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点课题，也是大国竞争和国防战略研究领域的典型案例。其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著名的学术理论——“修昔底德陷阱”——更是成为大国竞争的代名词（这个理论是否成立也颇具争议）。不过，有意思的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及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战争爆发的原因上，而对战争爆发后，伯利克里领导下雅典应对战略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即是以此入手，与读者一起讨论雅典战略的成败得失及其带给我们的启示。  伯罗奔尼撒战争 虽然我们讨论的重点是战争开始后的应对战略，但是为了保持论述的完整性，我们仍然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有一个完整的“因果链”：公元前435年，希腊城邦埃庇丹努斯爆发内战，由于埃庇丹努斯是另一个城邦克基拉建立的殖民地，因此埃庇丹努斯内战中的一方向克基拉寻求帮助。不过此时的克基拉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拒绝援助埃庇丹努斯，后者只得向科林斯寻求帮助。虽然克基拉也是科林斯建立的殖民地，但是二者关系恶劣，双方的对抗由此展开。同时双方都向雅典寻求帮助。经过激烈的辩论，雅典决定与克基拉结成防御同盟。科林斯转而寻求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斯巴达的援助。就这样，由于两个“次要城邦”对一个“偏远地区”的争夺，将当时希腊最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拉入战争。进而演变成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争霸战争。 学术界在对上述“因果链”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或者说至今仍然争议不断的观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双方是否真的想打这场仗，或者用更加为人所知的方式来说，即“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真的不可避免。这一争论的出现是因为细读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在决定加入战争之后，都没有采用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先说斯巴达。在斯巴达讨论是否加入战争的过程中，斯巴达国王阿西达姆斯就明确的反对战争，他认为雅典是海上强国，除非能在海上击败雅典，否则斯巴达占不到便宜。而在实际宣战之后，斯巴达没有立刻派出军队进攻雅典所在的阿提卡，而是选择派出三批使者到雅典寻求和谈（下文还将说到）。 如果说斯巴达采取的是容易理解的“常规操作”，那么雅典的战略就更值得研究了。早在伯利克里主政之前，雅典就实施了一项十分值得玩味的防御工程——修建“长墙”将雅典及其主要港口比雷埃夫斯环绕起来。由于当时希腊的攻城战术非常原始，雅典的这一行动引起了斯巴达的强烈不满。事实上，在古代，修建城墙本来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举动。但是，之所以雅典修建的“长墙”值得分析“玩味”，是因为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雅典的国防战略，也决定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半段的走势。  波希战争奠定了雅典的海上霸主地位 不同于斯巴达，雅典的海军始终是其引以为傲的国防支柱，这一点早在波斯战争中就表现了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雅典陆军的可有可无。雅典地处阿提卡半岛，与希腊内陆相连，虽然多山地形复杂，但也不像岛屿那样与其他城邦海陆相隔。因此，完全放弃陆地防御是极其危险的。但是这却恰恰成为伯利克里应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略基础。 伯利克里战略的逻辑是这样的：不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都没有实力同时建立超越对手的陆军和海军，因此，双方只得将国防投资的重点集中到一个方面；也正是由于认识到斯巴达陆军的强大和阿提卡半岛与希腊大陆相连的事实，通过修建连接雅典和港口比雷埃夫斯的长墙，将雅典改造为“事实上的岛屿”，从而充分发挥雅典海军的优势；一旦战争爆发，雅典便将城外的居民迁入长墙之内，彻底放弃周边的农田，转而依靠雅典对爱琴海的控制，通过海上贸易和海外供给线维持生存，实现与斯巴达的长期对抗。 通过对上述逻辑的梳理可以发现，雅典奉行的同样不是进攻性战略。恰恰相反，伯利克里的核心目的也不在于击败斯巴达的进攻，而是在于让斯巴达认识到其无法在陆地上击败雅典，从而放弃战争，实现和平。实际上，伯利克里的结论与上文提到的斯巴达国王阿西达姆斯的思想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双方很可能都想避免战争的爆发。  雅典伟大的战略家伯利克里 伯利克里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其能时刻保持对爱琴海制海权的控制。为此，雅典专心致志的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提洛同盟”：在该同盟中，其他城邦不需要保留自己的海军，而是向集体金库提供资金，雅典使用这笔资金建立起无与伦比的强大海军。与此同时，通过海上贸易将提洛同盟内部各城邦紧密相连，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共同体。雅典充分发挥其民主体制的象征意义，将自身打造成事实上和心理上绝对的霸主，从而打造了一个自身居高临下的“提洛帝国”。换句话说，伯利克里战略要想成功有赖于其对该霸主地位的有效维持。 逻辑分析的最严谨之处，往往也是悖论出现的地方。历史“开的玩笑”正是留给我们的启示。上文提到战争爆发后，斯巴达接连派出三批使者来到雅典商谈和平的可能，而斯巴达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要求雅典解除对一个小城邦迈加拉的经济制裁。如果伯利克里同意的话，伯罗奔尼撒战争很有可能借此被扼杀在摇篮中。但是出乎预料的是，对于这一看似不难实现的要求，伯利克里竟然断然拒绝。究其原因，普遍认为，这个要求看似小事，但是伯利克里担心其一旦答应后，斯巴达会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关键是，如果雅典让步太多，其努力打造的霸主形象就会坍塌，其奉行的一整套战略也就会随之彻底失败。因此，伯利克里必须咬牙坚持到最后。这也就形成了我们提到的悖论：伯利克里战略的核心目的是为了避免战争，为此必须维持其对“提洛同盟”的统治；而这一统治有赖于其对自身强大形象的维护，为此又必须少做让步；而过少的让步又无法满足斯巴达的和谈要求，战争就无法避免。 在这一悖论之下，又衍生出另外两个同样矛盾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既然雅典的战略有赖于其对自身不可战胜的形象的塑造。那么，斯巴达军队对长墙之外雅典农田和土地的破坏，是否同样会被视为雅典的“软弱”？因为，面对斯巴达的焦土政策，伯利克里选择避免接触，而不是主动迎战。第二个问题是，伯利克里战略的精髓是塑造雅典不可战胜的高大形象，从而使斯巴达认识到其无法击败雅典，进而不得不实现和平。那么单纯依靠消极防御，又如何起到震慑斯巴达的目的呢？如果斯巴达选择屈服，同样也会危及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因此，除非对斯巴达造成其难以承受的巨大伤害，否则斯巴达不可能如伯利克里所愿的那样轻易选择和谈。长此以往，雅典自身的地位反而会遭到侵蚀。伯利克里在世的时候，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雅典尚可以维持该战略，一旦伯利克里去世，失去光环的接班人又如何能说服雅典臣民及提洛同盟中其他的城邦继续奉行这样的消极防御战略呢？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伯利克里故去之后，其战略在接班人之间引起巨大争议，提洛同盟内部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严重。  拿破仑对英国的封锁战略 伯罗奔尼撒战争早已过去了两千多年，但是它留给后人的启示却是如此的宝贵。例如，拿破仑战争中，通过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确立了其无法被战胜的事实。英国和法国同时转向实施对对方的封锁战略，构筑自己的“长墙”。面对这一现实，英国一方面在海外抢夺法国殖民地，扩展自己的殖民帝国，另一方面积极援助欧陆国家与法国对抗。在确保自身不可战胜的同时，寻找对法国造成巨大伤害的机会。又如冷战中，美苏双方都奉行防御战略，避免与对方发生战争。美国更是通过在西边建立北约，在东边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结盟，打造一个包围苏联的“长墙”。苏联的应对之法在于支持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军事行动，迫使美国疲于奔命，使美国陷入“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陷阱之中。而美国则是选择通过“缓和”加“遏制”的连环套，破坏苏联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统治基础。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其背后都可以找到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伯利克里战略正面或反面的映射。伯罗奔尼撒战争带给我们的启示正体现在两千年大国博弈的见招拆招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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