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张书旂原名张世忠，字书旂，与徐悲鸿、柳子谷有“金陵三杰”（金陵三画家）之称。其作品有日本画的面貌；喜用高丽纸作画，力求色彩与水墨的融合。善于用粉，能“粉分五色”，有“白粉主义画家”之称。常对客挥毫，一气呵成数帧。  张书旂  张书旂的花鸟画 20世纪初，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西方科学和文化广泛传入中国，科学救国、民族复兴成为一个强大的历史潮流，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如何提倡艺术，革故鼎新，发扬光大民族艺术的创造精神，同时也摄取东西方艺术的长处，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行例，成为民国初期民族文艺复兴运动，特别是五四新美术运动中首先提出的问题。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画究竟如何发展。  张书旂《双鸽翠竹》 关于这一问题，众说纷纭。1917年，康有为在他的《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明确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此事亦当变法”。康老夫子以维新变法闻名近代中国，对于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中国画变法，提出了多种可能性：或“以复古为更新”“以院校为正法”，有时他希望“英绝之士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吕徵与陈独秀则率先举起美术革命旗帜，吕徵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美术革命》指出：“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三老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尤极宜革命……姑新绘画一端言之：自昔翌画者非文士即画工；雅俗过当，恒人莫由知所谓美焉。近年西画东输，学校疑业，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乃俗士鹜利，无微不至，彼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中国美术之弊尽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加革命也。”吕徵虽末直指怎样改革中国画，但其美术革命主张明确。  张书旂《牡丹和平鸽》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思想与吕徵不谋而合。但陈独秀的观点更为具体鲜明。他认为：“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西画的写实精神。”他指出清代“四王”留在画坛上的最坏影响是“大概都用那临、摹、仿、托四大本领，复写古画”，根本没有自己的创作可言。因此，“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陈独秀并就美术革命中如何改革中国画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引起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空前激烈的大争鸣，形成了革新派与国粹派（或称传统派）两大美术阵营。刘开渠也认为，挽救中国画的衰落与改良中国画，“第一须破坏历来以临摹为法的一道，而开发表作家自己独有作用”，而“借题材兴起自己的热情，出之以表现自己，是艺术的正轨，是大作品产生的根源”。林风眠提出“调和东西方艺术”，以西方艺术之长，“调和吾人内部情绪上的需要，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倪贻德的观点与林风眠相似。说得更具体：“偶而感到的明暗之美，将他表现出来也不要紧，偶尔用西洋画的材料绘画国，也是意中事。不过，切不可有拘束——最重要的却是艺术态度之变更。”国粹派画家陈师曾并不反对汲取西洋画法，他在《文人画之价值》文中， 将中西绘画的特点进行了比较，主张“宜以本国之画为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同光则从创作方法上，提出改良中国画的妙法“倒不如先将西洋人描写新事物的精神输人国画界中之为有益”。凌文渊在 《国画在美术上的价值》一文中，提出中国画保存论。他说：“西洋现在的新派绘画，也是受中国画的影响。由此看来，吾国绘画诚然有保存的价值。”叉说：“保存吾国绘画，并不是味的拘泥守旧。应当把其善的地方要发展光大;其不好的地方，要淘汰之。”  张书旂《紫藤双鸽》 这些理论观点和主张，从艺术的各个角度对中国画的革新改良各抒己见，反映了当时艺术家变革中国画的强烈愿望和与时俱进的探索进取精神。虽然各执不同见解，但艺术当随时代。当随民族，却成为人们的共识，刘海粟说“艺术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同时代表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王显诏也说：“艺术是时代的产物，是民族的反映。"所有这一切，深刻地影响民国时期中国画的发展变革。在上海美专学习西画的张书旂自然而然深受这时期新美术思潮的熏陶，在花鸟画的变革探素中不断进步，从而成为中国画革新的弄潮者和中国现代画坛的后起之秀。1927年秋，柳子谷第一次会见张书旂当看到他的近作时，“突然很诧异，怀疑自己是否会访错人。两年前，在上海曾见书旅出版画册，笔名张世忠，画法粗健豪放，酷似缶老（吴昌硕）。今则细致俊美，逼肖任、潘，前后两种不同风格恍若两人”，因而奇异地问：“张先生为何画法如此变?”张书旂对柳子谷说：“要变，变则通，学画应多向古今优秀作品学，集各家所长，像蜂采百花而酿蜜那样。花是人家的，蜜是自己的，有自己的东西，才能有独树一帜的基础。”可见张书旂的花鸟画，首先在于他具有融汇古今、变革创新的艺术思想。  张书旂《芦花双鸽图》 如果我们细心梳理一下民国时期中国画的发展，就会发现张书旂在花乌画创新上的努力。1929年4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陈小蝶将参展的中国画出品分为五派：新进派、折中派、美专讯、南画派与文人派。新进派物极求新，以石涛为主，辅以髡残、八大，应运而生者有张大千、钱瘦铁等人。折中派学习日本人，并参用西法，以高剑父为先导，陈树人继之。美专派以刘海粟为代表，昌凤子旗鼓相助，所谓“粗枝大干深红惨绿”。南画派以摹古得名，尚宋元旧迹，其画青绿稂重金碧煊填，以金拱北为代表，齐白石近龚野遗起而代之。文人派以吴湖帆、吴仲熊为代表，于神品之上， 妙在似能与不能之间，写其胸中逸气。陈小蝶的中国画画派分类，大致勾勒了“美术革命”运动以来至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画界的风格面貌，其中新进派、南画派文人派出自中国画的传统，而折中派与美专派主要是中西融合的产物。姑且勿论陈小蝶之说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谓的五个中国画画派，张书旂皆阒然无名。到1935年，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陈之佛以艺术家创作时知党、想象、记忆在内心活动中的作用倾向，把至30年代中期国画界的潮流，分为过去派、现在派和将来派三种不同的趋向，认为现在派以张书旂为代表：“书旂的画便是‘现在’印象较深而趣味浓厚的东西。而张书旂作为国画“现在派”驰名画坛，是1935年1月3日至7日在南京“华侨招待所”举办的个人画展，二百多幅作品被订购一空， 声名大振。当时罗家伦、徐悲鸿、马叙伦、陈树人、李清悚等名人题写书条祝贺，孙福熙、陈之佛、吴茀之、张振铎、徐仲年、李毅士、何炳松、李金发、许士骐、汪亚尘昌斯百、王祺等诸多文化艺术界人士提文高度评价他的艺术。《艺风》杂志社孙福熙评论说：“我们看到书旂先生的绘画，处处表示其独特的反抗精神，对于中国艺术的传统作猛烈的革命，然而对于时尚所趋的欧化艺术，他虽亦吸收其长处，而壁垒严峻，不肯轻易降服。这是现代的中国人以至现代的中国艺术家所难能可贵的。”显而易见，张书旂“对于中国艺术的传统作猛烈的革命”，既不同于陈小蝶所谓的折中派、美专派，更不同于新进派，这从1935年《艺风》杂志第3卷11期所载张书旂的《白鸽》《孔雀樱花》《鞠瘦蟹肥》《樱花》《晓雾迷离》等14幅作品可见一斑，他的花鸟画又实现了一大变，与以前师承的任伯年风格判若两人。正如徐悲鸿所誉：“张君尊伯年先生，早期所写，不脱山阴窠白，五年以来，刻意写生，自得家法，其气雄健，其笔超脱，欲与古人争一席地，而蔚为当代代表作家之一。”对此，李金发以《埋头苦千之张书旂先生》为题，指出“张先生的作风，既不是新派，又不是老调，如玉树临风，独创格”，指出张书旂为代表“现在派"花鸟画的创新成就，注重写生，融汇中西，以白代墨、以粉代彩，从新时代、新事物、新感觉中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1937年4月1日， 他的《花鸟》画三只鸽子和樱花，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并刊载于1937年出版的《美术生活》第38期和《良友》第128期。（未完待续，本文作者胡光华，系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帅，原载于《中国书画》第160期）  张书旂《双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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