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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某些史家的偏颇解释或者影视剧的歪曲事实，人们对唐玄宗时期的节度使制度缺乏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欧阳修在谈到唐代节度使制度时曾有过一段著名论述：“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显，专方面，既有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在欧阳修看来，唐代节度使集军权、财权、行政权于一身，俨然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自然就会形成“方镇强而京师弱”的不利局面。欧阳修的观点得到后世诸多学者、历史爱好者的认同。以至于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唐玄宗时期节度使权力的膨胀造成了此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这其中安史之乱便是最好的证明。  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塑像 然而笔者要说这种共识只是一个误解，事实并非如此。 一、节度使行使权力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下玄宗时期节度使是如何行使权力的，以及具体权限又有多大。 军权。节度使的职能就是管理协调边境军事，所以他们的基本权力就是节度军事。但这个节度军事的权力其实是有限的，并不是说所有有关边境军事的事务都由节度使一人决定。从玄宗时期有关节度使制度的史料来看，在指挥战争和募兵等重大事项上，节度使并没有权力自己决策，他必须要请示中央，按中央的意思办。 举个例子，从数次唐蕃战争的情况来看，石堡城无疑一直是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开元十七年，唐廷首次向石堡城进军，先锋部队由朔方节度使李祎领衔，随后唐廷又命令河西、陇右两镇增兵。在兵力强盛的情况下，唐廷最终成功拿下石堡城。只是没过多久，石堡城又被吐蕃夺回去了，这下把玄宗气的够呛。 玄宗没能咽不下这口气。 天宝初年，玄宗意图再次攻取石堡城。只是这一次遭到了时任陇右节度使的王忠嗣的强烈反对。王忠嗣认为玄宗此举费钱耗力，不够明智。玄宗自知理亏，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是到了天宝六年，因为董延光的主动请战，玄宗攻取石堡城的愿景又被点燃了。  石堡城旧址 在玄宗的再三坚持下，王忠嗣不得不答应出兵。但这一次唐军没能顺利拿下石堡城，王忠嗣因此下马，由哥舒翰接任陇右节度使一职。之后的故事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哥舒翰凭借拿下石堡城的偌大战功，开始在大唐官场平步青云。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开元天宝时期，一旦发生重大战事，其军事决策权还是归唐廷所有，节度使仍在中央的节制下行使军权。 财权。开元时期，节度使兼任支度使、营田使已成为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节度使开始把控地方财权。和军权一样，支度使仍受中央节制，在具体事项上，要执行中央财政部门下达的财政开支计划，并接受中央财政部门的审计。 《大唐六典·度支郎中员外郎》规定：“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之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而会计之，以《长行旨》为准。”证明支度使的权力仍受中央财政部门节制。 同样是在《大唐六典》中，唐廷在边镇屯田一事上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如各边镇屯田所获要交纳军仓甚至州仓管理，从而在制度上规范、限制了营田使权力的行使。这意味着节度使即便兼任营田使，他也无权对旗下所管钱谷过多干涉。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王忠嗣 另一方面，开元天宝年间也不乏节度使因滥用财权而遭贬谪甚至被处死的事例。如开元二十年(732)六月，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因为贪污巨款而被“杖于朝堂”，随后更是死在流职襄州的路上。再如开元后期的南海太守刘巨鳞，其利用兼任采访使的便利，贪污巨款，被发现后下狱而死。唐廷对待贪官的严厉手段，有警醒官员的目的，同时也反映了各镇节度使无法专揽财权的事实。 人事权。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并不能独立行使人事权。史家石云涛的有关研究就有指出：“在安史之乱前边镇幕府中，辟请某人充何种幕职，都要奏请朝廷批准。过去通常认为幕府一般职位的改易完全由方镇署定，不符合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幕府的情况。”边镇幕府的任职仍需经过中央的同意，由此可见，各边镇节度使无权擅自决定地方上的官职归属。 从以上对节度使权限大小的分析来看，节度使各项权力的行使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央的有力制约，并不存在欧阳修所说“方镇强而京师弱”的现实情况。 二、节度使的任期与兼统问题。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开元天宝时期，绝大多数节度使的任期都在十年以内，其中多数又集中在三年以下。任期超过十年的只有安禄山一人，他自天宝元年开始担任平卢节度使，至天宝十四年发动叛乱，任期达十四年之久。由此可见，除了安禄山这个特例，绝大多数节度使的任期都不算长。  唐朝十大节度使 针对节度使的任期和兼统问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在司马光的这句话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始久任”“始兼统”，这意味着节度使久任并兼统现象只是刚有了点苗头，并未形成普遍现象。 事实也的确如此。开元天宝时期，有些节度使虽然任期较长，比如仍有少数节度使在任期接近十年，但他们往往不是专任一道，而是调任数道，甚至也有被贬谪的情况。 如首任朔方节度使王晙于开元九年正式走马上任。不幸的是，同年他就因为战事不利而被贬为梓州刺史。只是不到两年时间，王晙又再次升任朔方节度使。悲催的是，同年冬天，王晙又因被人诬告谋反而被贬为蕲州刺史。又过三年，王晙再一次回到朔方节度使的位置上，成功创下“三上朔方节度使”的无敌纪录，叫人不得不服啊。 说过了任期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节度使兼统的问题。 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数据，整个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兼统的情况其实是极少的。在这一时期总共八十二名节度使中，兼统数道的节度使只有寥寥八人，他们分别是李祎、王忠嗣、安思顺、哥舒翰、盖嘉运、皇甫惟明、封常清、安禄山等名将。而从这八人兼统的范围和时间来看，也多为兼统两道，兼统时间多为一至三年。  《妖猫传》中玄宗与安禄山斗舞 开元天宝时期，唐廷正是通过频繁调动和限制任期兼统的手段，使节度使无法久任，防止其专权一方。而安禄山就是那个特例，那个最大的意外。与安禄山相比，开元天宝时期的另一个叛乱节度使刘涣，其实都不算什么。 刘涣于开元二十二年四月起事，只是他还没能坚持到五月就被唐军迅速平乱了。根据唐史记载，刘涣担任北庭节度使不足四年，而且没有兼统的经历，在唐中央的严格约束下，其实他很难在短时间内拉起一支强大的反叛队伍。 这一点与安禄山不一样。 除去其他方面的复杂原因不说，凭借玄宗的恩宠，安禄山连任节度使达十四年之久，且同时兼统两到三道。在这种背景下，安禄山有充足的时间和地盘来暗中拉拢培养自己的势力，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这是唐朝节度使制度的漏洞所在。 总体来看，开元天宝时期，各节度使虽然独揽地方军政大权，但仍处于唐中央的有力节制下，并未出现欧阳修所说“方镇强而京师弱”的情况。另外从节度使任期和兼统两个方面来看，唐中央依然通过各种手段，使其规范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而从唐中央平息刘涣叛乱的速度来看，唐廷的纠错能力也不错。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制度的可行之处。至于欧阳修的论点，也只有放在安禄山身上以及安史之乱后才管用。 参考史料：欧阳修《新唐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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