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修昔底德：从政治家、将军到历史学家

撰文：高勇

修昔底德，一位曾经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物，虽然早就被初中历史教科书所刊载，但国人对其印象怕是很少，对其所了解者也多半只能记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提起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先贤，映入视野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及政绩斐然、荣誉等身的政治家，我们能叫出梭伦、地米斯托克利、伯利克里；论到以身抗敌军功赫赫的将军，萨拉米斯海战的德米斯托克利、温泉关战役的利奥尼达更有威名。那么修昔底德是如何的一位人物，除了历史著作外是否有值得我们关注的更多面相？

作为雅典政坛的贵族领袖，他曾经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干改变过政治势力，甚至威胁到伯利克里“第一公民”的权力基础；作为一位领兵作战的将军，安菲波利斯之役中火速率兵回援，为母邦保住了爱昂城；作为少有被人挖掘的历史哲人，以人性判断和政治洞见指引我们洞察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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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经改变雅典政坛面貌的贵族领袖

公元前约460年，修昔底德生于雅典名为Alimos demos的富有家庭，他的家室尊贵，父亲奥洛鲁斯Olorus是响当当的马拉松之战的雅典指挥官米太雅德（Miltiades）的后辈，而且很可能其家族同当时色雷斯的王族有亲戚关系。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一处细节提到，他在色雷斯沿海拥有金矿开采的事业，且在当地居民当中拥有极高威望。简而言之，修昔底德的出身和家族提供给他进入城邦政治的可能，而且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若不能在城邦政治或军事战斗中赢得荣誉和胜利，根本不可能算活地好（这个观念直到稍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组建学园才真正被挑战，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充分展现出其矛盾）。

可以想象，从少年起修昔底德即被家庭精心抚养，他肯定接受过荷马史诗的熏陶，读过品达的诗篇，也肯定对希罗多德的《历史》熟稔，更有可能曾经同客蒙（希波战争中雅典的主要将领）、伯利克里都有近距离接触。他们对于城邦内务乃至雅典帝国的政见修昔底德想必也必有耳闻，甚至精心研究过。学者怀疑修昔底德就是西蒙的妹夫。总而言之，修昔底德身处政界的核心集团当中。

修昔底德还很有可能精通摔跤，（“恰巧”的是比他稍后的大哲学家柏拉图也精通摔跤，其实是他们都分享着那时希腊贵族相近的生活方式），据说他的父亲是全雅典最好的摔跤手之一。在普鲁塔克的记载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曾经问及修昔底德，到底他与伯利克里谁更擅长摔跤，修昔底德回答说：“当我把伯利克里摔翻在地后，他却说自己没输，并且让亲眼目的整个过程的人都相信了他的话”（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伯利克里传》）。

随着希波战争中勇敢的海上民族顽强地阻击波斯帝国的进攻，普拉蒂亚之役后保守的斯巴达人选择退守伯罗奔尼撒半岛，而不愿以希腊盟主的身份保护爱奥尼亚周边的希腊殖民城邦。勇敢的雅典人适时又果敢地介入这个“权力真空”，在几位杰出的政治人才前赴后继的努力下（尤其是德米斯托克利谋划以海军为基础的帝国路线），雅典人被拥戴为提洛同盟的盟主，领导爱奥尼亚城邦反抗波斯。日后盟邦不断扩大，随着西蒙将军对波斯的连番胜利，终于将波斯人赶回亚洲，再随后的雅典权力逐渐扩张，在BC454年左右提洛同盟的金库搬迁到雅典城，同盟已经蜕变为事实上的雅典帝国，除三个城邦外其他城邦的独立外交和司法权都不同程度遭到剥夺，且每年都需要上缴给同盟不同额度的福洛斯（音译，实际就是贡金）。

伯利克里掌控的雅典帝国的内政曾经遭受过修昔底德尖锐的批评，在政治才干方面，修昔底德或许并不比伯利克里差。修昔底德在当时极具创造性地对政治组织进行了改革，当时的政治并无什么实际派别性纲领，也无明确统一的内部政治口号，更无法谈政党或政党章程。在公民大会上，即便持有相同意见者往往也不坐在一块，而修昔底德改变了这些，他创造性地将己方势力联合起来，虽然相对于公民大会而言比例不大，但形成一股很强的贵族势力，他不允许那些被称为kaloi kagathoi（贵族名仕）的人像以前那样散坐在其他人中，因为人少，这样体现不出他们的价值。（他将他们挑选出来，组成一个团体，使他们力量大增）参考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伯利克里传》。

针对伯利克里的内政和同盟管理，甚至伯利克里本人，修昔底德组织贵族派对其进行批评和攻击，尤如当年伯利克里对西蒙的攻击一般。以修昔底德为核心，这个反伯利克里联盟大多支持贵族政治，批评庸俗的平民政权的各种问题，而修昔底德又是一个泛希腊主义者，他严厉批评伯利克里的帝国政策，认为雅典不应该剥削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同胞。在同盟税金的使用上，他们攻击伯利克里不是用资金来装备军队对抗外敌，反而在搞一些花里胡哨的“公共美容”，花不必要的钱讨好贫民（伯利克里给参与法庭审判做评审团的公民以补贴，还有平民观看戏剧有补贴）。更甚者，其同盟人讥讽伯利克里长相酷似庇西特拉图，提醒雅典公民他可能像庇西特拉图一般推翻民主政体而成为僭主……

修昔底德的这些攻击来自其对伯利克里政治基础的冷静判断，他试图用泛希腊同盟的感情争取各城邦的好感以得到外交支持，联合雅典人中同情爱奥尼亚各邦的势力；内政方面抨击伯利克里的民主化政策则实际会危急其民众基础，加上他本来争取到的贵族势力的帮助，修昔底德或许真的可能扳倒伯利克里，继而主政雅典。

所有这些来自右翼反伯利克里联盟的攻击确实给伯利克里带来了极大麻烦，伯利克里不得不正面回应。他用自己的修辞和行动对政策进行了辩护，而且伯利克里在这一风波中确实比修昔底德更加老练。

最终，雅典几十年来的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和伯利克里能言善辩帮助自己赢得了胜利。公元前443年，修昔底德遭到陶片放逐法的流放，自此从雅典政坛消失了10年，灵魂人物的被放逐也实际瓦解了这派攻击伯利克里的势力。古典史家唐纳德·卡根认为一定是伯利克里为了稳固权力而动用了这张王牌。

不管怎么说，政坛的修昔底德远远不是一位文弱书生，他曾经以智慧和行动一度改变过雅典政坛，并成功联合了当时的贵族势力并成为其精神领袖，甚至差一点将伯利克里从权力的高峰拉下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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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因协防失利而被处以叛国罪的将军

坦率地说，作为将军的修昔底德很难为我们所知，关于他的行军作战我们所知甚少，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在公元前424年他被公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一者在公元前424年前无从查实其军旅生活，二者对安菲波利斯之役的问题导致他被处以叛国罪而遭流放，提前终止其军旅生涯。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们还可以通过某些意见和行动评估修昔底德的议政能力，在军事方面供我们参考的只有孤立的“安菲波利斯营救不利事件”。

回溯到公元前424年的12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七年，精明干练又睿智多谋的斯巴达将军伯拉西达率兵从伯罗奔尼撒半岛一路北上，涉险越过色萨利和色雷斯，他的目标是雅典人在爱琴海西北岸的军事要塞——安菲波利斯。这座军事要塞对雅典极为重要，因雅典本土粮食不能自给，最重要的运粮通道是取道爱琴海西岸北上，穿越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从黑海沿岸进口粮食并返航，这条航行路线堪称雅典的“海上生命线”。为此，曾经主掌雅典的西蒙将军和伯利克里等人经先后几次努力终于建成要塞安菲波利斯，目的就是辐射整个爱琴海北部地区，确保“生命线”的运粮安全，必要的时候出兵平定周边城邦的叛乱。

而在这一年（公元前424年）作为将军的修昔底德并被委派驻守于安菲波利斯附近，这次布防雅典人委派几个将军的最重要任务肯定是确保安菲波利斯的安全。12月之前几月伯拉西达神速北上，闪击安菲波利斯，守城将领攸克利斯的布防失误和内奸的存在直接导致伯拉西达很快攻陷斯特里盟河的关键桥头，攸克利斯不得已立马派人去爱昂求救，然而不知何缘故，修昔底德却不在他应该出现的爱昂城（距安菲波利斯很近，3英里左右），而在半天航程外的塔索斯岛(Thasos)，对此修昔底德没有任何解释（后人也有各种解释）。

之后不到一天内，果断处事的伯拉西达未曾同斯巴达高层商议，即开出极为优厚的条件说服了雅典将领开城投降，而修昔底德在接到求救消息后，以所能够的最快速度（甚至都未装备重武器）火速赶往安菲波利斯（50英里的路程仅用12小时），然而最终失望发现还是迟一步——安菲波利斯已落入敌手，于是只得退兵到爱昂，阻止了伯拉西达攻占爱昂。然后返回雅典城，接受了公民大会叛国罪的指控。

对此事件，从古代学者到现代以来一直存有不同的争议，莫衷一是。雅典人起诉了修昔底德，然后修昔底德就此被流放了20年之久，他的政治军事生活同时被终结。历史阻止了一位政治家和将军的产生，却阴差阳错地成就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在遭流放的二十年中，修昔底德倒是有了充分的闲暇游历希腊各地，他可以远航到西西里岛，收集和甄别各种史料，倾尽努力写就一副壮丽的战争史（其实未能写完，普遍认为卷八未能润色而修昔底德即突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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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永远为后人敬仰的历史学家

根据公元前5世纪的Marcellinus曾写的《修昔底德传》，在童年时代，在随同父亲一起聆听希罗多德（比修昔底德稍早的以为历史学家，著有《历史》主要是希波战争内容）本人朗诵其历史著作的时候，小修昔底德曾经被精彩的故事感动流涕。在场的希罗多德注意到此情况，转身对修昔底德的父亲说：“奥洛鲁斯，你的儿子深受求知欲的感动”。材料无法查证真伪，但从修昔底德的历史文笔来看，他肯定受希罗多德影响，在很多时候甚至要故意反其道而为之，以区别于希罗多德。

太史公司马迁著史之目的于《报任安书》所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事，成一家之言”。相似的是，同为史家的修昔底德表达了类似的宣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言当中，有一段发自肺腑的自白，不过却是西方文明式的，反希罗多德式的：

我这部没有奇闻逸事的史著，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显然是针对希罗多德，笔者加）。但是，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知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一言以蔽之，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使之成为千秋万世的瑰宝。（《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ol I, chapter 1, 22 ,徐松岩译本）

在材料筛选和研究方法上，修昔底德保持了极其谨慎负责的态度，因为他力图给人以“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所以他对书中的演说词和叙事采取尽量严格的标准，有些演说词实际上是修昔底德亲耳听到（考虑到他曾经亲涉政坛，又在雅典成长多年），有些则是他查证多人后的整理，

“叙事方面，我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睹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ol I, chapter 1, 22 ,徐松岩译本）

修昔底德的这部历史被西方的学者们公认为信史的开端，甚至在21世纪我们搜罗到研究公元前431-404年的这场大战的各种材料中，在历史事实方面最足够确凿的仍然来自修昔底德，而非后世的狄奥多罗斯、普鲁塔克等人。在19和20世纪以来新的考古发现多次证实修昔底德的审慎，甚至修昔底德曾记录雅典帝国对某城邦的“条约”（实际上有不平等成分）在后世挖掘的铭板文字跟书中的记载相差无几，如此严谨的修昔底德必定亲自实地查摘过文字，而非单纯道听途说。

正是修昔底德亲历这场战争，以其蓬勃炽烈的感情、生动的记录、缜密的推断和深刻的思考，全方位地让我们了解这场“全希腊最重大的战争”，如若没有他，所谓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可能仅仅是西方古代历史中不大不小的浪花而已，无人铭记，也不可能有更深刻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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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帝国衰落的见证者

修昔底德缘何写作？恐怕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受到了某种震颤，这种震颤毫无疑问来自他所见证的雅典帝国的兴衰。西西里远征如此花费笔墨，无尽地渲染描绘西西里远征前公民们的狂热，这就是他的回答，尽管后代的学者会有异议。

修昔底德出生并成长于雅典帝国最辉煌的日子里，西蒙将军率军击败波斯，后雅典在阿提卡半岛北部的比俄迪亚地区接连胜利，在阿提卡南部经过2年多的围城终于迎来埃吉人的投降，同时在埃及、爱琴海诸岛、甚至远到塞浦路斯都有雅典人胜利的消息，公元前450年雅典帝国一度达到权力的饱和状态。

然而帝国内的陆地扩张和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双面作战（同波斯和斯巴达两方）分别导致科罗尼亚和埃及的失利，陆军和海军都遭到重创，雅典被迫撤出比俄迪亚地区。再然后萨摩斯、优卑亚岛和麦加拉的叛变让雅典进一步削弱了气力，终于在伯利克里的努力下，经过必要的权力收紧（比如处置右翼的修昔底德党人）统一了帝国战略，再经过远距离巡航至黑海本都的“耀武扬威”后，帝国得到稳固。

倘若没有突如其来这场大战，修昔底德依然能够享受着贵族的自由生活，然而这场大战彻底改变了以斯巴达和雅典为核心，并波及上百个城邦的希腊世界，战争中人性的黑暗面不断暴露，古老的道德信条不断被打破，宗教律令也难以坚守，雅典的大瘟疫严重减少了人口，不断的地震和古老的神谕增添了雅典人的恐慌，西西里海战几万人全军覆没，雅典的危急时刻不断出现，若不是战斗第三阶段雅典人紧急动用帝国储备金（1000塔兰同）甚至在阿吉纽斯海战前熔炼雅典娜神像的金片以重建海军，雅典根本撑不到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将军 Lysander和波斯王子的介入直接改变了战争进程，愚蠢的雅典民主政体的派系争斗逼迫阿尔基比亚德西西里远征不久即叛逃到斯巴达（导致西西里战略失败），而在阿吉纽斯海战后出于民众的愤怒处死最后具有海军作战经验的几位将军……

无论如何，雅典帝国的力量不断耗尽，最终在羊河之战痛失海军主力，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雅典人恐惧地获知了这个噩耗…… 我们无从知晓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04年身处何方，他必定非常痛心，不同于仅为个人私欲和荣誉之故而背叛邦国者阿尔基比亚德，也不像沉潜哲思超然政治之外的哲人，修昔底德是一位热心的雅典公民——尽管他可能犯过错误，他见证过母邦的强大，见到过战争的狂热，并戚戚然母邦落于敌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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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被忽视的历史哲人

修昔底德说人性是不变的，在政治和战争领域永远运作着那么相似的规律，因此历史总是能够重演，他称颂伯利克里为雅典第一公民，盛赞德米斯托克利拥有超人的卓越才会，他痛惜于具有高尚德性的老将军尼西亚斯被西西里人杀害。

在若干篇对话当中，我们总能够借修昔底德之笔深刻地把握到问题的核心和精髓，这些对话必定相当一部分被修昔底德所筛选过，保留其最重要的内容，全书有一百多篇对话，至少有十几篇对话触及到深刻的人性与政治格局问题。

在修昔底德所构想的米洛斯谈话中，雅典将军所谈宇宙间正义的规律莫不是强者奴役弱者；在关于密提林问题讨论中，克里昂直言帝国的真正基础是武力震慑和财税贡赋，人性的怜悯和妇人之仁却很可能葬送帝国；在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中，修昔底德如实传达出伯利克里的民主政治蓝图。

回顾整场战争，这场导致希腊文明严重内耗的“世界大战”，修昔底德区分了战争的直接原因和深层次原因，在他看来战争的直接原因并不那么重要，真正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的是战争的深层次原因——人性当中永远不可祛除的恐惧、不信任和利益之争。“战争是一位暴虐的教师，让大多数人的品格都堕落到当前状态”，值得所有现代的政治家、军人和民众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