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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发了一条视频 [TED演讲： 哈佛大学75年研究成果：什么样的人会活得最幸福？] ，在评论中留言中，这个视频的内容比较少，更全的部分来自一本书，今天聊聊《那些比拼命努力更重要的事》。 
2019年第102本书
一个时间跨度长达 75 年的研究，对我们的人生的每个阶段进行了总结，解答了那些会影响我们人生幸福和健康的因素是否真的很重要。 这本书来回读了几遍，非常值得阅读。要是有机会，各位把这本书找来读上几遍。 
本书围绕着现已持续75年之久的格兰特研究写成。格兰特研究最初叫作哈佛纵向研究，起源于 1938 年。一年后更名为哈佛格兰特社会适应研究，最初的研究方向是了解人的最佳健康状态和最佳潜能以及增长这种状态和潜能的条件。第一批受研究对象是从哈佛大学1939、1940和1941届本科生（当时三届学生全是男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64名大二学生，他们接受了密集的测试和访问。之后，又挑选了后面三届的一些大二学生，最终形成了一个268人的实验组。这个试验的受邀对象是只包括在哈佛读书的白人男性。受研究对象全是男性而且先天条件优越，所以他们才适合作为人类适应和发展研究的研究对象。- 男性不会像女性一样在婚后随夫姓、之后就很难取得联系；
- 生活富裕的人不太容易像穷人那样，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意外事故、医疗条件差而早早死去。
- 这些人长寿的可能性很大，而长寿对于生命历程研究来说是必要的。（高达 30%的人群活了 90 岁，在 1920年出生的美国全体白人男性中，这个比率大约只有3%～5%。）
- 这些人不会受到玻璃天花板或者种族偏见的限制，所以可以充分发挥潜能，追求他们想要的事业或者生活。
- 他们都具有极强的表达能力，也能很清楚地回忆起自己过往的经历。
我们对一批受研究对象（一批同时代的同龄人）进行长期观察，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段从受研究对象身上收集某些相关信息（实验中的变量）的数据。连续多年收集了检测对象的各类相关信息（有可能相关但也不一定相关），想要弄清楚这些信息会对受研究对象的身体状况和人生成就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还定期将这些信息与受研究对象的身体状况及其取得的成就关联起来进行分析。跟其它同类试验最大的不同是 格兰特研究掌握了受研究对象在几十年间心理、生理两方面的客观信息。
当时作者不假思索立刻答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情感。”在人类发展研究中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争论：**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哪个更重要？**换句话说，**身体条件和成长环境哪个更重要？**想说明这个问题，一定要明确“成功”和“爱”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前两条指标代表事业成功：60岁之前入选《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美国刊物）、个人收入在所有格兰特研究受研究对象中排名前20%。《美国名人录》更倾向于收录作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商人，但医生和律师入选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创作型艺术家的成就无法在这个标准中提到高分。第3～6条代表身心健康。如果受研究对象不需要心理治疗来解决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也不需要精神类药物来缓解痛苦，那么就可以认定他的心理压力较小。第4条衡量受研究对象在65岁到80岁之间在工作、情感和业余爱好各方面的状态。第5条和第6条反映了不同年龄阶段各方面的健康状况：在75岁时保持身体的活跃状态（主观上）、在80岁时保持身体、精神健康（包括主观、客观两方面）。要达到第6条的标准，受研究对象必须在81岁生日时仍保持主观和客观上的生理健康，在80岁时没有酗酒、抑郁、长期焦虑、社交孤立等症状，并且能主观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快乐。研究的目标是要找出哪些因素可以促成人在晚年时期的成功。第7到10条代表亲密关系。第7条是埃里克森理论中的传承阶段（能够关爱并帮助除了自己孩子之外的青少年和成年人）。剩下3条是关于晚年时期幸福的婚姻、晚年时期亲密的父子关系以及60岁到75岁之间良好的社会关系（朋友、知己、球友、牌友等）。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如果受研究对象从60岁到85岁之间大部分时间都能保持幸福的婚姻关系，那么，即使中间有5年的时间婚姻关系不和谐甚至中间发生过离婚，他也算满足了第9条。相反，如果一段婚姻维持了35年的时间，但大部分时间关系都不和谐，那么也算是失败的婚姻。评价婚姻关系的三个梯度：如果夫妻双方二十多年来一直感到他们的婚姻很幸福，则评为一级；或者双方也说不上来是不是幸福，评为二级；如果婚姻关系磕磕绊绊甚至还离过婚并且之后也没有再婚，评为三级。这样一来，评定标准就还算是合乎情理。整体来说在“十项指标”法中得分较高确实可以作为人生赢家的判断依据。要在60岁到80岁时在“十项指标”中取得高分，有哪些前提条件？刚开始收集数据的那几年刚好是“二战”初期，当时研究者们最关心的是怎样的人适合当军官。最早那批研究者认为，身体素质好才是领导力的前提，而优越的身体条件是指体育型体质并且男性体征明显（臀窄肩宽）。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观点。前6条是第一批格兰特研究者提出的，他们认为这6条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尤其是成为军官或者商店经理的前提条件。前6条是：出身（家庭富裕、家世显赫）、善于社交、男性体征（窄臀宽肩）、体育型体质、耐力和运动技能。作者又添加了另外4条先天因素：童年时期的好性格、家族中有酗酒史、家族中有抑郁症史、父辈和祖辈的寿命长。还选取了3个变量来验证社会经济背景对受研究对象的成功有多大影响。为了确定受研究对象父母亲的社会阶层，研究者进行了家访，并综合考虑了父母亲的收入、职业地位以及街坊邻里的阶层。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也要经过评定。人际关系方面的4个变量对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每个变量都至少可以预测“十项指标”当中的6项，4个变量合起来对整个“十项指标”都有重要意义。另外，4个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中，每一个都与其他3个联系相当显著，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共性。总之，形成亲密关系的能力决定着受研究对象各个方面的成功就所得最高收入来说，智商110～115的受研究对象与智商150以上的受研究对象没有显著差别，体育型（肌肉型）体质的受研究对象与瘦型体质和胖型体质受研究对象没有显著差别，来自蓝领阶层家庭的受研究对象与来自上层阶级的受研究对象也没有显著差别。年少时与兄弟姐妹关系良好（幸福童年的其中一个因素）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那些与兄弟姐妹关系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兄弟姐妹的受研究对象高出51000美元（按2009年美元价值来算）。来自温馨家庭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来自不和睦家庭的受研究对象高出66000美元。受到母亲关爱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没有受到母亲关爱的受研究对象高出87000美元。后天培养比先天因素更重要——至少更能促进“十项指标”所代表的晚年时期的成功。而后天培养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充满关爱的环境。有人会认为精神健康的人比精神不健康的人性格更好。但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涉及道德评判。这个观点只是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吃饱肚子的人更能为别人着想，遭受饥饿之苦的人更容易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更容易在受到伤害时发动攻击。“二战”结束时，有的格兰特研究对象被提拔为少校，而有的却还是二等兵。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研究结果显示，受研究对象退伍时的军衔与他们的体格、父母的阶层、自身的耐力甚至智力都没有多大关系。**真正与军衔有关系的是童年时温馨的家庭环境以及他们与母亲、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历时75年的格兰特研究表明，幸福有两个要件。一个是爱，另一个是找到一种不排斥爱的处事方式。第一条是，积极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客观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对积极精神状态的判定可以独立于道德、文化因素的影响。不管是评价领导人、做学术研究还是在生活中，只有通过长期观察——不只是几年，而是几十年——得出的结论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第二条是，如果我们抛开精神病理学去研究积极的精神状态，就需要理解适应性应对（adaptive coping）这个概念。 有些疾病中的发炎和发热症状一样，很多看似艰难的人生阶段恰恰是情况好转的时候。当我们对挫折越来越应付自如时，我们的应对机制也更加成熟。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里的“爱”并不一定要是年幼或年轻时候受到的关爱或者是男女之间的爱。但一个人如果年幼或年轻时受到关爱，那么他以后的人生也更容易充满爱，也更容易在其他方面获得成功，比如收获名望、高薪等。同时，这个人的处事方式也更容易让别人靠近他而不是疏远他。大多数人生赢家在30岁之前都发现了爱，这也是他们成为人生赢家的原因。第四条发现是，人的确是不断变化、不断成长的。童年并不能决定人的一生。第二、三、四条之间有着显著的联系。生命中我们总是被周围的关爱所影响、所鼓舞。历史75年、耗资两千万美元的格兰特研究得出了一个简单直接、只有五个字的结论——幸福就是爱。第五条是，积极的影响远比消极的影响更重要，而且，对成年后的心理状况影响最大的是童年经历的总体状况而不是单独的某次伤害或者某个亲密的人。第六条是，如果对受研究对象进行长期观察，你会发现他们会变的，而影响健康状况的因素也会变化。生命中充满了变数。我们年轻时代的亲密关系对我们生活的质量有着极大的影响。中晚年时期的财富积累确实利于晚年的成功，但获得这些财富的原因往往不是童年时代家境殷实或外貌好看和性格外向等普遍认为的成功因素，而是童年潜移默化的影响——童年时体验到了温暖和亲密，或回忆童年时觉得它是温暖亲密的，这样的童年才能更好地让孩子们学会生活中的信任。相较于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优势，童年的爱与被爱更能预测人生的成功。研究发现令人尊敬的父亲、慈祥的母亲和温馨的友情是最有可能带来高收入的因素。而如果有个接受社会救济的父亲，甚至面临其他更多家庭问题，孩子未来的收入和社会阶层相较于家庭温暖的孩子就不太乐观。温情（父母是理想但不一定是主要的温情来源）是否存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当受研究对象步入70岁时，“不被爱的”患重度抑郁症的概率是那些“被珍视的”8倍之多。我们还发现，虽然即使温暖的童年之后也常会重度吸烟、酗酒或者定期服用镇静剂，但冷酷的童年往往和三者都有关系。发现59名温馨童年的研究对象比63名冷酷童年的要多挣50%的钱。这和童年的温暖程度与对生活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但最有意义的发现是，那些“被珍视的”在70岁享受社会温情的概率是那些“不被爱的”4倍之多——这种差距非常大。有着最好童年的受研究对象中的一半达到了我们所认为的最佳成人发展，而那些最坏童年中只有八分之一如此。那些“被珍视的”受研究对象中只有七分之一曾被诊断出精神疾病，而“不被爱的”则足足有一半。我们对精神疾病的评价量规包括重度抑郁、滥用药物或酗酒，以及需要延伸的精神病护理（超过100次）或住院治疗。那些“不被爱的”受研究对象异常焦虑的概率比“被珍视的”要高出4倍，他们服用的处方药更多，因为轻度身体不适寻求治疗的概率也高出一倍，在精神病医院待的时间也高出了4倍。在“十项指标”得分最低的23名受研究对象中，有9个人曾看过100次心理医生，而一次都没看过的只有7个。而在“十项指标”得分在6分以上的30人中，只有3个人曾看过心理医生，而且没有一个超过99次。这两组人群间的差异如此明显。受研究对象中有5名心理医生，他们也都曾看过100次心理医生。不幸的童年造成亲密能力的损失，然后引起服用高于平均值的调节情绪药物。温暖的童年很明显能令那些幸运的受研究对象直到晚年都对感情生活感到舒适与接受。而冷酷的童年则导致受研究对象在很长时间里没能学会信任，而去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第三）。冷酷童年最残酷的方面则是其与晚年孤独无友的关联（第四）。那些“被珍视的”受研究对象在70岁往往有着广泛的朋友及其他社会支持。他们这种概率比那些既不相信世界也不相信自己，以至于在大半生中基本缺朋少友的“不被爱的”受研究对象要足足高出4倍。儿童是如何学会信任自己的感情以及别人对自己感情的回应的呢？当你刚开始掌握悲伤、愤怒还有快乐时，如果有可以容忍并“控制”你感情的父母，会比独自把它们当作不当行为要好得多。如果没有那样的父母又会怎样呢？如果你不能舒适地与他人交往，又如何去学习这些事情呢？你又怎能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冒险去寻找所爱的人，乃至于在恐惧之中找到空间来放松并关注自身之外的事物呢？ 这个研究在参与者们 21岁时都做过性格评估，其中一项是针对家庭中的精神疾病，进行评分，一共有四个指标。4个指标代表基因脆弱性：酗酒、抑郁、家庭短寿以及外祖父的早亡。这4个变量互相之间存在重要联系，因此我们将它们相加，得到了一个范围在0～12间的遗传得分。这个遗传得分有一定的预见性。外祖父的短寿与神经过敏症和抑郁之间有着非常明显但又难以解释的关联。较高的遗传得分与凄惨的童年关系很大。我后来对酗酒的研究也发现，家庭内酗酒的传递几乎百分之百可以归因于遗传该表的前两个大项显示的是童年环境和遗传与晚年不同的成熟和环境情况之间的联系。温暖的童年比遗传因素更能预示良好的社会和爱情关系。但是遗传更能预示与健康相关的发展，如酗酒、吸烟和血管危险变量。人们往往归因于家庭和社会影响的许多人格特征（甚至包括精神性等看似不可能的特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基因相关的。格兰特研究发现受研究对象与父亲或母亲的良好关系在成年中的某些方面影响显著。当受研究对象接近老年时，他们在少年时期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与他们在工作中的效率有关，但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则相关性不大。不融洽的母子关系与痴呆症的联系非常显著。举例来说，在那些没有温暖童年且活到80岁的115名受研究对象中，39名（33%）在90岁之前患上了痴呆症。而在拥有良好母子关系的受研究对象中，仅有5名（13%）患有痴呆。可见其差距之明显。在人生中遭受不幸婚姻的往往并不是那些母子关系不好的受研究对象，而是父子关系不好的。那些父子关系不好的受研究对象更容易悲观厌世，难以让人亲近。此外，良好的父子关系还能非常显著地预测75岁时对生活的主观满意，而这一点与母子关系间连暗示性的联系都没有。近年来的格兰特研究表明，我们老年时的生活质量是之前所有爱的经历的总和。因此，我们不能浪费其中任何一段。下半生的任务就是恢复上半生爱的回忆。这是过往影响现在的一种重要方式。重新发现失去的爱，或是宽恕的能力，可以带来很好的治愈效果。事实上，那些有着最恶劣童年的受研究对象中，有些人还能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过得不错。温暖的童年就像一个富有的父亲，可以为以后接种对痛苦的疫苗，而不幸的童年就像是贫穷，不能对人生中的困难起到缓冲作用。受研究对象的心理健康水平取决于他们之前取得的成功，而不是遭遇的失败。他们对待或温馨或凄惨的童年的方式，和童年本身一样，都对未来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悲惨的童年中长大的受研究对象更容易悲观厌世和自我怀疑，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不能接受别人给予的爱，也不敢把爱给予别人。在不幸童年中成长的受研究对象处理强烈感情的能力要弱一些，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面对强烈的感情，所以他们才会倾向于用药物来安慰自己。爱就像个谜一样。格兰特研究得到的第三个发现就是亲密、温暖和相互的依恋（不仅仅是性，也不是常被称为性欲的生物性/本能的驱动力）的重要性。那些可以经受50年甚至更久考验的婚姻中学到些什么？我们又能从那些没能经受得住考验的婚姻中学到什么？亲密关系和心理健康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将关于婚姻满意度的难以捉摸的直觉量化地表达出来，在这些受研究对象35岁至70岁之间，我们请他们完成了五份简单的选择题。他们的妻子则在45岁到65岁之间完成了三份。答案与婚姻满意度关联最为显著的四个问题是：1.两人出现的分歧解决起来：1=简单，2=较为困难，3=总是困难，4=无法解决；2.你认为你们的婚姻稳定性如何？1=非常稳定，2=存在一些小问题，3=存在中等程度的问题，4=存在大问题，5=不稳定；3.整体的性适应程度：1=非常满意，2=满意，3=有时不太满意，4=很不满意；4.是否考虑分居或离婚：1=从不，2=只是偶尔，3=认真考虑。这四个问题得分的总和即为对婚姻适应度的总体评价：得分越低，婚姻越幸福。还有一个来源则是这些受研究对象自己做出的主观评价。在他们70～90岁之间，他们将自己的婚姻按照从1（非常不幸）到6（非常幸福）的标准进行了3次评分。在60岁左右时，受研究的夫妻在一份表格里对自己的婚姻进行每五年一小段的回顾式评价：1=非常愉悦，2=并非最好的时光，3=坎坷，4=考虑离婚。下面是一些认为自己婚姻不幸的人做出的无意识的评价：“她扔盘子时，我会接住，但不会扔回去。她打我时，我从不还手。”（然而他又补充道，“不过我却曾为了让她恢复理智而扇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50余年的长期不开心婚姻。）“我们的婚姻太棒了。我妻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美好。”如果从一个个的瞬间来看待感情，那么婚姻的好坏恐怕难以区分。但如果长久来看的话，就很容易看出两者间的差异。此外，婚姻状况越是不好，从丈夫或者妻子那里得到的信息就越少，这就使得我不能很好描述寿命研究中非常不幸的婚姻。在对不幸的青少年进行长达约50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心理学家艾米·维纳尔（Emmy Werner）发现：“对于这些不幸的人当中的大多数来说……最为突出的转折点就是遇到关心自己的朋友和与一个接纳自己的配偶结婚的时候。”童年时期的创伤并不一定能照亮我们的生活，而我们遇到的那些美好则会一直发挥作用。能让人恢复健康的婚姻和成熟的防御机制是我们恢复力和创伤后发展的土壤。对于那些没有温馨童年的受研究对象来说，良好的婚姻看起来一半是靠毅力，另一半则是要靠运气。关于婚姻、亲密和心理健康，格兰特研究的75年又能教给我们些什么呢？首先，它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卢埃林·霍兰德是正确的——重要的是“能长久地爱一个人是有益的”。第二，格兰特研究也清楚地说明，人们并不是因为自己婚姻的不幸才喝酒，而是喝酒让婚姻变得不幸。第三，我们还能对70岁后幸福婚姻比例上升的原因有所了解。对一般人群的研究显示，离婚率随着年龄和婚姻长度的增长而急剧下降。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更容易记住那些好的回忆。有一部分则要归功于随着年龄增长而对互相依赖更加容忍；第一次婚姻关系在晚年也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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