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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安禄山已经打进关内，河北各州大开城门，迎叛军进驻，叛军铁蹄距长安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唐玄宗仍还沉浸在歌舞美酒之中，丝毫没有危机已经临到眼前的感觉。 但是，就像走过雪地会留下脚印，事情既然发生就必然会留下痕迹。安史之乱绝不是一场没有准备，没有征兆的叛乱。 从安禄山被封为节度使，到北方藩镇大军兵临城下，有无数被皇帝忽略的征兆。 唐玄宗在执政的早期，基本上是一个明君的模板。在这一时期，他任用许多武周时期留下的臣子，如张九龄、姚崇、宋璟等贤臣。他采纳谏议，任用贤才，在朝中兢兢业业，国家日渐承平。 但是，在开元二十四年以后，唐玄宗自感天下承平，逐渐生出懒惰奢侈的心态。他罢免贤相张九龄，任用擅长阿谀奉承的权相李林甫，不再听从诤臣的进谏，在阿谀逢迎中迷失了自我。 留在朝廷中的臣子们恋栈高位，整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在他们口中，朝廷一片欣欣向荣，国泰民安之相。玄宗也自以为天下太平无事，愈加沉迷享乐，日日纵情声色，“君王从此不早朝”。 中央权力交由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掌管。李林甫甚至为了避免边将入朝为相，向玄宗进言，任用蕃人为边将，使安禄山、史思明一类蕃将坐大。 杨国忠则几次三番编织谎言，向玄宗告发安禄山等人叛乱，这种作为也刺激到了安禄山、史思明等人，使之最终选择反叛，成了“狼来了”的故事。 他们揽权的行径激发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而玄宗的松懈更使朝廷未能在安禄山反叛初期作出应对，令安史之乱影响范围更加广大。 唐初行府兵制，在各地设立折冲府，管理军户，这些军户平日里在家务农，战时自己提供兵器口粮从军。 玄宗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官场腐败，许多府兵失去土地，在战场上立下功勋也难以得到犒赏。而且当时战事频繁，许多兵卒都死于战事，勉强活下来的也生存条件堪忧。 鉴于现实状况，玄宗开始施行募兵制，征募健壮青年成为职业军人，唐朝的政府提供军饷供养军队。但是，募兵制下，多数士兵依附于地方长官，中央军权分给地方，唐朝传统的居重驭轻、强干弱枝政策崩溃。 军权外重于内，权力失衡。中央政府能够调控的军队多为府兵制的残留，这些军队多是老病士卒，与地方藩镇长官所带领的募兵军队相比战斗力较弱，难以与之相抗。 在安史之乱中，这些士兵在交战中果然很快败退。安禄山大军攻占洛阳、长安。玄宗狼狈南逃，在马嵬驿发生了众人皆知的悲剧。 玄宗委任专征之权于边将，设置十个节度经略使，掌握边镇士兵四十九万人。 在地方节度使中，甚至出现安禄山这种一人兼领三镇的情况，边将久任军职，统帅部队常驻军镇，这些节度使权势日盛： “受命之日，赐双族双节，得以专制军事。行则建节，树六在，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族幢居中，大将鸣坷，金征、鼓角居后，州县资印迎于道左。” 他们趁机培植私人势力，使“将专其兵，兵忠于将”。 地方藩镇坐大，地方节度使实际上掌握了当地军权。一些节度使甚至利用自己的土地金钱供养军队，使这些名义上是大唐边军的军队成为他们的私人武装。 藩镇割据之势已有苗头，安禄山作为唐朝具备军权的节度使，其节制的三镇军队都在他手中，成为了他的私军。 在这种背景下，唐朝中央政府掌握的军权缩小，长安附近军队战斗力较弱。军事布置外重内轻，中原兵力空虚，在边军反叛之时难以调集地方军队镇压叛军。 且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地节度使，常年对抗北方民族，其手下军队众多，战斗力强大。中央与地方矛盾尖锐，无法掩盖。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叛。安禄山以诛杀奸相杨国忠为名，率二十万部队发动叛乱。他们从范阳南下，其声势之大，所过城池，望风而降。这场叛乱因先后两任叛乱首领——安禄山、史思明，被称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因藩镇坐大而起，最终又造成了唐朝中晚期藩镇割据的事实，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节点。 这场叛乱历时八年，最终由地方节度使郭子仪等人平定。但是，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诱因并没有消除，甚至更加严重。 唐政府为安抚安史降将，嘉奖平叛大将，任命他们为节度使，设立许多新藩镇。 唐朝中央权力不断削弱，地方藩镇数量在安史之乱之后不断增加。强枝弱干、内轻外重的情况已成定局。 参考文献：杨海燕 简析安史之乱爆发原因#历史上的浪花##亿点曝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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