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晋楚争霸主线下的春秋结盟之道

结盟中，坚持重要的战略原则至关重要，例如，要运用最大的战略智慧，做到善于妥协，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把捏时机，恰到好处，收放自如，见好就收。

春秋的结盟与争霸

整个春秋时期，也即从公元前770年一直到公元前453年，其历史演变的主线，除了社会、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急剧嬗变以外，还表现出两个主要形式：争霸战争和外交结盟，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结合、如影相随的。这就是，发生重大战争之前一般会有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尔虞我诈，战争结束之后一般又会举行盛大的盟会，像葵丘之会、践土之盟，萧鱼之会等等。换言之，结盟与争霸战争，这两者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

 晋楚争霸是春秋争霸的主线

春秋时期的战争为什么跟外交联系得这么密切？当然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外交与战争也是紧密联系，但是，必须承认，这一点在春秋时期尤为特殊，尤为突出，我认为，这是由春秋的战争性质所决定的。春秋战争和战国战争的最大区别就是，春秋战争的宗旨或主题是争霸，而战国战争的主题则是兼并。争霸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自己争当老大，其他诸侯国，必须唯我马首是瞻。只要你承认我的霸主地位，听命于我的驱使，那么，我也让你活下去，总之，争霸，是争名分，立秩序。而这种名分则是通过召开诸侯盟会来确定，即所谓“执牛耳者”。兼并战争的情况乃完全不同，战国时期的战争之所以残酷，就是因为转变为兼并的性质，我现在无所谓名分与否，不需要再当什么领头羊了，而是追求实实在在的利益，要兼并你的土地、吞噬你的人口，最后通过兼并逐渐走向统一。这种性质是让对方再也活不下去，这样一来，对方为了保持社稷的存在，自然要作殊死的抵抗，战争于是变得日益激烈，日益残酷，伏尸百里，血流成河。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说的就是这种特点。

春秋争霸战争的副产品是诸侯之间的外交结盟，因为要成功争霸，单凭一己之力是力不从心的，而需要拉拢盟国，有效地进行战略合作，以共同对付主要的敌人。这显然是争霸的主要命题之一。通观整个春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争霸结盟的核心内容，或者说所谓的主线，就是晋楚争霸，也即晋国和楚国跨越数百年的长期较量。当然，在此之前有一个先声，这个先声就是从郑庄公的“初霸”到鲁庄公的“小霸”，一直到齐桓公的“首霸”，中间还有宋襄公的“图霸未成”，但是，从本质上考察，这些不过是晋楚争霸角逐的预演与铺垫而已。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重大活动都跟当时的外交结盟紧密联系的，如齐楚之间的召陵之盟、齐桓公成为霸主的标志性事件葵丘大会等等。

春秋时期的结盟不纯粹是单纯的纵横捭阖、朝三暮四，而是有共同的旗帜，普世的价值理念的。这个主题，就是“尊王攘夷”，尊王，就是尊周天子，这是为了给结盟披上合法的外衣，攘夷，就是中原诸侯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与打击非华夏族，这样，就为当时的结盟界定了一致的战略目标。当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是有一些变化的，总的趋势，就是“尊王”慢慢淡出，所以孔夫子说齐桓公“正而不谲”。“正而不谲”意思就是说，齐桓公对周天子在形式和名义上的权威还有更多的尊重。但是，到了晋文公的时候则是“谲而不正”了。换言之，晋文公的争霸与结盟宗旨，乃是更多地站在晋国自身的立场上，而尊重周天子，则完全成了一个幌子。所谓“攘夷”，其主要对象是楚国。当时的中原诸侯国有一个共同并且强烈的忧患意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中国”指的就是中原诸侯国文明礼乐的传统。

古代视鼎为立国的重器，是政权的象征

这样看来，晋国虽然有自己的利益，但它毕竟还是一种旧的礼乐文明的维系者、旧的国际秩序的维持者，是诸侯国中的老大。作为“夷狄”的主要代表，楚国扮演的角色更多地是新崛起的大国，是挑战者的角色，因为它对原来周公搞的礼乐文明是不感冒的。在楚国霸权的顶峰时期，也就是楚庄王的时候，楚国“陈兵周疆”、“问鼎之轻重”，可以说当时的晋楚称霸进入了高潮时期，围绕晋楚争霸的相关结盟活动，也随之轰轰烈烈，占据当时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

晋楚争霸与结盟的几个阶段

晋楚称霸与结盟，大致可以区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标志着晋楚争霸大格局的正式确立。这种格局确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城濮之战后晋国霸主地位的长期确立与延续，即所谓的“取威定霸”。晋国的霸权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总体来说晋国的霸权国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就是这样，“周衰，晋继之”，周朝衰落了，由晋国来引领天下，重建秩序，这就如同大英日不落帝国衰落后，其霸权地位由美国取而代之，而且是长时期的。晋楚的长期对峙局面从此正式形成。

但是，后来的秦晋殽之战让这一过程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时秦晋两国对楚国发起的挑战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击，是共同的战略抉择。城濮之战中它们是站在一起的。晋国之所以能在这场关系到“取威定霸”的战事中取胜，就是因为拉拢了其他两个大国，一个是秦国，一个齐国。秦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合与协作，并互通婚姻，“秦晋之好”即为象征。但是，殽之战中，晋国杀得秦军片甲不留，“匹马只轮不返”，秦晋关系遂告破裂。这一仗，虽然使得晋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却在政治和外交联盟上遭受了全方位的失败，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战争结束后，秦国与晋国决裂，并投靠楚国，这为晋国称霸中原制造了巨大的牵制。也就是说，晋国此后陷入了两线作战，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被动局面。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晋楚战略态势进一步发生转换。这一转换意味着诸侯各国之间联盟重新整合，重新洗牌，郑国、陈国、蔡国跟楚国慢慢地走在一起，晋国的霸业开拓受到了严重挑战。

殽之战彻底终结了秦晋之好

第二个阶段以晋楚争霸的延续与变化为主题，晋国完全处于守势，陷入被动的困境，楚国全面崛起，进取中原，势头咄咄逼人，锐不可挡，天下霸主的权柄其实易手，楚国一度成为天下新的领袖。其标志性事件就是邲之战（公元前597年），此后，中原霸权从晋国转移到楚国。邲之战这一仗打完之后晋国非常被动，秦国继续在背后捣乱，是为当时的第四大国。第三大国齐国的做法，也不怎么地道，在晋国侧后捅刀子，似乎跟现在的欧盟一样，原来是跟着霸权国美国走的，可现在则是不怎么听话，甚至要闹事了。在齐国眼里，现在晋国既然已经衰落，而我齐国原先就是首霸，现在机会来了，就不妨乱中夺权，重新恢复原先地位，总之，齐国这时想上位，想当老大了。那一时期，晋国在北方地区跟少数民族杂居，南方地区楚国为第一霸权，秦是继续捣乱，齐是心怀不轨，显而易见，晋国当时的确处境困难，四面受敌。

那么晋国是怎样破解这一困局的呢？——战争和外交同时进行，双管齐下，刚柔相济。

首先是看清了问题实质，秦国作为挑战者，给晋国造成了严重威胁，必须加以抑制与打击，但是，对晋国而言，这时候更重要的是拉拢齐国，因为齐国如同现在的英国和欧盟一样重要，不能放弃。于是乎，晋国通过鞌之战，对齐国以战促和，这个事件非常有意思。战争结束后，晋国漫天要价，提出了齐国不可能答应的两个条件：一是齐国国君的母亲到晋国当人质；二是齐国所有南北向的道路要变成东西向。这两个条件是齐国没有办法接受的，可以让弟弟、儿子去当人质，但让母亲去当人质就是对孝道最严重的挑战。所有道路如果改成东西向，就相当于修了现在的高速公路，齐国哪天不听话，晋国战车就可以朝发夕至。这就意味着国门洞开，没有国防可言了，齐国自然无法答应。晋国早就料到齐国不会答应自己的天价条件，所以就地还钱，逼得齐国表态，要跟晋国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楚国。在之前的召陵之盟中齐国对楚国就已产生宿怨，因此齐国接受了这一要求，没有什么顾虑与障碍。这样重新结盟后，齐晋联合在一起，战略局面马上改观，对楚国就占有了明显的优势。

麻隧之战示意图

与此同时，晋国通过麻隧之战彻底打垮秦国。崤之战后，秦晋两国前前后后征战了几十年，麻隧之战对彼此多年的恩怨纠葛做了一个比较彻底的了断，秦国从此在晋国面前变得老实了，不敢再轻易挑衅与捣乱。这样一来，晋国消除了后顾之忧，同时通过大量的外交活动，使得秦楚两国在麻隧之战时无法组成联盟来对付晋国。从此之后，楚国对秦国是否为可靠的伙伴这一点产生了怀疑与不满，因此秦楚联盟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松弛与瓦解。

第三个阶段以鄢陵之战为标志，晋楚之间的战略态势再次全面转变。晋国在外交和战争中的全面优势得以重新确立。这一确立过程一直延续到“三驾之役”。“三驾之役”时，楚国完全承认自己已不再是晋国对手，需要韬光养晦，重新来过。楚国意识到之前战略上的积极出击包括外交上的猖狂挑衅实在太过冒进，需要重新检视，改弦更张。

但这时晋国也碰到了问题，这是跟鄢陵之战联系在一起的。鄢陵之战可打可不打，从战术上讲，打一定会赢，但从战略上讲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激化各种潜伏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存在着楚国这样的强大敌人，那么晋国内部就会团结，六卿之间，各大宗族之间，就会暂时放下恩怨，保持一定程度的团结，共同对付外敌。但如果晋国打败了楚国，那么内部矛盾就会凸显，宗室和强族之间的矛盾就会激化，你死我活的政治动乱就会上演。从这个角度看，鄢陵之战不应该打。但是鄢陵之战晋国还是打了，而且是打赢了，结果，这之后晋国就出现了内部的大动乱，这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也是完全负面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晋国的内部动乱，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家分晋”，进而也不会有秦国的统一，那么最后完成统一大业的就会是晋国，中国的历史很有可能会改写。

晋国众卿

《孙子兵法》佚文中的《吴问篇》最后讲到赵氏家族取代晋国的政权，类似于田氏家族取代齐国的政权情况。本来晋国是赵家一家的，但“三家分晋”后晋国分裂，给秦国的东进创造了机会。于是晋国不得不发起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借此与楚国平分中原霸权，让楚国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自己也承认楚国的霸主地位，这是双方暂时的战略平衡。

在最后一个阶段里，还有晋楚争霸战争与外交结盟的回波余澜，这就是晋楚争霸背景下的吴越战争和吴楚战争。晋国为了对付楚国，打破僵局，就注重于开辟第二战线，拉拢了吴国，派遣申公巫臣带着战车与军事顾问到吴国，帮助吴国训练军队，鼓动吴国从侧后攻击楚国。对此，楚国非常恼怒，致力于反击，如法炮制，你这么搞，那我也这么搞，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是楚国很聪明，知道晋国是不能挑战的。于是楚国没有直接挑战晋国，而是去找吴国的晦气，同时拉拢越国，让越国在吴国背后捅刀子。越国最主要的大臣如文种、范蠡都是楚国人，可见楚国在吴越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来的《申包胥哭秦庭》乃是小说家言，是后人的文学夸张与包装，其实，从结盟的核心宗旨看，秦国是一定会救助楚国的。吴国五战入郢后，楚国的衰落和灭亡与秦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所以秦楚两国一定会联盟的，这种出兵相助与申包胥在秦庭上哭不哭根本没有关系。

至于孙子为什么跑到吴国去，我认为其历史的谜底也许跟当时的外交结盟同样有关系。晋国派出军事教官去帮助吴国，而齐国兵学发达，有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作为晋的同盟国，齐国也不能袖手旁观，也得出力，于是也派人，所以孙子就是齐国派出的前去帮助吴国的人。另外，根据《吴问》的记载，吴王阖闾问孙子晋国的政局，“六将军专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后存？”也即其政局会怎么演变？他不问齐国的情况、不问鲁国的情况、也不问楚国的情况，却偏偏问晋国的情况，这里面很有讲究。当时晋国是6个大族当政，勾心斗角，云诡波谲，吴晋是战略同盟，自己在选择与晋国哪一宗族打交道时，那一定要小心翼翼，十分谨慎，千万不能押宝押错了，否则那就前功尽弃，后患无穷了！所以，吴王阖闾才向孙子请教分析晋国的政局，即所谓“不知诸侯之谋者，不可豫交”。

春秋结盟的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利益导向——所有结盟或者背盟大都是由国家利益驱动的。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不变的利益”。这在春秋时期也没有例外。秦国支持晋国，是想通过函谷关进占中原。但晋国强大后就不能容忍利益均沾，所以一定要把秦穆公关在西部一隅之地，所以秦晋之盟最终是会破裂的，这乃是大势之所趋。晋国和吴国联合，也是因为晋国要考虑对付楚国的大战略，但等到吴国强大起来的时候，吴王夫差就要跟晋国一样去争老大，于是遂有“黄池之会”争当盟主、反目成仇一幕的发生。越王勾践在楚国的帮助下打败并灭亡了吴国，但等到他横行江淮的时候，就将楚国晾在了一边，处处作对了。于是楚国派去的援越大臣，要么自己识相早早跑路了，譬如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五湖，过快乐的小日子了，要么被杀了，譬如文种，赖在越国不走，到头来只能落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这所有的一切，背后都是利益导向。

郑国位于列国中部，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第二，关键诸侯国的争夺才是结盟的重点。晋楚争霸里双方抢夺的最重要的诸侯国是郑国，其次是宋国。郑国是中原的核心地区，所有大战如邲之战、鄢陵之战等等，都发生在郑国国土上，郑国投向谁，霸权就属于谁，谁被郑国反叛背弃，其实就意味着霸权的中衰。最后，晋国对楚国之所以占有全面优势，乃与郑国的背楚投晋直接有关。也即“三驾之役”之后，郑国好多年里都不再敢背叛晋国，而之前楚国最大的战略同盟就是郑国。

第三，结盟中，坚持重要的战略原则至关重要，例如，要运用最大的战略智慧，做到善于妥协，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把捏时机，恰到好处，收放自如，见好就收。鞌之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范例。再譬如，结盟中也要立足于贯彻远交近攻的原则。因为国土相连，所以宋国跟郑国一定打得不可开交，但跟鲁国、燕国却能搞好关系。    

第四，春秋时期的外交结盟形式虽然多种多样，异彩纷呈，但归根结底还是由实力决定的。选择谁，拉拢谁，投靠谁、依靠谁，唯谁马首是瞻，归根结底，都是由实力来决定的。当然，高明的外交艺术在结盟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外交结盟上，应该遵循的做法是：“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

第五，任何时候的结盟都是双管齐下，多头并进的，手段不可单一，方法需要多样。以军事斗争为引导的争霸战争跟纵横捭阖的外交结盟不可偏废，而必须做到相形益彰，相辅相成。

兵圣孙武与《孙子兵法》

第六，正确分析与认知结盟的利弊相杂。孙子说“夫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结盟和战争都有利有弊，利中有害，害中有利。有利的时候要容忍它的害，排除了它的害，也得不到它的利，最坏的事情中也有有利的因素，最好的东西也有不利的软肋。因此，作为战略决策者，怎样抓大放小、怎样抓住核心的利、长远的利，全局的利和关键的利就变得尤为重要，受挫时不要灰心丧气，破罐子破摔，成功时更不可得意忘形，趾高气扬，忘乎所以，让胜利冲昏头脑，导致阴沟里翻船。

第七，外交结盟中，在受利益驱动的同时，也必须坚持一定的道义原则，考虑到双方可以认同的价值立场。这一点，在春秋的外交结盟活动中，也是有所体现的。齐国、晋国的结盟之所以相对容易，也相对易于维持，与他们的高举“尊王攘夷”大旗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这面旗帜的张扬，使其比较容易占据道义上、政治上的制高点，从而把握先机，赢得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