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唐的绝症（上）：大唐藩镇割据的肇始之乱 读史总是令人困惑，当后人总结盛唐的失策之时，总绕不开一个话题--藩镇割据。  ▲盛唐的标志--大明宫 诚然，这群独立王国曾经像鮣鱼一般死死吸附在李唐王朝这个庞然大物之上，直至最后的坍塌，甚至五代十国的形成也是藩镇割据局面和武将反水传统的延续。 然而很少有人记得他们开疆拓土的不朽功勋，也更少想起自从摆平安史之乱的绥靖政策到朱温称帝，大唐王朝好歹不死不活的撑了一个半世纪，最终达成了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延绵的国祚。 二者到底是寄生还是共生关系，其实绝非能一言概之，本文所探讨的是节度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演变为毒瘤的经历。 缘起：畸形的盛唐后人总是拿汉唐并列，其实后者相对而言更像是一个畸形的怪胎，西汉自汉高祖在白登险些当了俘虏之后低调了近百年，历经文景二帝的原始积累，方能有汉武帝的挥斥方遒。 而李唐貌似不需要这个过程，哪怕人口尚不及隋朝的四分之一，战争的创伤也远未抚平，李世民千古一帝仍然凭借着创业时代的名将和几十万百战精锐就将四面八方的邻居们挨个揍了一遍。  ▲“天可汗”的名声是打出来的 而后来的百余年里大唐一直保持着咄咄逼人的对外态势，陌刀下的亡魂不只是东西突厥，还有薛延陀、吐谷浑、奚、高句丽、百济等一长串称雄一时的对手们。 在漫长的战争之后，大唐帝国终于建立起华夏王朝前所未有的最大版图，李世民赢得了“天可汗”的称号，看似昏庸其实内慧的唐高宗更被尊称为的“天皇大帝”。  ▲高宗的“天皇大帝”也是实至名归的 但问题始终存在，过度的扩张和开拓进取的氛围并不能掩盖逐渐根深蒂固的问题。 一、府兵制的没落和募兵制的兴起。 府兵制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其经济基础在于按照均田令授田，免除租佣调的优惠政策，他们享有国家免费给予的土地，同时肩负起征战和边防的任务。  ▲府兵的特色--装备自理 府兵制的崩溃其实意味着“开国红利”的丧失殆尽和世家大族的卷土重来，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无田可“均”情况下，府兵制也就无法推行，而旷日持久的战争令轮番换防的府兵亦无法满足军事上的要求。想要维持对外扩张的能力，李唐势必需要另寻蹊径，募兵制度随即成为主流。  ▲从古至今，雇佣兵都是凶悍的存在 募兵作为带有雇佣性质的军队，其战斗力的成形主要依靠国家财政的实力，并能有效减缓土地兼并对国家军事力量影响的速度。国家以供应兵甲战马和军饷代替授田，打造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经验丰富的职业化军队，这是李唐不得已的最佳选项。 第二，开放和包容驱动了对外扩张与融合。 话说大唐开放的程度令人咂舌，不像个王朝，更像是一家因地制宜的跨国公司，这一点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精英为大唐卖命。不管是陪葬昭陵的突厥可汗——契苾何力，亦或是鞠躬精粹的黑齿常之，以及后来的高仙芝、哥舒翰，这些异族精英们显然是找到了归属感。  对于大唐而言，用这些彪悍的马上战士来开疆拓土则是一桩无比划算的买卖，没有人比他们更加熟悉草原上那些神出鬼没的对手很斩尽杀绝的方法。同时，安抚这些彪悍的战士和他们的族人，也许只需要几袋盐巴、几口铁锅，以及并不值钱的封赏和表彰。 然而这其中的隐患同样不言而喻吧。 第三，动员能力限制了军事行动的规模。 在庞大的疆土面前，国内生产力是远远跟不上的，在边疆地区必须有远比之前强大的动员力，才足以保障对抗那些强大异族政权，节度使这一职位应运而生。 总而言之，李唐其实并不具备汉武帝时期甚至隋朝的实力和底气，“消化不良”和后勤压力始终掣肘着大唐的更上层楼。 时势：节度使的出现其实，最令国人神往的大唐盛世，并非出现在“贞观之治”或者“开元盛世”，而是史书上唐明皇转向年迈昏聩的天宝年间，在翦灭了后突厥、屡败吐蕃，令回纥、渤海两国臣服，进而彻底扭转了武则天执政后期以来的边疆战事不利局面之后才达成的。 不管怎么说，此时的大唐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盛之世，也是中国封建史上不可逾越的巅峰，而这恰恰来源于节度使制度的确立。 节度使是唐睿宗时期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着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 当时的节度使只是高级军事长官，一般由统领当地军队的都督兼任，但这时地方州郡仍由朝廷委任的各道按察使监督，不隶属于节度使。 天宝元年，为了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李隆基一口气设置了10个节度使，除了河东节度使坐镇太原之外，其他均为边疆地区。不光担任驻区的都督、刺史，还兼任一道的采访处置使，握有监察地方官吏的大权，以及坚韧屯田、水陆转运等有经济权的使职。  ▲敦煌壁画--节度使张议潮出行图 此时的节度使集地方军、政、财权于一身，能够及时并得心应手的调兵遣将和配置资源，对于应对风云突变的战争局面而言，显然是有利的。 最初的节度使们是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等名将，他们将属下各镇的军马数量和军事屯田数量均扩充至此前数倍，他们一出手，边境瞬间安静了下来。 但节度使的出现造成了“守外虚内”的局面，同时带来一个极大的隐患：他们的权利实在太大了。 在国势巅峰之时打造一批明显尾大不掉的独立王国，其实与大唐对外扩张和开放的国策是一脉相传的，也是历代军事制度的延续而已。将后来的乱局全部归咎于李隆基的失策或者是藩镇的天然叛逆基因是不足采信的，但不可一世的唐明皇的确犯了一个大错。 混乱：唐明皇的迷之自信唐明皇犯的错误其实是每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的通病--过于自信甚至自负的，他相信自己能够hlod住天底下的一切，不光是满朝臣工还是骄兵悍将。  ▲剧照：唐明皇和安禄山 于事实而言，他对于安禄山这个痴肥的伪装者过于信任了，前文提到的那些名将们不管从能力、操守或忠诚而言其实都强过太多。唯有安禄山开疆拓土无功，奉承拍马却既有一套，最后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麾下直辖二十万铁骑。 笔者曾供职于企业，有人负责做事和挨骂，有人则负责拍马的提拔。在李氏集团中，真正的名将都成了苦命的长工，后来他们无不死于非命或郁郁而终，反之心怀叵测的安禄山却成了亲儿子。  ▲杨贵妃剧照 因而当河北的烽烟传递至长安城时，李隆基时一脸懵逼的，这个曾经只会卖萌和打仗的胖子居然隐藏着如此恶毒的狼子野心，他的内心是出离的愤怒。为了让那个死胖子尽快为自己的行为后悔，更为了挽回自己的一世英名，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李隆基做出了一个更加离谱的决定--迎战。 其实区区二十万叛军并不算什么，大唐多的是名将，然而年事已高的唐玄宗对大唐开元以来的政治军事弊病和叛乱的成因、规模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将处心积虑的叛军当成了乌合之众。他以“畏敌不前”的罪名草率地处死了高仙芝和封常青两位名将，然后逼着瘫痪的哥舒翰带着关中精锐放弃潼关天险与叛军决战。 这正中了安禄山的下怀，本来在潼关巍峨的城墙不知所以之时唐军来送菜，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马嵬坡的悲剧跟霸王别姬有些类似，不过后者是离别后的慷慨赴死，而前者则是被下属把刀架在脖子上的逼宫，中国历史上又多了一个被冤枉的“红颜祸水”。 成型：两代君王的处置失当
在匆忙西逃的路上，唐玄宗发布了《玄宗幸普安郡诏 》，以太子亨为天下兵马 大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负责收复长安、洛阳下令设置了山南东路、江南东路、西路和黔中等节度使，由永王李璘、盛王李琦等后裔担任，其目的是运用唐廷血脉稳住大半江山。 然而李隆基没想到的是：李璘深得祖上玄武门之变的精髓，叛乱未平就打起了当皇帝主意，给哥哥李亨添乱不说，还差点搭上了诗仙李白的性命（彼时李白正是永王的幕僚）；长子李亨则迫不及待地跑到临武，在陈玄礼等马嵬坡“干将”的支持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延续了李唐皇帝“被太上皇”的传统。 而逼宫后匆忙继位的唐肃宗李亨，又在长安东都设置了同、华节度使，在与安禄山斗争激烈的的河南设置玄武、豫许等节度使。  诚然，藩镇的增设非常时期的非常举动，由于叛军的深入，曾经的后方变成了前线，这就出现了增设藩镇的理由，这与东汉末年应对黄巾起义的手法如出一辙，以地方拥兵自重为代价抵御叛军，这些并无可厚非，错的在后面。 唐肃宗请来了一代谋主李泌，他主张先消灭叛军主要兵力，必要时先取叛军老巢范阳，使其前方发生动摇，最后 再收复两京 。但当时政治斗争形势(肃宗急于收复两京以迎回玄宗 )，使肃宗不能利用有利时机平定河北藩镇 ，因而留下了隐患 。
跟唐玄宗恨不能一口吞下安胖子一样，李亨也想用收复两京的举动为自己正名，显然皇位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后世赵高阻扰岳飞北伐的原始动机。后来，为了迅速达成平叛的小目标，肃宗甚至以抢劫三天为条件动用回纥兵力收复长安，给了叛军撤退和集中兵力的时间。 后来，李亨放弃了斩草除根的想法，转而招降纳叛，史朝义穷蹙兵败；薛嵩、李宝臣投降；田承嗣投降；田悦战败；梁崇义被俘；李惟岳势孤无援；张孝忠投降；王武俊杀李惟岳而降。对这些投降的将领，朝廷没有收其兵权给予妥善的处理，以致造成被动的局面。 李怀仙封为幽州（北京）节度使、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河朔三镇”，终于造就了藩镇割据的肇始之局。 对此王夫之有过深刻的批评：
所谓的“投降”不过是迫于形势和朝廷发放的“诱饵”，离真正的臣服差距甚远。以李唐王朝的底蕴想要消灭叛乱并非难事，这种姑息养奸性质的招降，不光开了恶例，也给后世留下巨大的隐患。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叛军可以用名义上的投降来保全身家性命甚至原有的地盘，这就是对反叛行为潜在的鼓励。 自此，“河朔三镇”成为了藩镇割据的代名词，在未来的一百多年里多次起兵对抗朝廷，他们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自己署置将吏官员，各握强兵数万，租赋不上供，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而朝廷无力过问，只是一再采取姑息政策，为了防范无时不在的威胁，大唐不得已在靠近三镇内陆增设藩镇，同样给予巨大的自主权。玄宗与肃宗父子的权力争夺，使后者不能抓住有利时机根除安史叛军，反而将割据合理合法化，最终演变成后来的“元和四十八藩镇”。 结语：盛世的终结
盛唐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无论是世家、游侠、士子还是武将，无不以效力边疆为荣，以马上建功为功名正道；而不管是胡人、汉人亦或是外国人，都能够找到一席之地，大唐的开放性更像一家跨国公司，而非王朝。 前文提到，安史之乱毕竟失道寡助，其并不具备终结盛世的能力，但数次处置失当让这次浩劫持续了八年，不光令百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更洗去了大唐曾经的开放、从容和自信。 表面上看，割据问题逐渐根深蒂固，李唐也再无大规模开疆拓土的实力和动力，对外由全面攻势转为防守，对内严防死守。其实深层次地看，对待藩镇的态度由无条件的信任转为无处不在的监视和制衡，同时不管是异族豪雄还是汉人精英，朝廷对于武将已经丧失信任，由此宦官监军制度得以“发扬光大”，这群家奴第一次掌握了军权，并衍生出更加复杂的问题，此乃后话。 在下一章节中，笔者将继续讲述藩镇割据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元和中兴”等局面下与藩镇的博弈和妥协，请继续关注。 参考文献： 王夫之《读通鉴论》 司马光《资治通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