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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张书旂原名张世忠，字书旂，与徐悲鸿、柳子谷有“金陵三杰”（金陵三画家）之称。其作品有日本画的面貌；喜用高丽纸作画，力求色彩与水墨的融合。善于用粉，能“粉分五色”，有“白粉主义画家”之称。常对客挥毫，一气呵成数帧。 张书旂 张书旂的花鸟画 （接上期） 笔者以为，张书旂花鸟画艺术与众不同之处，就是灵活地变通多种创作方法和创新技巧，探素中国花鸟画的变革，表现画家自己独创的艺术风格、时代精神，将中国小写意花鸟画发展到与西方水彩画毗美的境地，从而开创了中国“现在派”花鸟画艺术的新天地。细而究之，其艺术创新具体表现为： 1）从新的时代、新的事物、新的感觉中，寻找新的诗意，新的情调，临见妙裁，探索中国花鸟画的变革创新。例如1927年，安徽某县爆发山洪，灾民遍野，为南京赈济安徽灾民义卖开画展，张书旂创作《哀鸿遍野图》，将全部收入捐给灾民。蔡元培见此画悲天悯人、关怀民生的情调，题语道：“疮痍满目，何处无一。一经妙笔，奈人寻思。”从此，张书旂的中国画创作与时俱进，表现时代精神。要论张书旂对新的时代、新的事物之敏感，莫过于抗战时他为中国共产党设在重庆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创作的《雄鹰图》及图上所题意味深邃的诗句：“千里江山一击中。”据传周恩来看后曾说：“这张画意义深重，气象万千，象征着中华民族往无前的精神和我党事业鹏程万里，无限光明。”这是他的花鸟画题材出新意于古人诗意之中，又寄妙理于新的时代情调、新的事物、新的感觉之内。尔后他创作《百鸽图》，就是在此基础上厚积薄发，实现了中国花鸟画画意画法的突破创新。 张书旂的花鸟画 或许张书旂天生感觉新锐，曾尝言“自度天分”。1928年，他任福建厦门集美学校图画教师，开始编《分类国画入门》第一种《翎毛集》，并画了两幅马，借以抒发自己的胸襟和抱负，慨叹世无伯乐。未曾想到这却给他带来了好运。1929年夏，以当代伯乐引以为荣的徐悲鸿，应福建教育厅厅长黄孟圭之邀，赴福州游览。黄氏是个提倡奖励艺术的人，沪上名家谢公展、郑曼青、方介堪等人作品搜罗来闽，又征集福建全省美术家，开美术展览会于福州。书旅以所作花鸟画数帧参展，悲鸿见之“其风爽利轻快，大为人所注意”，许为奇才，1930年春延揽至中央大学任教。或许1931年徐悲鸿完成创作《九方皋》，亦与张书旅画马渴望伯乐再世的情调不无关系。即使在教学活动中，张书旂也在捕捉新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方面我在教学，另一方面我也在学习”。据他回忆，“有一天，一位学生画了一只小鸟在丛林中，那张画虽然画很小，而红色的小鸟看，上去非常优美。于是我得到一个构思，而画了一张大幅画，附有很多绿色和黑色的大荷叶，在叶丛中的顶端配以红色的花朵，就很好看了”。不言而喻，张书旂能临见妙裁，新的诗意新的情调油然而生。诸如此类的例子艾中信也讲过不少。如他的同学程本新在一幅很窄的条幅上画了两株新桐，不知如何补上禽鸟，于是请教老师张书旂。老师书旂见这幅新桐是画艺术系教室窗外新栽的幼桐，便竖画两笔桐干，千顶只有几片胭脂红的嫩叶，很有新意，又在树根后面补上两只鸽子。鸽子被树根遮住大部，半隐半现，别有意趣。艾中信说“张先生授课总是一边画一边讲，给同学足成画面的意境”。可以说教学相长，促进了张书旂花鸟画的创新。 张书旂的花鸟画 张书旂的“新感觉”，主要来源于平常生活的觉察体验积累。据许耀卿在《书旂小史》中记载，“每废，常行于花间林下，谛视自然，一经觉察，即资应用，即吐唾细事，若有类鸟之饥鸣宿食诸态者，亦必笔而出之”。他的花鸟画，取材广泛，题材新颖，情调清新，如蚕豆、芋艿、樱花、向日葵、泡桐、夹竹桃、棕桐、棉花、杜鹃花、玉蜀黍等，这些花草事物通常人们熟视无睹，很少有画家拿来入画，但经他觉察，临见妙裁，就成花鸟画创作的新鲜题材，亲切朴素的乡土感情跃然纸上。例如蚕豆，是1939年中央大学艺术系招收新生时，张书旂主持国画写生考试，要艾中信到山坡地里拔两颗小一点的蚕豆供写生之用，考查考生的观察力和描绘是否正确。“那时蚕豆花开得正旺，但是从来没有人画过它，张先生却看中了。”张书旂一时兴起，也在考场上画了起来，从此他画过《蚕豆墨鸡》等不少以蚕豆花为题材的花鸟作品。王祺认为张书旂的花鸟画“动作的自然色彩的正确，乃在写生之外，另有观察的工夫和心中意会的结果。他的画是新的创造”。当然，这种“新的创造”，就是艾中信在《怀念张书旂先生》一文中所说：“每逢蚕豆花开，我不禁想起张先生，他那孜孜不倦的求实作风和雅俗共赏的花鸟意趣，使他的艺术博得了广泛的支持。”张书旂的花鸟画雅俗共赏的创新意趣，独创格。难怪许耀卿会说“故书旂之画，有书旂之面目，巍然为国画独树一帜”。 张书旂的花鸟画 2）创造新的艺术技巧。张书旂的花鸟画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一反中国画墨分五色的传统，创造了以白代墨，计白当黑，白分五色，以粉代墨、以粉代彩的色彩技巧，用图案画颜料白粉，变换没骨法和双勾的画法，在茶褐色仿古宣上，通过用笔的正侧虚实轻重快慢，白粉与色彩和水墨的巧妙地混合，纸粉色墨笔相映成趣，充分表现白鸽、白孔雀、白鹰、白鸡、白鹅、白雀、白鹭、白菊花、白玉兰、白荷花、白芦花、白鹦鹉等花鸟的冰肌玉骨。他对艾中信说，纯白不会发出光彩，最白的花也必须加进一点藤黄，白色才能发亮。如《孔雀》《越鸟素裳》等图中画白孔雀的毛羽，显然加了一些藤黄和墨。而1943年作于美国波士顿的《白鹰》，白粉与花青、赭石等混合画羽毛，利用中国画颜料赭石、花青的不纯，加进白粉，使色彩协调。甚至不是白色的花鸟，如《和平富贵》中的牡丹，花瓣用图案画大红和以适量的白粉，再加少许藤黄，随意混和一下，由于笔根有墨色，所以产生微妙的灰绿色调，每笔色泽不涩不板，花色鲜嫩透明，不觉火气。更有甚者，画兰花和柳叶也在绿色中调进了不少白粉。 张书旂《蝶恋花》 张书旂这种设色和用色方法吸收了油画、水粉和水彩的技巧，改变了传统水墨画的面貌，用粉虽然多，却表现力强，富有民族色彩。艾中信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画颜料，像水粉画似的厚厚地画上仿古宣，但又分明是有笔有墨的中国画。所以经子渊、吴茀之称他为“白粉主义”画家。如吴茀之盛赞道：“书旂先生对于用粉之道，可称绝技，其用粉也，如用墨之法，有轻有重，有厚有薄，无滞板之病，有生动之妙……粉在普通宣纸，不易表白，故采用色宜，或谓色宣质脆，不易耐久，殊不知绘画之道，原以表白时意趣。选用材料，非治艺者之问题，工业家之问题也。书旂先生毅然决定，采用此纸此亦其胜人处也。” 张书旂《百鸽图》（又名《世界和平的信使》） 张书旂的这种独创的“白粉主义”画风在国内外受到普遍喜爱。徐悲鸿认为，“书旅作风清丽，花卉尤擅胜场，最近多写杜鹃，几乎幅幅杰作，写鸽、写雉，俱绝妙”。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还称赞张书旂“画鸽应数为古今第一”，他画的鸽子在法国、德国、苏联的“中国美术展览”上受到好评，并被国外的博物馆所收藏，更有后来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争取世界和平与裁军委员会主任王宠惠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教授委托，潜心创作了一幅以鸽子作为世界和平象征的巨型中国画《百鸽图》（又名《世界和平的信使》）。此画全长355.6厘米，宽1625厘米，作为中国政府礼物送给三届连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画面以橄榄技象征光明和幸福，百鸽代表世界全面和平。 《百鸽图》赠送仪式合影(左起依次为王世杰、张书旂、约翰逊、罗家伦、卡尔、孔祥熙、王宠惠) 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嘉陵江畔的一家宾馆内举行了隆重的赠画仪式。赠画仪式由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持，邀请的嘉宾有美国大使约翰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美、英两国大使馆参赞人员。中国方面出席赠画仪式的有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和重庆市长吴国桢等百余人，由张书旂交给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赠画仪式吸引了许多报刊记者前来采访。此间报纸发表的《和平之鸟飞入白宫》一文，详细记述了蒋介石为《百鸽图》题字，罗家伦赋诗以及运往美国的情况。 张书旂的花鸟画 《百鸽图》的意义不但是中国现代花鸟画的创新之举，而且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与捍卫世界和平精神的体现。正如罗斯福总统通过给约翰逊的信中所言：“对于张教授赠予我这幅画的好意，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蒋介石将军亲笔所题的画名，以及罗家伦博士为这幅画所作的诗使得这幅画更显珍贵。”
张书旂的花鸟画 我们可以借清代思想家魏源的话“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来评价张书旂在花鸟画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其创作《百鸽图》彰显世界和平的灿烂精神，清新的意境，色彩的绚丽，风格的独特，堪称“为现今民族复兴运动上的一个代表的作家”。有位美国诗人看了《百鸽图》后写诗赞道：“在战争和灾难中，使我们看到花和鸟，呀！那一百只鸽子起飞了！战争之后，为了美国的和平幸福，我们要盛情地感恩张书旂教授吧！”（本文作者胡光华，系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帅，原载于《中国书画》第160期）
张书旂的花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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