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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构建传染病辨证体系有些新的想法，于是上溯内难，下及当代，发现近代名医祝味菊先生的“五段”学说值得关注。
一、祝味菊其人其事
祝味菊（1885～1951年），浙江绍兴人。其祖上世代业医，自幼耳濡目染，髫龄即熟知医药病名。弱冠后其姑丈严雁峰公先后延聘宿儒刘雨笙等教授医经。l9l7年，四川省招收军医，祝氏应考入学，攻读2年后，因政事动乱，“医校改组，乃随教师石田东渡扶桑”，在日学医，接受了新的医学理论。归国后，出任四川省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主政官医院7年，颇具医誉。
1926年为避“川乱”，祝氏自成都至沪上，1年后感时医对急症重病缺少良法，“遂不顾一切，奋然悬壶”，并一反沪医时风，以擅用温热见长。冯伯贤在主编《上海名医医案选粹》时，将其列为上海名医。祝氏临床以内科擅长，尤以善治伤寒著称，碰到重病，每敢独力承担，常能起重笃而救险难，章次公称其“在祝先生只是家常便饭”）。由于医疗影响日渐扩大，逐渐形成了“祝氏医派”。时有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因误用凉药，几致不救。后邀祝氏诊治，先生力排众议，用峻热剂挽救于旦危之际。徐小圃原先崇尚吴门温病学派，经此一事很受震撼，“于是一反过往作风，得心应手，遂有祝派之称”。又有武进陈苏生，“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闻知“小圃先生的用药，是受了祝味菊先生的影响”，为此“不揣冒昧，单独前去拜到门下”，后成为“祝派发扬光大的传人”。又王兆基亦是因病，经他医用辛凉滋阴药久治不愈，经祝氏“改予温潜之剂，其恙若失，因受业于门下”者。
祝氏不但注重临床，还热心于中医教育，曾与沪上名医徐小圃共同筹建上海景和医科大学，后因战事未能正式开学。旋即应聘担任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1935年新中国医学院成立，先后出任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学院院长等职。抗战前，曾与德籍医师兰纳在沪合资开设西医会诊所。因其中、西医学造诣均深，且又博闻强记，极有口才，凡与其共过事者，莫不佩服之至。徐相任先生言其“辩才无碍，辟易千人，国医中之不羁才也。”陆渊雷称其“君心思敏锐，又自幼专力治医，其造诣非余所及。”连生性自负过人的章次公先生，也“奉手承教，俯首无辞。”兰纳是外国医师，与之结交并共同合组诊所后，亦深感获益良多。
祝氏既反对崇古尊经，也反对崇洋媚外，力主中医科学化。章次公说：“在20年前，我和祝君及陆渊雷君一同在上海国医学院教书。在那时，祝氏就主张中医要革命。他说‘要发皇古义，一定要融会新知’。这种主张，当时除我和陆渊雷君外，宗兄巨膺、盟兄徐衡之也是竭力支持的，此外就很少同志了（指在上海）。”但由于祝氏中医造诣较深，十分雄辩，医疗声誉很高，因此关于变革中医的主张影响很大。
祝氏著作较多，有《伤寒质难》、《伤寒方解》、《伤寒新义》、《金匮新义》、《病理发挥》、《诊断提纲》、《脉学举隅》等，后辑成《祝氏医学丛书十种》。其中《伤寒质难》一书，由祝氏口述，陈苏生执笔，于1950年出版发行。期望“能够引起中医倾向于科学的趋势，能够引起西医重行检讨中医的兴趣”，从而促使彼此“泯除新旧之成见，合中西医为一家”。《伤寒质难》在付梓前曾经陆渊雷先生作文字修润，陆自称“予交祝氏君久，知其虽工医，颇不汲汲于著书，既得陈君而著书矣。复不汲汲于印行，今竞印行者，诚所谓因缘凑合，非有所勉强也。质难稿初成，予尝为之稍润色。及其砌板，又为校阅一过。”《伤寒质难》出版后，医界咸为推重。徐相任称“是书于工作方面，则兼采新理；于治法方面，独运匠心。开中西沟通之先声，成古今未有之巨著。”秦伯未谓是书“虽以伤寒为名，绝不同于张仲景一家，上而素灵，下而叶吴，均有论及。”章次公论是书“为我们找到了新的出路，不但在现阶段中西医间筑成了联系的桥梁，而且指示着今后医界研究工作中应努力的方向。”
二、八纲辨杂病，五段论伤寒
祝氏在《伤寒质难·发凡篇第一》中指出：“彼实质诸病，不外形体之变化；官能诸病，不外作用之失调；传染诸病，一言以蔽之，客邪之外侵也。实质官能病，中医谓之内伤，谓之杂病；传染诸病，中医谓之外感。”他提出了“八纲辨杂病，五段论伤寒”的主张，即采用八纲辨证论治内科杂病，采用五段辨证论治外感伤寒。因为他认为，“广义之伤寒，包括一切传染病而言也”。
“八纲”辨证渊源于张景岳的阴阳“六变”说，嗣后清代程钟龄又提出“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然而，直到祝氏在《伤寒质难》一书中才创造性地提出“八纲”一词，“所谓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同时，他第一次给“八纲”中的四对辨证范畴下了定义，确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说：“阴阳者，盖指病能而言也，……病之分阴阳，所以别体用之盛衰，测气质之变化也，至于寒化为阴，火化为阳，人里为阴，出表为阳，虚者为阴，实者为阳，隐然又执八纲中之大纲矣。”“表里者，指疾病之部位而言也，……病之分表里，所以明内外，定远近，别亲疏，知顺逆也，”“寒热者，指病能之盛衰而言也，……病之分寒热，所以明气血之多寡，察抗力之盛衰也，”“虚实者，指正邪消长之形势而言也。”总之，祝氏完成了“八纲”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完成了理论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跃。当前，对于“八纲”辨证理论，则认为是在祝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起来的。
五段辨证是祝氏在外感热病辨证上根据五段病理独创的方法。他认为张仲景是“正气为本”的学术中坚，辨伤寒宗六经而不泥，认为“仲景六经名词，系代表人体抗邪所发生之六大类证候，六经所固定之证候，初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是以后人于伤寒六经之外，又有温病三焦之说。”他看到了“六经的局限性，认为要发展伤寒学说，切合临床实际，应该跳出六经的圈子，寻找新的理论。六经证候，既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则六经名称可废也，利用六经名词，以代表各个抗邪程序，则六经名称存之亦可也。”他说：一切外感，有机之邪，“其抵抗之趋势，不外五种阶段。所谓六经症候，亦不出五段范围，于意云何，吾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序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足以激起正气之抵抗者，皆不出五种阶段。此吾研究之创获，敢谓前所未有也。”
三、“五段代六经”构建的传染病辨证体系
祝氏认为：疾病不能脱离人体而独立。病原繁多，随时代而变异；本体惟一，人体自然疗能虽百年而不易。故既病“则病变之逆顾，预后之吉凶，人体抗力亦实左右之”；是则“体质之论，实为中医精神所寄”。所谓伤寒六经病证，仅为利用以代表人体各个抗邪程序之代名词。但病变万端，六经所固定的证候并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遂不囿于前人之说，融纳新知，续予发挥，据其平生研究经验所获，创立“以五段代六经”，自成一家之说，“虽叛古逆今，勿顾也”。他谓一切外感性热病，无论其为六淫之袭，菌毒之激，人体未有不起抵抗者，抵抗之趋势，即证候之表现。人体抗邪反应“不外体力之盛衰，抗力之消长”；五段者，抗力消长之符号也。祝氏“五段”之说，对临床治疗迄今仍具启迪意义。
1．太阳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开始适度之抵抗 祝氏曰：太阳为六经证候之首，表病之主症为畏寒发热，发热之原因系邪正相搏，体温调节中枢受激；或为六淫外激致放温障碍，或为菌毒内激致生温亢进。发热之动机，对六淫之邪，欲酿汗而解表；对菌毒之邪，欲令产生抗体，以消内在之菌毒。诊视之要：外观表机之开合，内察正气之盛衰。释曰“开之太过，名曰表亢；合之太甚，名曰表闭。气之太过曰亢，有余曰盛，不足曰怯，怯甚曰衰，不盛不怯曰和”。其治开表以辛，和表以甘，制亢以凉，扶怯以温。故放温障碍，发热无汗：表闭甚而里气不亢者，法主辛温，麻黄汤；气怯而甚者加附子，即麻附细辛汤；表闭而里气盛者，法主辛凉，银翘散；气亢而甚者加石膏，即大青龙汤；表闭而里气和者，辛平宣散，葱豉荆防之属是也。放温激进，发热自汗；表亢而里气怯者，法主甘温；桂枝汤；表亢而里亦亢者，法主甘寒，白虎汤；表亢而里气盛者，法主甘凉，芦豉之类是也；表亢而里气和者，法主甘平，桑菊之类是也。要之，太阳伤寒首重解表，解表者，解除人体因抗邪诱起之反应，调正其本身营卫之不和。祝氏评曰：“表何尝有邪，又何尝有风可祛，有寒可逐，有热可清乎!”现代研究认为所谓“病位在表”，只是一种理论抽象，本质是机体对病邪诱袭所产生的一种全身性反应。祝氏释解表主用汗法之机理，“汗法可以调节亢温，可诱导血行向表，协助自然疗能，一举而数善备矣。”但指出：“倘汗而不解，则为汗之不得其道也”，其或为“肠有宿垢，或菌毒内踞，或身体之一部遭遇炎性之刺激，或代酣之废物引起自身之中毒”。主张“诱因但治其反应，主因必去其病原”，若无祛除病原之特效专药，则时时扶持其抗力，维护其自然疗能，亦可令正胜而邪却。祝氏进一步提出“治疗外感疾病，不必待病至深入而后方行之”，而应“观察邪行之趋势，以施早期疗法”。当代名医姜春华所创“截断扭转”理论，或即循此思维。
2．少阳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抵抗持续不济，未能协调也，但正气有可胜之潜力 其成因为内有障碍，脏腑功能不能自由发挥。如有积饮则汗出不达，肠有积滞则府气不宣。水饮成于三焦之不利，积滞因于脾胃之不适。但此处之积滞，为传化失职，仅令妨碍抗能，未见抵抗太过之象，与阳明腑证有别；故虽曰府实，亦当归于少阳，“此仲景柴胡汤所以有硝黄之加也”。其治：去其障，则正伸而邪达，法用和解；和者协和其正气，解者解除其障碍。喻谓“譬如行旅，征马踟蹰，非马不前也；荆棘瓦砾障于途也；去其障，则昂然奔逸而莫能自制矣”。如湿重而脾运受困者，茅术半夏宣发中阳，助麻桂以收和解达表之功；大便溏薄，则气怯无汗，麻桂柴葛之外，重与术附益果之属以固之，溺频而多，则液阻无汗，麻桂柴葛之外，兼与故纸覆菟之类以摄之；膀胱满而不能下者，法当渗利，五苓散主之。障碍当视其性质之不同各予专药，如柴胡有宣畅气血、散结调经之效，故为少阳和解去障之专药。总之，正气未能协调者，则善为诱导。诱导者，损有余，补不足，以求机体动态平衡。
3．阳明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之反应失之过激也 其成因：体实气盛之人，抵抗太过一也；非寒而温，未虚而补，应汗失表，宜攻失下二也。历来医家都称阳阴证有入经、入腑之别，主用清下二法。祝氏氏则曰：“入经入腑，乃从药效反溯而名之，皆为想象之词；以高热而用清，以排滞而用下，亦似是而非之说。阳明证为伤寒至于极期，正邪双方各为其生存而作殊死之战，抗力岂皆有余哉!清而下之，抑低其抗力，愈虚其虚矣。故阳明虽有可清可下之证，而无必清必下之理。体壮气盛之人，抵抗太过，兴奋太甚，方可制亢以凉，一清而愈，白虎汤为正治。腑实之候，非必承气之证，其有宿滞陈积在上则宜消，在下则宜导；府实而体虚，宜用温通；府实而气盛，必具见仲景可下之证，方可假手于一下而愈”。“下滞之药，为去病之用；温凉之性，为疗人之方，不可治病而忘人！”
或谓邪重而发之暴者，每能直接造成阳明证候，必须用寒凉清下之法。祝氏辩曰：邪无论轻重，必待机体之反应而后症状方显，故疾病为病原与人体合成之产物。人之受邪，邪体虽同，后果各异。以疟疾为例，定期剧寒高热，烦渴引饮为当然病型；然发热后或体力自如，或困顿不堪，或发而自休，或发而不已，其转归亦因人而异。其治，如疟发而虚，即不得用清，仍当用温。俗言疟为“脾寒”，截疟七宝饮即是温药。
4．太阴、少阴伤寒，同为人体对于邪毒抵抗不足 它与少阳伤寒的区别在于，“大凡具有抗力而未能发挥者，谓之少阳；无力反应则谓太阴，少阴。故少阳不足在标，太阴、少阴不足在本”。其成因：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或困于痼疾，或伤于新病，其素秉虚弱则一也。久服寒凉，滥于攻下，发汗过多，伤于药物，致阳气日困，心用日衰二也。如“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此言胃肠消化功能不足，“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此言心脏功能之不足。形质指阴，功能指阳，故太阴、少阴伤寒，咎在阳气抗力之不足。不足曰怯，怯者温之，温药有扶阳助正、强壮之意。故其治，不足在表，温以卫之；不足在里，温以和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温之以味。仲景之理中，吴萸、四逆、真武等，莫非温阳之方。
或谓正虚为病可用温，菌毒炎症为病则不可温，祝氏力斥其非。狭义之伤寒，病菌所致，其治可用温否，方书有载。急性肺炎，其体力不足者，麻膏疗病，枣附强心，此千金越婢汤也，可用温否?痢下赤白，细菌原虫之为患也，实痢用清，虚痢用温，为治痢之要则，温药治疟，已见前述。以寒凉之药治菌毒炎症，用之于体虚之人，无异抑正纵邪，反碍其自然疗能。要之，无论六淫、菌毒，其为病而正属虚者，总不离乎温法。
5．厥阴伤寒，最后之抵抗 厥者极也。病危而人体抗力不能作最后之凋正，则惟死而已：如阳亢不降，热厥不回，则燔灼而死；阴极不回，寒厥不止，则销沉而亡。热厥而身热渐退，为正胜邪衰，其厥自止；寒厥而手足转温，为正胜阳复，为疾病转归之佳兆。寒厥治以回阳救逆，四逆汤或通脉四逆汤，见虚脱之状用四逆加人参汤。热厥治以清法或下法，直折其亢，白虎汤或承气汤类。所谓得凉则安，承乃制也；失凉则危，亢则害也。现代中西医结合抢救感染性休克，即常运用治疗热厥的清、下二法，确有一定效用。病邪既退，得养则昌：“真阴虚者，滋以养之；心阳衰者，温以养之；神惫者，养之以酣寐；心劳者，养之以恬淡。毋滞其阴，毋扰其阳，醒脾开胃，以纳谷浆，此外感热病善后之法也。
祝氏总结曰：外感性热病，阳气为抗邪之先锋。“阳衰一分，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因此主张未病重阴，既病重阳，喻为“承平之时，修文为主；荒乱之世，崇武为尚”。故称善理阳气，则“五段”疗法得其要矣。“太阳伤寒，重在和阳；少阳有碍，重在通阳；阳明太过，重在抑阳；太阴、少阴不足，重在扶阳；厥阴逆转，重在潜阳”。这对当前治外感热病恣用寒凉的偏见，不失为一有益的启示。
综上所述，祝氏“五段”之说，其立论注重体质内因，强调因人而异，抑亢扶怯，使之符合机体自然疗能，提高其自身免疫能力，其治则首重阳气抗邪作用。
四、“五段论”的汇通意义及其进步性
1．病因与发病 民国时期，有关疾病乃由病原体（即细菌、病毒）引起之说盛行。祝氏认为：“夫疾病者，健康生活之违和也。一种物体（具备质量之物体如细菌、原虫等），能刺激正气发而为病者，所谓病原体是也。病原体不能直接发为疾病，必待体工（即机体的生理机能，笔者注）之激荡，而后症状乃显，何以故?病原乃发病之源，症状乃疾病之苗。疾病之发生，不能离人体而独立；症状之显露，乃体工反应之表现也。是故疾病非是一种物体，乃物体与身体之共同产物也。”治病既要针对特异的病原体，也要调整身体对病原体的适应过度或适应不力。
祝氏将外感致病因素分为“有机之邪”与“无机之邪”：病原微生物属“有机之邪”，环境气候的理化因素改变属“无机之邪”。“无机之邪”为致病的诱因，“有机之邪”为主因。所谓的六淫之邪，均属“无机之邪”，因此并不能入里。受寒八分，即是八分，而并不繁殖。六淫常导致环境理化因素改变而使人体的生理发生变化以至于不能进行适度的调节，从而使“有机之邪”乘而入里繁殖，危害人体。寒热症状的变化乃机体的反应，非致病之源。他说：“寒温之辨，聚讼数百年，其主要之区别，在证候不在原因。”同一疾病，往往甲日伤寒、乙日温病、丙日风温、丁日春温。他明确指出；“寒温皆非致病之原”，“所谓伤寒，所谓温热，都是一种想象之邪”，“邪病之用温药而愈者，遂名之曰寒邪，邪病之用凉药而愈者，遂名之曰温邪。”“邪机之推测，乃从药效反溯而得之。”祝氏的认识不仅符合现代医学对于疾病的客观认识，还提升了中医学的原有理论，使数千年以来隔靴搔痒式的寒温之争悬疑顿解。由于各类病原体特性不一，其侵袭部位和分泌的毒素不同，加之个体反应状态的不同，最终使显现的症状各不相同。章次公赞扬：“他既不鄙弃旧的，也不盲从新的；他不做古人的应声虫，也不做新医的留声机。”
2．症状与病机 祝氏融会西医知识，认识到中医所重视的恶寒、发热等是机体的保护性反应。他说：“夫异物入喉，激而所咳；浊气刺鼻，郁而为嚏；胃有所恶，逆而为吐；肠有所愤，迫而为泄，反射之用也”，“生理所需要者，名曰平温（37℃）；正气抗邪，病理所需要者，名曰抗温；抗邪太过，生理所难堪，病理所不需要者，名曰亢温。抗温为善温，亢温为害温。”祝氏认为发热是机体产生大量抗体所必需的反应，有助于杀灭病原体。1994年，美国人类行为和进化学会主席R.M.尼斯出版了一本名著《Evolution andHealing》（直译为《进化和自愈》，中文书名译为《我们为什么会生病》）[3]。该书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单纯性退热并不利于感染的恢复。有研究报告指出，安慰剂治疗组志愿者的抗体水平要明显地高于退热药物治疗组，发热的高低取决于机体的调节能力。治疗应是协助增强机体的调节能力，而不是阻断症状的出现。
3．治病与治人 当时，西医已获得了针对某些病原微生物的特定抗生素，一些人开始对中医所谓的清热散寒等法产生了怀疑。祝氏基于疾病乃病因与人体的共同产物，认为治疗可以分为针对病原体的特定治疗、消除症状的对症治疗和调节人体抗病状态的治疗。祝氏认为任何药物均无法替代人体经过亿万年进化所具有的自我抗病及调节能力，因而治人是执简驭繁的捷径，也是中医的长处。他说：“病原繁多，本体唯一，病原之发现，随时代而变迁，人体之自然之疗能，历万古而不易”；“彼鸟兽无知，患病而不死者，有自然疗能也，人为万物之灵，岂鸟兽之不如哉?……肺之有咳、胃之有呕、肠之作泻、司温之发热，类皆含有自疗作用。创口之自然愈合，炎肿之自然消散，疟之自已，等是者皆自然疗能也。病之可以自愈，十常六七”；“医者不过顺其自然之趋势，调整阳用，缩短其疾病之过程而已。”祝氏的这类认识对于今天单纯寻找中药特效成分的研究者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外感初起，体温调节中枢发出指令使机体产热增加，有利于人体产生抗体，但如果患者肌表散热障碍，则不利于抗病，遂用麻黄、桂枝开肌表以加速肌表循环促进散热，而非用中枢抑制性麻醉类药物抑制体温；如果患者体怯阳虚产热不力，则不利于调节机体的抗病系统，遂加附子以助元阳；若机体产热反应过亢，耗伤津液，致使肠道排泄不畅，则同样有损于机体整体的抗病能力，遂以清热养阴或下法以助机体恢复良好的抗病能力。汗、尿、粪皆是机体借以排毒散热的媒介物，调节此类物质的排泄（泻）途径有助于调整机体自我的抗病系统。这种以阳气（自我抗病调节能力）为中心的治疗思想，对于今天一遇“炎症”或“感染”即用清热解毒之法等以对抗为指导思想的治疗思路无疑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因此，祝氏的治疗常从诱导机体进入良性抗病程序着手，以期正胜邪却。寒性药可以调整抗力太过，温性药可以补充抗力不足。近年来的中药药理研究结果亦从一个方面支持了祝氏的科学推测。人体感染或应激时，往往调动机体的整个应激系统，如产热增加、代谢增强、心率呼吸加快、中枢兴奋等，即所谓阳气起越的表现。中医所谓的热证患者，往往符合上述的临床改变；而阳虚（或寒证）患者则均有上述指标的下降。中药中的温热药具有提升上述指标的作用；而寒凉药则多有抑制的作用。在还没有实验研究的情况下，祝氏能做出上述论断，可见其对中医整体治疗的洞察力。因此，祝氏用药尤其注重扶助阳气，好用“附子”，人称“祝附子”[4]。其用法不但突破了温病诸家的藩蓠，甚至发展了仲景的应用。如在麻疹初期、肺痨及痢疾的治疗中使用附子，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其运用附子的娴熟技巧与其对温法中药的精妙配伍有着重要的关系，如将附子与磁石、枣仁同伍。章次公称其治病“心狠手辣，一针见血”。
祝氏对仲景方药的理解同样富有新意，“是故放温障碍（即散热障碍），表闭甚而里气不亢者，法主辛温，麻黄汤是也，气怯而甚者加附子，麻附细辛汤是也；表闭而里气盛者，法主辛凉，银翘散是也，气亢而甚者，加石膏，大青龙汤是也。苟表闭而里气和者，辛平宣散，葱、豉、荆、防之属是也。”“夫然，放温激进（即散热过度），其疗法亦如是。故表亢而里气怯者，法主甘温，桂枝汤是也；表亢而里亦亢者，法主甘寒，白虎汤是也；表亢而里气盛者，法主甘凉，芦豉之类是也；表亢而里气和者，法主甘平，桑菊之类是也。”
五、“五段论”的局限性及其反思
1. 名家与时弊 作为一个近代名医，祝味菊“扶助阳气”的学术思想具备有新时代的高度，但是回顾一下祖国医学的发展史，为什么仲景之后有滥用桂、麻之弊，叶、吴之后兴清凉滋腻之风？为什么金元四大家有主攻下、主寒凉、主脾胃、主滋阴之别，张子和有“张大黄”之称、张锡纯有“张石膏”之谓、祝味菊有“祝附子”之名？这种名医起时弊、名医纠时弊的现象，是经验医的特征，还是哲学医留下的遗憾呢？
的确，祝味菊在纠时弊而且与西医的竞争过程中兴起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作为一个名医，他又影响着许许多多的普通医生。也许，医学中的规范与灵活、个人经验与集体智慧是一个永远都难以把握的“度”。很显然，祝氏没有也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对他的束缚以及所形成的局限性。
2. 全局观与包容性
3. 结构与层次
参考文献
1 祝氏味菊述，陈苏生记.伤寒质难.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2 农汉才. 近代名医祝氏味菊史实访查记. 中华医史杂志，2004，34（3）：143-147
3 R.M.尼斯，G.C.威廉斯.我们为什么会生病.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28
4 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案分册.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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