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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激荡三十年》源于吴晓波的新书《激荡十年》。 十年前，吴晓波老师感叹：“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在社会摆脱贫困的目标前，一切其它问题都是次要的。就如狄更斯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经济奇迹背后的腐败、环境、贫富差距等问题让整个社会幸福与焦虑并存，希望与迷茫交织。 《激荡十年》没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因为它更加“正常”了，没有思想观念的剧烈碰撞，没有体制突破的往往复复，那段开拓蛮荒的历史隐藏在时光的浓雾后，生气和混沌让它天生就带有浓浓的戏剧性。可以说从内容上，两者本身就有差异。 费正清曾说：“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成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这段话使吴晓波决定将有血肉、有悲喜的商业人物成了叙述的主角。也使我想起尤瓦拉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的观点：“历史的进程是不会考虑个人幸福的。”所以阅读《史记》《红楼梦》，尤如切开历史的横断面，可以从中窥视个人的喜怒哀乐，人群的悲欢离合。 而在这两本书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那些“成功”的失败者。而是邬霞，一位是工人诗人。邬霞代表着中国1万多名地下诗人，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亦没有放弃追求美好，这种生命忍耐力和张力的对比冲突让人动容。其实可以将“历史的进程是不会考虑个人幸福的。”衍生，历史即使记录，也从来都是聚焦大人物，不会围绕那些小人物。这一点从未改变，邬霞和李易峰红地毯上的待遇差别就是最好的证明。10年前，当《第十放映室》评说周星驰电影代表着小人物时，我对大人物的定义有着疑惑。后来才知道，对普通人而言，成长就是逐渐认识到自己只是个小人物。 话题扯开了，回头书的内容。《激荡十年》和《激荡三十年》除了前面所说历史本身的差异，信息记录与表达方式也有着革命般的变化。近10年，互联网技术让信息更丰满，记录门槛更低，交流更方便。同时，商业竞争的充分化，让故事线索多元复杂，驾驭起来相当困难。更重要的是，前30年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企业家和政治家两个身份在很多时刻难以区别。当吴老师用这个角度惯性得述说这10年时，再强调顶层制度推动，忽略着墨商业，是有一定缺陷的。当然，这些片段深度和逻辑性是没有问题的，很多数据发生当时，在报道中都是看不到的。但，我的个人感觉，吴老师经济认识是不及他其他方面那么优秀的。 有了邬霞的案例，我对吴老师开展中国版《光荣与梦想》非常期待。毕竟这个类型在中国还是空白的。 PS：彩蛋，本书的编年史大纲文本载体是一卷卷卫生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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