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大唐来说，从万国来朝的开元盛世，到烽火遍地的乱世狼烟，中间之隔着一个安史之乱。因此，这次由节度使安禄山发起的叛乱，也被我们视为盛唐由盛转衰的节点。 不过，这场动乱来的实在是太过突然了，即使是后世的我们有时也不禁感到恍然，为什么看似强盛的大唐，会因为一地节度使的突然叛乱就一蹶不振呢？
原因还要从节度使制度本身说起。 《新唐书》中有言：“所谓方镇（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藩镇）者，节度使之兵也”。换句话说，节度使正是统摄藩镇军队的领导者，日后逐渐演变成掌管一方军政的土皇帝。 在唐朝初期，其实是没有藩镇节度使一职的，当时统领军队的最高长官是行军总管以及大总管。 与节度使相比，这两种总管虽然同样拥有领兵和统兵大权，但却是一种临时性的职务，一旦战争结束就要“事解辄罢”。再加上他们统领的军队都是从各处募集的府兵、蕃兵以及少量的募兵，士兵与将领之间并没有明确的人身依附关系。 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位武将能够有实力去谋反篡位，即便手中有兵发动叛乱，但也缺乏稳定的行政体系为其提供后勤保障。因此，在唐朝初期没有出现严重的武将反叛事件。 但事有两面，行军总管“事解辄罢”的防范措施，的确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是它却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弊端，那就是可攻不可守。 想想其实也很好理解，如果是主动进攻，那么战争的时间和地点都由唐朝自己把控，因此在战事结束后直接将军队各自遣散回乡即可。但如果是防御作战，时间不定、地点不定，行军总管即使不出于私心，也必须要长期统领一支军队。 因此，想要依靠行军总管的方式解决一系列战争问题，是不现实的。 一方面，高宗、武后时期，唐朝疆域越来越大，防御作战的难度也呈指数级上升。 另一方面，府兵制逐渐瓦解，大唐赖以维系的折冲府体系开始走向崩溃。
不仅如此，此时距离大唐建立已经过去几十年，开国老将已经基本凋零殆尽，而由于激烈的政治倾轧导致的人才损失，新生代中能够担当重任的名将越来越少。 唐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连遭受了两次重大失败，尤其是大将刘审理葬身青海，更是震动朝野。不得已之下，唐朝开始由攻转为守。 与一些人认为玄宗好大喜功的因素不同，这种地缘政治现实的需要才是节度使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一开始，节度使在对外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开元时代，大唐在各缘边地区分别设立节度使，史称“天宝十节度”。 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时期的节度使大多称得上忠心耿耿，他们为大唐守疆辟土，立下了赫赫战功。当然了，本身就是依靠宫廷政变登基称帝的玄宗皇帝，即使对这些“忠臣良将”也不可能完全放心。 对于这些人，他采取了极具他自己个人风格的制衡之术。 以陇右与河西两地为例，这两处设立的节度使，不仅地缘上极为接近，就连军力上同样如此，前者统辖兵马七万五千，后者则为七万三千。 这些节度使不仅单独拿出哪一个都无法与中央抗衡，甚至可以说，一旦他们有不臣之心，就立刻会被前一刻一同奋战的同袍捅了刀子。
可惜的是，如果事情真的能像玄宗预料的那样进行，恐怕也就没有安史之乱的爆发了。 而历史的进程却表明，这种刀尖上的制衡之术不仅未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反而导致安禄山谋反后，仍忠于朝廷的节度使们无力独抗叛军。 这是因为，在天宝年间，身为胡人身份的安禄山，竟然一人身兼平卢、范阳和河东三地节度使。如此一来，他的兵力不再是可怜的七八万，而是接近二十万。 更可怕的是，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也就是说，唐玄宗几乎是亲手将刀柄放到了安禄山手里。这种太阿倒持的做法，使得唐朝在战争初期就出于绝对不利的被动地位。这才是为何安禄山能以节度使身份颠覆一国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安禄山不是第一个身兼数任的节度使，早在天宝五年，出身西北的王忠嗣就被直接授予了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地节度使的身份。只不过在这之后不久，疑心病大起的玄宗就以借口罢免了王忠嗣的职位。
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无法推演如果王忠嗣尚在，安禄山是否能够谋反，也不能断言如果王忠嗣继续兼任四地节度，他本人会不会走上安禄山的老路。 但从这一事件就可以看出，安禄山之所以能够掀起滔天战火，绝不是机缘巧合。相反，它其实是节度使制度本身的缺陷，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