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诺贝尔医学奖获奖名单公布，毕业于京都大学，现任京都大学教授的本庶佑与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P·艾利森共享此奖。
至2018年，京都大学这所学府，已经孕育出10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分别是：
2018年，京都大学首次超越东京大学，成为科技类诺奖最多的亚洲学府。其实当你远远地观看京都大学，它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相反，这种旧式的校门反倒给人一种落后的印象。
当你走进这所学校，才发现，它是大学界的一枝独秀。你会听到各种特立独行的奇葩事，有学生的，有教授的。
这些事迹汇成两个字：自由
(1) 京都大学能够成为诺奖摇篮，首先归功于它的学术自由。在这里，没有人强迫你做什么研究，没有人强迫你学什么知识。
学什么，研究什么，完全取决于你自身的兴趣。学生入学，课题都是自己构想，执行的时候有什么困难，教授会指导。
教授不会手把手地教学生怎么做，也不会限制学生必须做出什么样的成果。而对于教授，副教授等科研人员，学校没有论文的硬性指标，只要踏踏实实做科研，即使没有论文，科研也会被很好地评价。
于是，就有了各式各样的奇葩事。一名硕士，课题改了六次，最后终于找到自己喜欢的课题毕业了，但是本来两年的硕士读了四年。
一位副教授，好几年不发论文，本来做的研究可以发，但是他嫌不够好，一直做基础不发论文，坚持要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学校照样给他好评雇佣他。
还有一位教授，不去拉项目，光搞学术，学校不得不给他实验室拨钱，以维持他实验室的正常运营。
还有一位研究员，参加一个项目，结果发的文章都是和项目没有太大关系的。
所以要是从论文数看，京都大学能挤进全球前50名也费劲。因为如此自由的学风，肯定无法高产出科技论文。
但正是这种完全自由的学风，为科技创新埋下了火种。自主科研，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科研人。
他们在这里无拘无束，随心而动。在平淡中沉淀出对学术发自内心的兴趣，沉溺其中，不可自拔。
(2) 京都大学注重学术宣传，这也是获奖多的一个原因。这一点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包括以前的我自己。
我一直以为：”搞学术自己做出成果不就行了，有成果自然别人就会看了，用得着宣传吗？”
后来我来到京都大学，遇到了佐藤教授。他说："一个人的研究再厉害，在学术的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是短短的一截。科研本身的贡献很重要，但是它承上启下的作用更重要。"
"只有把自己的研究讲出来，通俗易懂地讲出来，才会吸引更多的后继者，才能让科研成果的影响力达到最大。"
"所以对科研工作者而言，研究和宣传的重要性是各占50%。"
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也让我对科研有了新的认识。在京都大学，前辈的成果会做成通俗易懂的文案或讲义，后辈们直接就可以使用。
这种无缝衔接，使得看似自由无形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系统。你可以取出它的精华，在这个基础上做创新。也可以把你的成果，输入这个系统，为后来者铺路。
通过科研发表的安排可以看出来，京都大学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同时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发表能力。
能做一手漂亮的PPT，能把复杂的数学用简单的图画出来，能在发表会上舌战群儒，才敢称自己是京大人。
(3) 京都大学注重科研者的真心大于能力。成果评价机制，不那么功利。学校很看重每个人对研究的兴趣，即使有些人能力不那么强，属于慢工出细活的，学校也不会给他们断粮。
学校就像一个极有耐心的老者，静静等待着每个人的爆发。在爆发前，学校不会因为你没有成果而责难，相反会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以确保课题的执行。
学生也好，科研者也好，在京都大学，享有种类繁多的资金援助申请机会。虽然不能让人大富大贵，但是不让贫困影响科研，基本上是可以确保的。
在这种氛围下，京大人对钱的热度，就没有那么高涨了。我们教授每周义务出诊，人家诊所付他钱他都不要。
他说：可以看那些病理数据，我就很开心。我做这件事是为了自己，没道理要人家的报酬。
还有认识的一位助教，之前在私企挣大钱的，因为喜欢科研来到京都大学，工资是之前的三分之一。我问她为什么要来这里？
她说：因为它是京都大学，它给予我的学术自由，是企业远远不及的。在日本企业，即使做科研，也得照着上司的指令来。
为什么说科研者对金钱淡薄有利于斩获诺奖呢？
因为获得诺奖的，都是几十年坚持不懈搞科研的。以他们的实力，中途改行去企业，去创业，去做培训老师，收入都分分钟完爆留在学术界的收入。
如果不是淡薄金钱，早就跑了，怎么可能在一个课题上花几十年的时间。刚刚获得诺奖的本庶佑先生，在得奖后第二天，就携夫人将全部奖金捐给了京都大学。
其实，科研似水，无形，无状。唯有无拘无束，方能变化万般，成奇呈新。若以规矩框之，以金钱诱之，则形态渐固，再无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