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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的益州治所成都地形舒缓，东部是广阔平原，西部环山拱卫，河川纵横，沃野千里，气候湿润，风景秀美，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李白曾称赞“九天开出一成都，千门万户入画图”。巴蜀粮食生产素来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稻米经常外运。因此，成都自古以来就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富足地区。  蜀汉建国后，本来就“土地肥美”的巴蜀之地，又有江水沃野之饶，加上诸葛亮执政时的精心治理，蜀汉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粮食产量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刘备取得成都后，经过连年战乱的益州大地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诸葛亮的主政下，蜀汉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政策，大力扶持和发展地方农业经济，让百姓“安居复业”。诸葛亮作为蜀汉王朝的实际治理人，深知发展农业、增产粮食是“富国安家”之根本，也是匡复汉室的前提条件。 因此，他始终重视发展农业这件大事，推行闭关息民、养育民物的政策。有关史书上对于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闭境劝农，育养民物”“休士劝农”等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三国·蜀·诸葛亮》中记载，诸葛亮认为：“唯劝农业，无夺农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意思就是说只能鼓励百姓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不要耽误农民耕种收获的时间；只能减轻农业税收，不要使农民财产枯竭。如果是这样，国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岂不是很好吗？诸葛亮为此专门设置了督农官，主管农业生产的扶持和发展。同时，蜀汉还专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的生产和管理，以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 诸葛亮十分重视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发展，尤其重视蚕桑的生产和发展，这主要是因为蜀地的丝织业十分发达。 据明朝学者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记载：“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鬻花木蚕器，号蚕市”。秦汉时期，蜀中的蚕桑发展较快。汉武帝年间文翁治蜀时，竭力提倡植桑养蚕，为丝织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蜀汉建国后，成都的丝织业尤其是蜀锦生产闻名遐迩。诸葛亮率先垂范，致力于蚕桑发展。他在自家住宅的周围种植桑树八百株，并教育自己的子孙养蚕为业以供衣食。这不仅反映了诸葛亮高风亮节、为官清廉，而且也说明当时蜀地的植桑养蚕十分普及。 诸葛亮在大力扶持和发展地方农业经济的同时，还积极推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实行分兵屯田制度，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  据有关史料记载，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屯田于渭滨。建兴十二年，即公元 234 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由于诸葛亮大力发展农业和积极推行屯田制度，蜀汉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的可喜局面。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先后执政，继续执行诸葛亮的既定国策，使蜀汉农业生产能持续稳定发展。据《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记载，直至蜀汉末年，益州依然“男女布野，农谷栖亩”，农业生产依旧得到正常有序的发展。为了保证农业丰收、粮食增产，诸葛亮更是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  自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以来，这项工程一直是巴蜀农业生产的命脉。诸葛亮主政治蜀后，便继续精心维护都江堰水利设施。据《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诸葛亮曾派一千二百人维护都江堰，并专门设置了主管都江堰的官员。用“征丁千二百人”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可谓前无古人，充分表明了诸葛亮对水利设施的重视。与此同时，诸葛亮还大量兴建各类水利灌溉设施，时人称为 “诸葛堰”“小诸葛堰”，并在各地河道两岸加筑坝堤，以防水患。 据《成都志》记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因此，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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