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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晚，人文工作坊第三期第一讲“古典史学与普遍史学”在民商法学院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宜春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林国荣博士担任主讲人，西南政法大学杨天江副教授、王恒副教授、蔡乐钊博士以及杜苏博士作为对谈人。本次论坛由西南政法大学黄家镇副教授主持。 本次论坛主持人黄家镇副教授首先致辞，“今天有幸邀请到复旦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宜春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博士林国荣莅临论坛工作坊为我们作题为‘古今历史主义’的专场讲座，国荣先生长期致力于政治学、历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翻译多部大部头的历史著作以及政治思想史名著，累计超过千万字。本次题目有我们共同商定，我以为凭林国荣博士的理论积淀，讲这个题目应当是游刃有余。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国荣先生开始他的讲座。”随后，主讲人林国荣博士开展了精彩的演讲。  主讲人林国荣博士 主讲内容概要 在历时极为短暂的政治独立期，希腊世界各个城邦，以雅典、斯巴达和叙拉古为代表，展示出一段暴风骤雨般的历史过程，在这段时期，古希腊人之于思想和历史的贡献可谓巨大，然而，这一切的贡献都同白热化时期密不可分，甚至就是一回事情，此一历史时段的希腊世界，周边尽是巨大帝国，依据常理，他们是应当很快便从地图上被彻底抹去的，但古希腊人的历史最终难免被逐出世界历史的舞台，但他们还是利用这段极为短暂的自由和独立期，书写了自己的闪光时刻；究其本质原因，并不在于希腊世界城邦制度的特异之处，而在于呈现在修昔底德史撰当中的这段白热化时期，乃是同雅典人的帝国冲动密切关联在一起的；若非雅典人在此一时期展现出来的白热化的帝国冲动，这个以城邦为单元和链条构筑起来的希腊世界便没有机会在那一时一地冲突传统的、东方式的帝国死局，在历史舞台上书写希腊章节。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有人想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既已沉落到灾难的深渊当中，他们的历史命数就此泯灭，但是否还能够给后世的人们带来吃惊的变故，是否还能够获得新的领导权；这一点，看一看底比斯霸权或者马其顿霸权时代的希腊演说家们同样白热化的口头纷争，便可见一斑了；此一情状，倒完全不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文化，特别是宗教，是存在复兴前景的，帝制时代的罗马人也正如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一样，对这样的前景是有着比任何人都正确且情形的评估和认知的；毋宁说，人们对古希腊命运的此一期许，乃完全在于如下一点：沉重且纯粹的苦难不是没有可能令人对人类命运生出更为幽深的理解；于是，人们便都想知道像修昔底德这样的史家会有怎样的思考。可以肯定，除非已经存在巨大的精神资源，否则即便是修昔底德这样的人物也只能选择像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那样，随波逐流，顺势而为，在无谓的修辞学口水战或者纯粹的伦理冥思当中消磨时日。 的确，叙拉古远征之后的雅典人并没有像“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那样，展示出人类自身的精神力量是何等幽深且令人震惊，即便在极端挫败的境遇当中，仍然能够以卓绝态度驾驭灾难并在历史脉流当中斩获丰碑。但是，修昔底德历史叙事却也拥有自身的卓绝之处，这是那个时代的一切希腊作家都无从比拟的；确切地说，修昔底德是秉持了一种无褒无贬的精细眼光去叙述、打量并评说这段历史的，也许他并不能像古希伯莱人那样，从中发现并见证上帝之手，但他也不曾像他那个时代或者他之前那个时代的剧作家和哲学家那样，将历史之变迁归功于或者归罪于人类自身的德性或者邪恶，简言之，修昔底德的叙事框架并非希腊或者雅典的荣耀和自我正义感；实际上，修昔底德已经习惯了像古希伯莱人那样，谴责雅典人自己的过错，而且，雅典人自身的过错往往更为严重，但他并不将这样的过错视为德性的匮乏或者干脆视为邪恶，更不会将之视为可以随意更改的偶然事件，而是人类事务的永恒属性和特质。此等对人类大戏之力量和恢弘的感受能力，绝非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能够比拟，令希腊人虽然没有非同寻常的历史，却也拥有了非同寻常的历史作品；修昔底德叙事当中呈现的希腊人也因此可以说是得到了上帝的拣选，因为那里面的希腊人是完全有资格向万民传播他们的启示的。 伯利克里在雅典仕途冉冉升起的时候，雅典已经拥有了额度庞大的帝国年度贡赋，这意味着此时的雅典已经在爱琴海地区拥有了数量众多的盟邦，实际上，以雅典为主导的得洛斯同盟已经将克里特以北爱琴海海域的全部城邦收入囊中，应该说，只有米洛斯和忒拉这两座岛屿因其特殊的历史境遇，没有选择同雅典会盟，但他们也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秉持中立地位，直到遭遇雅典直接攻击之时，都不曾介入这场战争。伯利克里在战前的一次演说中，着力提点了雅典的雄厚财力，此番申述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伯利克里更提醒雅典人和希腊世界注意，此时的雅典更拥有冠绝希腊世界的海上力量和海军训练体系，克里斯提尼建立的民主体制，在长时间的实践砥砺之后，在伯利克里时代已然发育成熟，令雅典的帝国地位更得到了雅典人那稳定且热忱的民主情感的倾力支持。因此，伯利克里是有足够的底气，在战前演说中为雅典人描摹一幅令人鼓舞的未来前景的，伯利克里也正是据此强调说：只要雅典人将战争有序坚持下去并勉力而为，最终的胜利就肯定是雅典人的。但是在面对初次出现在阿提卡地区的拉西戴蒙陆军的时候，信心满怀、充斥着复仇欲望并寻求同拉西戴蒙军队在陆地决战的雅典人，也令伯利克里感到审慎的忧虑；其中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处身帝国体制和民主体制双重轨道之上的雅典人，必须学会同一切外来的诱惑或者内部的蛊惑保持距离，避免构思并实施遥远且无谓的征服行动，虽然征服乃是帝国的题中之义，但雅典人必须学会小心翼翼，必须明白将主力大军布置在雅典周边海域；以此为基础方能去构思长远谋略和帝国总纲，此等总纲必然要求雅典人超越眼前得失，超越一时一地、一城一池的考量。简言之，帝国血脉对雅典人的民主心灵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求民主心灵懂得约束、克制，且需有极高的定力、稳定性以及合乎长远谋略的政治方向感；伯利克里这等政治家，当然不会逊色于北美独立战争催生的那一批杰出的英格兰政治家，也不会逊色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候的那个美利坚反帝国政治集团，他很清楚若要雅典人做到这一点，是有相当难度的。伯利克里也正是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帝国总纲和帝国承诺，这承诺的实质乃是着眼于防御，这就意味着，未来的雅典人必须了解并熟悉一个纯粹保守性质的帝国。他明确告诉雅典人，倘若眼前这个帝国遭到任何敌人的强力攻袭，他都能够实施一场成功的防御战；此等申述乃意味着，伯利克里的帝国政策并不刻意地鼓励雅典人的聪明才智和进取之心，并不以攻城略地为政策的要点，不要求雅典人对外来的新刺激保持绝对的开放态势，更不要求雅典人对他人轻易地燃起同情或者仇恨之火。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上的所有关键因素都不是伯利克里能够控制的，实际上，战争一起，各方，包括雅典在内，其行动便都从伯利克里的路线上偏离而出，越走越远；特别是当斯巴达将领仿照雅典的帝国路线，在色雷斯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并最终拿下雅典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安菲波利斯的时候，雅典帝国链条的薄弱特质和薄弱环节便显得非常突出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停留在传统城邦和普遍帝制中途的帝国形态，该如何把握自己的进度？其政治界线和扩张界线，究竟应当伸展到何种地步？ 米洛斯大屠杀毫无疑问是对现代读者之人道情感的极大震颤，不过，跟此前的科尔西拉大屠杀、麦加拉大屠杀以及差点成行的米提勒涅大屠杀不同，此前的历次屠杀都有着实际的政治考量在内，而且具体的环境因素也都足以证成那些屠杀行为；米洛斯大屠杀根本不可能给雅典带来任何现实的政治利好，只能引发整个希腊世界对帝国的憎恶和恐惧，站在雅典人的角度来考虑，惟一的解释便只能是：藉由新的征服行动来迎合或者满足帝国欲念和帝国情绪。 为何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满足帝国欲念和帝国情绪？显然是因为战争进行的这个时候，纯粹的帝国欲念和帝国情感本身已经病态发育，到了足以抛开一切实际考量和道德考量，自足自持且独霸政治机能的地步。这也正是亚西比德在西西里问题大论辩之时，对当前的帝国境遇实施的诊断；他在演说中指出，雅典人当初正是因为心怀帝国，正是因为那天生的帝国心性和帝国血脉，才会如此进取，如此不受拘束，最终斩获了那个海上帝国；倘若雅典人就此放弃自己的帝国血性和帝国地位，在西西里问题上怯懦退避，那就决不能指望雅典能维持既有的这个帝国，更有可能沦落成别人的阶下之囚；至于尼西亚斯的无为主张，既背离了雅典人的帝国心性，也背离了雅典人的帝国地位，非但无法给雅典人带来清静，更要令雅典自行毁灭，因为那涌动起来的帝国热血若不向外挥洒，就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内斗，并在日益剧烈的内斗当中消耗殆尽。帝国血性，即便就其本身而论堪称人间恶灵，如若雅典人今日予以弃绝，则必然会令雅典急速沦落毁灭境地。对此，尼西亚斯提起抗辩：若如此，雅典就等于是行进在无限扩张的轨道上而且将越陷越深，无以自拔，直到自行毁灭，因为雅典根本没有可能维系这样一个绝对的扩张进程；亚西比德的政策实质上等于是说，既然雅典是帝国，就只能在征服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无休无止，即便最终失去伯利克里时代的那个传统帝国，即便这场帝国运动催生的剧烈内斗最终会撕碎雅典；雅典人的确已经闲不下来，帝国能量必须有所施展，帝国自然会催生自身的必然性；但安菲波利斯以及色雷斯已经足够雅典人挥洒一番了，既如此，为何要在那遥远异乡白白抛洒帝国热血呢？ 米洛斯惨剧和西西里悲剧乃令人真切见识了内外两大因素的结合，是如何毒化人们之间的情感并解除了道德约束力的。修昔底德乃是以一种普遍化的方式，思考并描述了这些动乱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样的总结概括乃令他叙事当中的这些章节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政治群体，无论这些政治群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同希腊社会相隔多远，那样的情境像极了1789到1799年间的法兰西社会，人们阅读修昔底德笔下的公元前5世纪时候的希腊社会，差不多也就是在阅读自己所属的时代和国家。内斗加之外战和外力刺激，乃向各个内斗派系灌注了刻骨仇恨，政治对手之间彼此恐惧，彼此之间都认定对方要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快，制度规则已然没有任何效能可言，无论这效能是约束性质的还是保护性质的，此等情形之下，寡头集团当中的各个派系越是狂妄地叫嚣战争，越是肆意地咒骂敌人，就越是能得到欢迎，党派目标成了唯一的诉求，正如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表明的那样，平日里用于谴责或者赞许的语言，也都因此变了味道，躁动和野心乃压过了一切的公共目标，这全然违背了天理人情，却能够执掌大局，操控着表面上的民主体制和寡头体制，令两大体制变成了纯粹的虚妄之词，人们真正要达成的乃是个人的胜利；所有这一切乃组成了一幅极为阴郁的社会图景，在修昔底德的叙事当中都历历在目，追究其背后的原因，乃深深扎根于人心当中，而且在世代变迁历程当中，也将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并幻化出种种不同的表现形态，用我们这位史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要人性不变”。此番情形也正如塔西佗在评说古罗马那白热化的内斗之时提起的那句箴言：“恶者为王”。 学生提问环节 提问：罗马整体的运转和罗马人的虔敬是否有关，罗马的宗教和希腊的宗教又有什么关系呢？ 回答：罗马宗教和希腊宗教的区别就在于希腊宗教强调美，而罗马的宗教强调实用，他排除了一切形而上学的艺术诉求，罗马人把虔敬作为其立国之本，在政治上的表达体现在对元老院中元老的虔敬。 提问：您刚才说波利比乌斯创造了一个神话得到了罗马人的相信，根据罗马的体制变迁加上东罗马帝国留下的绘画等物件，能否表明这个神话影响了东罗马帝国的发展？ 回答：拜占庭帝国是它的初衷是帝国控制宗教，但它并没有真的能像英格兰一样把其培养成国教，并从中培养出一批政治精英进入议会，为议会服务，反而被宗教控制了，所以出现了两个阵营对立的局面。启蒙史学也存在造神化的问题，其中最集中、最有说服力，但也是最可怕的是启蒙运动造的神，下一讲我会详细解说。 提问：罗马政体的循环是从德性的崩溃开始的，但是基督教或者犹太教政体的变迁仅仅是围绕人和神的关系进行的，罗马政权的更迭更多的是在探讨内政和外政的冲突，犹太人也面临这种冲突，那么影响这两种文化政权更迭的因素以及制衡，包括孟德斯鸠所述的三种力量的抗衡是否与犹太教有关，犹太教与罗马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存不存在更原始的因素，如果有的话，这种因素应该归于传统还是归于人性？ 回答：犹太人对政治没有太大的诉求，他们的精神对苦难的承受能力远远超过希腊人，而且他们会在深渊中突然升腾起来说：“我的国不在世界，我们灭亡的原因是上帝有他的计划”。他们对历史命运有这样一套解说，这种历史谅解的能力是任何民族都比不了的。至于犹太教与罗马的政权存不存在更原始的因素这就是心理学或者是人类学的问题了，历史是很反对这种心理学的解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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