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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游记》开篇便是“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30里，至梁隍山”。我们乘车按照先贤的足迹而行，约30分钟，便远远看见对峙的塔山和鹿山，待绕到鹿山脚下，见二水交汇处，一村横卧，便是前童了。
我们没有急着进村，而是先爬上了村边鹿山山顶，从这里俯瞰前童，2000多户人家鳞次栉比，从塔山之麓一直延伸到鹿山脚下。据说前童村中9成以上的村民都姓童，是江南为数不多的独姓大村，现称为塔山童氏。但童氏宗谱中记载，几百年前，这一名称并非童氏独享的。其时，塔山之麓分布着大小24个村落，分别为许、张、王、姜等24个姓氏。但后来，这些村庄都逐渐衰落了，到如今，只剩下了前童。史书上只是轻描淡写，但个中兴衰缘由，却引人追寻。与众不同的江南古镇气质 下了鹿山，我们缓步走进前童。古镇的街道都以细碎的卵石铺路，书院、民宅、祠堂、亭台、牌坊等明清古建筑散布在道路两旁，有几分徽派民居的味道。几百年的时光在青砖黑瓦间剥落，留下斑驳的色彩，一些建筑已经破旧不堪了，但有种波德莱尔诗中才有的残缺美。野草枯茎从墙头、屋檐伸出来，透着几分重生的味道。
同我游历过的几处江南水乡古镇相比，前童的气质显得颇为另类，因为没有了水道船家，古镇给人的感觉是更多了几分棱角和硬气，但我却因此更觉亲切。以周庄为代表的江南古镇曾经都是以水路交通而发达起来的商业重镇，带着天然的商业味道。当年的江南首富沈万三便把家建在了周庄的水边。而前童几百年来一直就是一个边缘小镇，它远离了水运交通，也得以远离了浓重的商业气息。即使是各处旅游开发如火如荼的今天，这里依然保持着最原始和淳朴的生活状态，村落里没有针对游人的旅舍和酒家，也没有人来兜售那些蹩脚的旅游纪念品。村民们只是偶尔对路过的游客报以一个憨憨的微笑，然后继续搓洗着他们手里的衣物。在游览途中，我偶然翻阅到《宁海县志》中有关于前童百姓有这样的记载：“恋家、畏远行、不擅经商”，这种原始性格特征同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宁波人形成强烈反差，也跟江南其他古镇极为不同。村民性格的反差也许也可以作为古镇气质差异的一个补充解释吧。古镇建筑中的儒、道因子 在前童的巷道间穿梭了好几个来回，听着导游的一些解释和附会，对古镇的体会又多了几味。整个村落是按“回”字九宫八卦式布局的。南街、北街是外围，花桥街、石镜山路、双桥街为内围。老街、小巷穿插有序，而祠堂、水井散布其间。 继而引白溪水进入村内，依八卦而布建水网，家家门前都有溪水流过，方便村民洗菜、涤衣。这一布局显然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也同前童始祖放弃家业，举家迁徙至此与世无争之地的出世做法暗合了。如若仅仅从大的布局和村民的原始性格来看，前童似乎应该是一个以道家法义为纲的村落。但当我们把玩单体建筑时，却发现了更多儒家理念的痕迹。尤其是“群峰簪笏”宅。 
这是童氏一所祖居，屋顶有前童唯一的对称式马头墙，一面上书“群峰簪笏”，取意飞檐所对远处山峰如玉簪似朝笏，另一面名曰“清流映带”，意味着近处的清渠流水像官服上的玉带一般。已经明显表露出入仕的思想。而正房窗棂上更是镌刻上了朱子家训文字和图像，西窗是“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东窗是“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紧洁”。每一个细节之处都体现“明理义、勤俭治家”的儒学观念。而在前童的1000多个院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前童人家的家训，家箴，其中有“敦伦凝道”等词句，颇显儒家礼义。 台州式的硬气和前童精神 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山村是如何由最初的道家传统转而成为了儒家小镇，这一问题让我颇有几分困惑。直到在村边发现了石镜精舍和明代大儒方孝孺题写的《石镜精舍记》。原来，洪武年间，方孝孺曾两次应前童族长之邀来村中讲学，连年长方孝孺21岁的族长童伯礼也甘为学子。从此，前童族人好学成风，于道德、文章上皆受到了方孝孺很深的影响。后来，燕王朱棣自立，要方孝孺起草篡位诏书，如若不然便要灭其九族，然后方孝孺的回答是“十族又何妨！”这第十族，便是他的学生。前童学子或慷慨赴死，或充军边疆，870人，无一贪生怕死，鲁迅文章中所赞的“台州式的硬气”也应该有前童人一份。
由于风雨的雕琢，石镜精舍早已经只剩下了一条石站槛，一块“方孝儒讲学处”石碑，但方孝孺当年手植的6株古柏依然亭亭如盖。而前童村民自明代原来形成的这种“挺身而出”的性格，今人有称之为前童精神。或许前童村之所以在自然竞争中从塔山附近的20多个村落中脱颖而出，形成了今天泱泱大村，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此吧。我在前童的最后一站去了大宗祠，由于未逢节日，宗祠里冷冷清清，大戏台也空空如也。同几个下棋的老者攀谈了几句，扭身要走的时候，便看见戏台台柱上一副对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想起几天来在前童的所见、所闻、所思，不禁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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