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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医界，许多人认为中医和西医难以结合，或者认为以目前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水平，很难在理论高度上对中医和西医进行汇通。笔者认为，只是在浅层次或具体病证指标上解释或验证式的中西医结合对于指导中医临床常有不利影响。但是，高水平的中西医汇通不仅不会阻碍中医临床的发展，而且其对于临床的指导价值是普适性的。中西医汇通大家祝味菊便是这样一位成功的典范。评价中西医理论汇通价值的标准在于该汇通能否应用于临床实际，且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是否优于原先单纯的中医或西医。祝氏在临床实践中所取得的卓著的临床疗效生动地解答了这一问题，可惜因其擅用附子而被冠以“祝附子”之名，反而掩盖了其在中西医汇通方面的学术成就，至今仍未被后人所重视。祝氏在中西医汇通方面的见解是整体性的高屋建瓴式的融会贯通，而不只是胶执于局部枝节。笔者认为，祝氏对仲景《伤寒论》的深入理解与创新，亦是自仲景之后诸医家中所鲜见的。但在中医各家学说及各类医史教材中对祝氏中西医汇通成就及其学术地位均未予以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其著作传世翻印甚少致使不少学者对其缺乏了解有关。例如反映其主要学术思想的著作《伤寒质难》[1] 即流传极少(下文所引原文皆出自该书，不再逐一予以标注)。所幸的是，作为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之一，该书最近已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祝氏被众人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学术门户之见。祝氏在上海的锋芒毕露与对学术的赤诚之心，确实曾开罪了一些温病学派的医家，遭受了一定的非议与排挤。但正所谓“尔曹名与身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祝氏在《伤寒质难》中对此即有清醒的认识：“声誉学问，截然两事”。相信随着中医的发展，祝氏深邃的中西医参透精神会被更多的后人所了解与肯定。 祝味菊(1884—1951)，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先祖世代业医，弱冠进蜀，协助姑父严雁峰经营盐务，暇余习读医书。其姑父请宿儒刘雨笙等授读医经。祝味菊颖悟过人，好发疑问，先后有三位老师不能穷难释疑而自辞，可见少年祝味菊即显露出超乎寻常的创新改革精神。祝味菊姑父为著名藏书家，因此祝氏对中医典籍几乎研览无余。1917年，四川招收军医，祝氏投考入学，攻读2年后，因政变医校改组，于是随日本教师石田东渡学习新医。西方崭新的医学理论对祝氏启发良多，并对他的医学观点和中西医汇通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翌年回国，祝氏担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1926年，祝氏为避“川乱”赴上海，诊疗擅用温药，往往应手而愈。尤在1929年秋，祝氏治愈了一名被某名医断为“误投辛燥，法在不救”的危笃病人，从此医名大噪沪上。因其用药风格与崇尚轻清风格的江南学派迥异，一些温病学派名医当时在其影响下也转而成为善用温热法的伤寒学者，一时在上海形成颇具影响力的“祝氏学派”[2]。检验一种医学理论的价值，最佳方式莫过于将其验之于临床实践之中。在诸多医家对伤寒一筹莫展之时，祝氏常常能力挽危证，不得不让人对其医学理论加以重新认识与审读。 1 祝氏关于病因与发病的中西医汇通思想 祝氏将外感致病因素分为“有机之邪”与“无机之邪”，病原微生物属“有机之邪”，环境气候的理化因素改变属“无机之邪”。“无机之邪”为致病的诱因，“有机之邪”为主因。所谓的六淫之邪，均属“无机之邪”，因此并不能人里。受寒八分，即是八分，而并不繁殖。六淫常导致环境理化因素改变而使人体的生理发生变化以至于不能进行适度的调节，从而使“有机之邪”乘而入里繁殖，危害人体。寒热症状的变化乃机体的反应，非致病之源。对此，祝氏曾形象地譬喻为：“鱼水之相得，鱼之生机固畅。然产鱼者，鱼卵也，非水也。”祝氏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不仅符合现代医学对于疾病的客观认识，还提升了中医学的原有理论，使数千年以来隔靴搔痒式的寒温之争悬疑顿解，即将机体对疾病的阳气反应误认为邪热，而将恶寒误认为感受寒邪。由于各类病原体特性不一，其侵袭部位和分泌的毒素不同，加之个体反应状态的不同，最终使显现的症状各不相同。章次公赞扬祝氏：“他既不鄙弃旧的，也不盲从新的；他不做古人的应声虫，也不做新医的留声机。”此话信非虚言。 民国时期，新学渐兴。有关疾病乃由病原体(即细菌、病毒)引起之说盛行，许多人因而对中医产生了怀疑。祝氏则就中医对疾病认识的先进性作了犀利的剖析。疾病乃是病原体与身体作用的共同产物。治病既要针对特异的病原体，也要调整身体对病原体的适应过度或适应不力。正如祝氏自己所言：“夫疾病者，健康生活之违和也。一种物体(具备质量之物体如细菌、原虫等)，能刺激正气发而为病者，所谓病原体是也。病原体不能直接发为疾病，必待体工(即机体的生理机能，笔者注)之激荡，而后症状乃显，何以故?病原乃发病之源，症状乃疾病之苗。疾病之发生，不能离人体而独立；症状之显露，乃体工反应之表现也。是故疾病非是一种物体，乃物体与身体之共同产物也。” 2 祝氏有关疾病症状与病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 祝氏融会西医知识，敏锐地认识到中医所重视的恶寒、发热等症状乃是机体的保护性反应。对于这类症状的病机分析，将直接影响治疗的策略与方法。因此，祝氏的认识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夫异物入喉，激而所咳；浊气刺鼻，郁而为嚏；胃有所恶，逆而为吐；肠有所愤，迫而为泄，反射之用也。”发热是许多外感病的主要症状，中医言阳气激发，西医言产热增加，机体处于应激状态以利于产生抗体、加速循环，从而有助于杀灭病原体。祝氏认为，由于机体对于病原体的反应状态不一，因此会出现不同的情况，“生理所需要者，名曰平温(37)；正气抗邪，病理所需要者，名曰抗温；抗邪太过，生理所难堪，病理所不需要者，名日亢温。抗温为善温，亢温为害温。”祝氏认为发热是机体产生大量抗体所必需的反应。祝氏的上述思想与近年来所倡导的疾病进化成因理论完全吻合。美国人类行为和进化学会主席R．M．尼斯曾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名著Evolution andHealing(直译为“进化和自愈”，中文书名译为“我们为什么会生病”)[3]。该书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单纯性退热并不利于感染的恢复。有研究报告指出，使用扑热息痛的水痘患儿比只使用安慰剂的患儿，其疾病的恢复时间平均要延迟1 d。另一项研究报道，56名志愿者吸入感冒病毒后，其中一部分人使用阿斯匹林或扑热息痛治疗，另一部分人使用安慰剂治疗。结果表明，安慰剂治疗组志愿者的抗体水平要明显地高于退热药物治疗组。机体发热的大小取决于机体的调节能力。治疗应是协助增强机体的调节能力，而不是阻断症状的出现。 针对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祝氏创造性地进行了现代翻译和阐述。祝氏就历代医家对于《伤寒论》的顶礼膜拜与照搬进行了批判，而不只是斤斤计较于门户之争，所谓“千古滔滔，立说者各是其道，出主人奴，非吾所谓道也”。祝氏认为，在一切外感疾病中，正气抗邪的趋势不外乎五个阶段，六经辨证亦脱不出“五段”的范畴。六经辨证代表了五种抵抗程序或类型：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过，太阴、少阴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的抵抗。祝氏的五段论科学合理地融会了中西医学思想，对于指导临床的诊疗工作起到了执简驭繁的作用。 此外，祝氏在中国医学史上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八纲辨证”，这与五段论在实质上是相互关联的。五段八纲是古人对于疾病认识的定律，祝氏自称其一生的精华亦在于此。 3 祝氏治病与治人的辩证思想及其重阳思想的依据 在祝氏生活的年代，西医已获得了针对某些病原微生物的特定抗生素，一些人开始对中医所谓的清热散寒等法产生了怀疑。祝氏则在整体上把握住了中医治病的优势。基于疾病乃病因与人体的共同产物，治疗可以分为针对病原体的特定治疗、消除症状的对症治疗和调节人体抗病状态的治疗。祝氏认为中医治疗的优势在于治人。当然，既能特异地消除病原体又能治人则两全其美。但任何药物均无法替代人体经过亿万年进化所具有的自我抗病及调节能力，因而治人是执简驭繁的捷径，也是中医的长处。祝氏说：“病原繁多，本体唯一，病原之发现，随时代而变迁，人体之自然之疗能，历万古而不易”；“彼鸟兽无知，患病而不死者，有自然疗能也，人为万物之灵，岂鸟兽之不如哉? 肺之有咳、胃之有呕、肠之作泻、司温之发热，类皆含有自疗作用。创口之自然愈合，炎肿之自然消散，疟之自已，等是者。皆自然疗能也。病之可以自愈，十常六七”；“医者不过顺其自然之趋势，调整阳用，缩短其疾病之过程而已。”祝氏于上世纪初的这类认识对于今天单纯寻找中药特效成分的研究者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外感初起，体温调节中枢发出指令使机体产热增加，有利于人体产生抗体，但如果患者肌表散热障碍，则不利于抗病，遂用麻黄、桂枝开肌表以加速肌表循环促进散热，而非用中枢抑制性麻醉类药物抑制体温；如果患者体怯阳虚产热不力，则不利于调节机体的抗病系统，遂加附子以助元阳；若机体产热反应过亢，耗伤津液，致使肠道排泄不畅，则同样有损于机体整体的抗病能力，遂以清热养阴或下法以助机体恢复良好的抗病能力。汗、尿、粪皆是机体借以排毒散热的媒介物，调节此类物质的排泄(泻)途径有助于调整机体自我的抗病系统。这种以阳气(自我抗病调节能力)为中心的治疗思想，对于今天一遇“炎症”或“感染”即用清热解毒之法等以对抗为指导思想的治疗思路无疑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因此，祝氏的治疗常从诱导机体进入良性抗病程序着手，以期正胜邪却。在此基础上，祝氏对于中药四气五味的认识亦有其新的理解。寒、热、温、凉四气对于整个人体起着或扶或抑的作用。寒性药可以调整抗力太过，温性药可以补充抗力不足。近年来的中药药理研究结果亦从一个方面支持了祝氏的科学推测。人体感染或应激时，往往调动机体的整个应激系统，如产热增加、代谢增强、心率呼吸加快、中枢兴奋等，即所谓阳气起越的表现。中医所谓的热证患者，往往符合上述的临床改变；而阳虚(或寒证)患者则均有上述指标的下降。中药中的温热药具有提升上述指标的作用；而寒凉药则多有抑制的作用。祝氏将中医、西医、寒热证、中药四气理论巧妙地融于一炉，做到了读书破书的“出主”而非“入奴”。在还没有实验研究的情况下，祝氏能做出上述论断，可见其对中医整体治疗的洞察力。 正是鉴于上述的理论认识，祝氏用药尤其注重扶助阳气，而好用“附子”[4]，因此人称“祝附子”。其用法不但突破了温病诸家的藩蓠，甚至发展了仲景的应用。如在麻疹初期、肺痨及痢疾的治疗中使用附子，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其运用附子的娴熟技巧与其对温法中药的精妙配伍有着重要的关系，如将附子与磁石、枣仁同伍。章次公称其治病“心狠手辣，一针见血”。 祝氏对仲景方药的理解同样富有新意，言简意明，并不故弄玄虚，并以其理论一以贯之，真正做到中西医理论与临床的汇通，这与清末其他诸汇通家并不相同。以解表法为例，即可见一斑。“是故放温障碍(即散热障碍)，表闭甚而里气不亢者，法主辛温，麻黄汤是也，气怯而甚者加附子，麻附细辛汤是也；表闭而里气盛者，法主辛凉，银翘散是也，气亢而甚者，加石膏，大青龙汤是也。苟表闭而里气和者，辛平宣散，葱、豉、荆、防之属是也。”“夫然，放温激进(即散热过度)，其疗法亦如是。故表亢而里气怯者，法主甘温，桂枝汤是也；表亢而里亦亢者，法主甘寒，白虎汤是也；表亢而里气盛者，法主甘凉，芦豉之类是也；表亢而里气和者，法主甘平，桑菊之类是也。”在此，祝氏对温病和伤寒进行了统一，其法虽殊，其理则一，顺应人体自然调节趋势而已，而非只是针对病原体或所谓的“寒邪”或“热邪”，且只字不提清热或散寒。 此外，祝氏对中医与西医并不存门户之见，认为真理只有一个，是非不能并立。科学是解决真理、衡量一切的尺度。对于中医治法之迷，他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必然会被揭示。这些均显示了祝氏对中医和西医都充满了信心。 当然，祝氏理论亦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如对中医的因势利导重视不够，如运用下法和清法时显得过于谨慎。中药之寒凉与温热并不仅仅调整机体反应的过与不及，对病原体同样有其一定的作用。但瑕不掩瑜，祝氏整体上认识与把握了中医治疗思想的本质。 总之，祝氏依据西医理论将人体作为一个复杂性适应系统，同时审视中医治法的精髓，发明“五段八纲”以笼括外感内伤，在治疗上重视治人扶阳的思想，在中西医汇通史上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祝氏的思想必将逐渐为中医和西医界所肯定，并对今后中医药的现代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祝味菊述，陈苏生记．伤寒质难．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2 农汉才．近代名医祝味菊史实访查记．中华医史杂志，2004，34(3)：143—147． 3 R．M．尼斯，G．C．威廉斯．我们为什么会生病．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28． 4 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案分册．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863．
作者:蒋文跃鲁兆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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