争。阿尔喀比亚德一力促成的新方针陷入危机时，尼基阿斯麾下旧部再次显耀；赞同其观点的人成为将军，但这些人执行激进方针时并不大胆，也并不坚定，他们躲过了灾祸，却坐视阿尔喀比亚德新方针破产。在曼提尼亚战败后，尽管真正的和平仍然虚幻——因为雅典与斯巴达继续带着疑惧和敌意看待对方——，但尼基阿斯及其同党却很高兴重回这和平之幻境。 伯利克里 西西里远征的失败是这场战争中的关键转折点，对所有雅典人都产生了持久的深刻印象。这次远征最后采取的形式是糟糕的错误，这令修昔底德相信，任何进攻性举措都是荒唐愚蠢的，这也令修昔底德认为，伯利克里在战争开始时的海上防御战略是惟一合理的战略。然而，修昔底德自己的叙事却表明，海上防御战略连伯利克里预想的那种有限胜利都难以取得，更不用说那种能够剥夺敌军战斗力的胜利——斯巴达决心果断，因而雅典人必需取得这种胜利。为此，雅典人必须采取攻势，面对在陆地进行重大战役的必需，并且，找到方法、找到时机赢得这场战役：与阿尔戈斯、埃利斯（Elis）、曼提尼亚结盟就是方法，公元前418年就是时机。但是，雅典人退缩了，没有为胜利献身。这样一种反应，对于认为自己凭借舰队、阔绰国库、防御城墙而无懈可击的岛国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雅典已经发展出一套令人羡慕的独特战斗方式，这种战斗方式利用这些优势，回避了普通战争的大部分危险与不快。这种战斗方式令雅典人能够迅速集中兵力、趁敌不备予以打击；这种战斗方式允许雅典人攻击他人而不危及自己的城邦与人口。这种战争方式的成功——进攻行动只在海上或只从海上展开，伤亡及自己的财物损失很小——使得它看起来是惟一的方式，在陆上战败并损失惨重使得雅典人不愿再冒险上陆开战。[ 如公元前446年柯罗馁亚（Coronea）战役（参见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123—124页）与公元前424年德里昂（Delium）战役（参见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280—286页）。]攻势只在海上或只从海上展开。了不起的客蒙（Cimon）根据这些原则战斗，一次又一次取胜，从未失败，从未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伯利克里在指导雅典人进行所谓“雅典战争方式”的作战时，不过是将之前的趋势进行了一番逻辑提炼。 然而，客蒙采取的方针对于其大战略来说是种补充。他与重装步兵实力更强、不会被海洋权势打败的列强保持友好。伯利克里应当也想采取同样的方针，但是当他试图阻止战争而不得时，他重回传统战略，还更进一步，拒绝使用陆上部队，哪怕是防御也不行。这令伯利克里并无挫败敌军的希望，而只余或多或少惩罚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从而阻止他们继续战斗的希望。“雅典战争方式”[ 我从B·利德尔·哈特（B.Liddell Hart）的《不列颠战争方式》（The British Way of Warfare，伦敦，1932年）那里借用了这一说法。]无法自如应对具有如是之性格的敌军，伯利克里战略的如意算盘并不奏效。 雅典人在公元前418年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却不得不于3年后在西西里远征中投入更多、冒更大的风险。 公元前431年，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对局势感到满意，并不希望扩张，只希望保卫既有权势，有能力将敌军逼入绝境，对于这样一个城邦来说，坚持防御、避免攻势的诱惑是巨大的。如是方针虽然可圈可点，但也存在重大隐患。这一方针容易令思维陷入刻板定势，我们可以谓之为“防御崇拜”。[ 我从今人所提的“进攻崇拜”中借用了这一说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中，“进攻崇拜”这一提法统治了欧洲的军事圈。]除了令人们将从前行之有效的战略运用于其并不奏效的情势之外，思维的刻板定势可能还存在其他隐患。这一思维刻板定势威慑潜在敌人、使其不敢煽动战争的能力极为有限。要成功躲在牢固防御位置施行威慑并藉此剥夺敌军的胜利前景，必须具备高度理性与强大机变能力。斯巴达人于公元前431年入侵亚狄珈（Attica）时，他们肯定认为这并不冒险。如果雅典人拒绝战斗、甚至如果他们固执地长时间拒绝战斗，那么，斯巴达人也仅仅是损失些时间和精力；何况这两种情况既不可能也不合常理。无论如何，他们自己的城邦和土地都是安全的。如果雅典人拥有攻打斯巴达人最脆弱之处的能力，同时如果所有人都清楚意识到这一能力，那么，伯利克里的威慑战略可能会更加奏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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