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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社会分工和剩余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其初始的状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物物交换，后来才有发展了的交换形式——商业。中国古代的商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本文将简要的介绍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的概况，以及影响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本文着重的研究了影响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原因。 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简要概况（一）奴隶制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 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业活动要追溯至原始社会时期的物物交换，至今5000多年的原始社会晚期，畜牧业与种植业分工，手工业（制陶、青铜）也相继与农业分离，交换相应扩大。《易.系词下传》中记载：'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表示交换已经比较经常，并且有了比较固定的时间和场所。古书中还有'因井为市'的传说，交易常在井旁边进行，以便汲水供人畜引用或将货物清洗干净。所以后市常把'市井'连称。 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夏代的商部落善于交换，商代时期，奴隶专门从事买卖交易，为奴隶主服务，周代时，买卖人更多的人从事商业，商品交换。在这些人中商人有最多，所以人们便把从事商品交换买卖的人成为商人，这样的商品买卖交易的活动成为商业。商代时表示商品经济发展进步的表现有两个：一是出现了一些从事专业贩运的商贾；二是出现了铜贝，这说明商代已经有了金属铸造的货币。西周时，商业成了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部门，其显著特点是——'工商食官'，就是商业由国家垄断。在较大的都邑出现了较大的的市场，设有管理市场的'质人'。 （二）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概况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封建社会逐步确立，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革的交互变化，使商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主要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属铸币大量出现，尤其是春秋后期；二是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于诸侯。'；三是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市场在各地出现。战国商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一是商品种类繁多，且大多是贵族地主的奢侈品(如马匹、象牙、鱼、皮革等)；二是中原市场的形成，且规模大，辐射面广，出现了实力雄厚的富商大贾；三是封建城市兴起。如临淄、邯郸、大梁等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 （三）秦汉时期的经济 秦汉时期，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刚刚建立，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商品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汉初，高祖为了巩固刚刚成立的新政权，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量的鼓励发展农业，于是实行'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的抑商政策。到了孝惠、文帝的时候，复驰商贾之律，开放利润优厚的盐铁等业的生产，任商人自由经营，不加干预。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活跃。
说明这一时期内的商品经济发展较为繁荣。然而在汉武帝中叶之后，桑弘羊辅政，实行榷盐铁酒沽、均输、告缗等严重的抑商政策，民间工商业受到重大的打击。因此，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在西汉前期的八九十年间。 （四）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直至元代的经济发展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由于由于连续不断的战乱，使得商品经济急剧衰退。进入唐宋，随着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次的发展高峰。由唐代开始的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中心的南迁，到了宋代，随着南方经济的更快发展，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逐渐完成。北宋末期人口增至一亿2000余万，耕地近五亿亩，都倍于汉唐的最高水平，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可以想见。说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从商品数量上看也有一定的依据。 然而到了元代，由于蒙元人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又一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第三次的发展高峰。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一直处于向前发展的状态。偶有特殊情况的时候会有停滞不前的情况发生。 二 影响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一）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影响商品经济发展的首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出了更多的劳动产品，然后才会有更多的剩余产品，这些剩余的产品就有机会进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易。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商品经济影响体现最突出的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出现和使用，使得生产更加的方便快捷，牛耕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同样的加速了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除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着春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者的政策对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对于商业采取的措施和其他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时期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重商政策。在各个诸侯国之间，齐国有着重商的传统。西周初年实行分封制，作为西周的功臣姜尚被封在齐，齐地位于山东境内，面临着海洋，土壤没有肥力，大多是盐碱地，不可能发展农业。于是姜尚充分地利用资源，通渔盐之利，大力发展工商业。所以齐国一直以来都有都有重商的传统。 （二）国家政策的影响 重商政策是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必要政治保障，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决定政治, 政治对经济又具有反作用。国家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显著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采取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使商品经济达到较高水平。所谓重商政策, 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 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维护政治统治、保障统治者利益是诸侯国制定经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纷争的动荡时期, 由于周王室衰微, 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 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 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 战争频繁发生, 为求得生存乃至走上霸主地位, 诸侯国采取多种措施发展经济, 增强实力, 巩固统治。重商政策便是其一。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必然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商业税收, 增强其经济实力, 有利于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田税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 但源源不断的商业税收无疑也成为各诸侯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发挥着重要作用。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必然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商业税收，增强其经济实力，有利于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田税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但源源不断的商业税收无疑也是各诸侯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国策》里面的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共有其赋，足以富国。'这里，就把征收关税作为'富国'、'存韩安魏'的一个重要途径，说明关税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带来的直接关税收人对于诸侯国的重要性。对此，《管子》说得更明了，把'修道途，便关市'作为'输之以财'的重要方式之一。《孟子》曾记载了宋国大夫戴盈之和孟子商量关税税率的事情说：'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在戴盈之看来，如果免征关税或降低税率，就有可能要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统治。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商人在给统治者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直接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和统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
只要商人不背叛国家，国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双方'恃此质誓，故能相保'。后来，当晋国人韩宣子向郑国一位珠宝商人购买玉环时，这个商人就回答说：'必告君大夫'，即要报告给政府。可见，郑国商人和政府之间的互信一直很牢固。《左传》记述的'弦高犒师'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还紧紧地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的利益。而作为回报，统治者也就给予商人一定的特权，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
赋税制度的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演变的规律大体是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人身控制逐渐松弛，赋税由实物为主逐步向货币为主转变。封建国家对于农民的人身控制减弱，也就意味着农民不再捆绑在土地之上，在地里的农活都干完了的时候，农民便可以去做其他的活计来补贴家用，就为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提供给了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有的农民更在农闲的时候兼营商贩，如台州仙居人郑四客，'为林通判家佃户，后稍居储羡，或出入贩贸纱帛海物'。与此同时，在宋代官私手工业作坊中也普遍实行了有利于提高手工业者生产积极性的雇值制度。在各种手工业作坊中，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差人应役被招募制所代替，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工匠的报酬即雇值是按照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来计算的。雇佣劳动与带有强制性的劳役制比较，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已经大大松弛。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宋代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得以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迅速发展。赋税由实物转变为货币，就促使了农民与市场的密切联系，农民拿更多的农产品去交换成货币以缴纳国家的赋税，所以流通领域内的商品酒更多了，商品交换更加得频繁，商品经济更为繁荣。
除此之外社会环境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相当的重要，社会环境稳定，人民生活安乐，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如果老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大家想的都是怎样能够吃饱穿暖，能够活下来就足够了，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其他的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时代，国家的社会环境也是相对稳定的，在战乱迭起的时代国家的经济一般都会因遭到战争的破坏而停滞不前。春秋战国时期受这一因素的影响不是很大，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对于商业都有一定的保护措施。
（三）士大夫观念的转变 宋代作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顶峰时代，仔细分析，从中也可以总结出一些影响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儒家的传统思想里有学而优则仕，同时将社会分为不同的各个等级—士农工商。其中商处于最末一等，以至于与商沾边的都被看做是轻贱的。特别是在士大夫的眼中，这一类人更加的粗鄙不堪了。但是这样的状况到了宋代终于得到了改变。
宋代的士大夫们反对抑商、贱商，主张农商皆为富国的源泉。宋时最具士大夫人格典范的范仲淹,在他的一首咏商诗中说:'尝闻商者云, 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认为山海之货的流通要依赖商人,通过山海之货的流通,可以达到利国利民的目的。因此, 不应该视商贾为逐末之人。为此,在这首诗中,他发出了'吾商则何罪? 君子耻为邻'的呼喊,谴责了视商是末业、商人是逐末的传统观念,要求废除抑商、贱商的因循守旧之教。同范仲淹一样,欧阳修也同样把工商业视为富国的源泉,反对抑商、轻商。他们还主张发展商业，与商贾公利，提出工商皆本的口号。
并且提出主张农工商同是国家的一等齐民，要求在政治上给与商人一定的参政权利.（在汉唐重农抑商的政策下, 工商子弟是不得入仕参政的,《唐文典》卷三中就明确提出'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士大夫这一系列的思想转变等于是在鼓励更多的人去经商。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有宋一代,伴随着商贾势力的壮大和士大夫言利异质文化思潮的兴起, 士大夫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 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
宋代士大夫作为社会上有知识有文化同时又有社会地位而倍受人们仰慕的阶层,其本末观的转变及其对商业的追逐,必然会在社会上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它对于改变人们鄙弃商业和商贾的社会心理, 鼓励社会各阶层趋利从商,进而促进商业的发展和繁盛, 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应当指出,有宋一代出现的全民经商浪潮, 尽管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也是不无关系的。
参考文献： 吴慧《中国古代商业》 吴继轩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原因探析》 易彪 《中国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浅析》 郭学信 《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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