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公安系统,法医站在聚光灯之外,以不同于其他警种的方式为命案死者申诉代言,将罪恶奸邪者绳之以法。 56岁的刘力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近33年,现任刑事侦查总队副总队长,主管刑事技术和法医工作。干法医多年的刘力有轻微洁癖,冷静、谨慎,言谈举止平和。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科技信息中心专家,最高人民法院技术专家,公安部刑侦局侦破爆炸、投放危险物资、纵火案件专家组成员,公安部刑侦局刑事技术法医专家组成员,公安部食品安全检测专家组成员,司法部司法鉴定研究所能力验证法医病理专业专家,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获个人一等功1次、三等功两次、个人嘉奖13次……头顶诸多荣誉,刘力却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低调。 “除了工作对象特殊外,我所从事的就是一份普通职业,每天面对琐碎而具体的事情,不会因工作对象身份的差异而有任何态度和标准上的偏颇。”刘力说。  1986年,23岁的刘力从山西医学院(现山西医科大学)儿法系法医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四科法医室,从事人身伤亡案件法医学技术鉴定工作。 当时,全局只有一间解剖室,设备简陋,一把解剖刀、一台显微镜便是法医的标配。十几名法医负责全市的命案,刘力感觉到肩上担子的重量。如何快速成长为优秀的法医?刘力深知,这需要大量的实践和时间积累。 在师傅的带领下,刘力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命案现场必出,尸体条件无论多么恶劣都要亲手解剖。他还找出局里所有的卷宗,一卷一卷地看,一页一页地研究,向实战教科书和老法医学习。不出现场时,他就躲在屋里看卷,就这样大概看了上千本卷,做到对大部分犯罪手段和犯罪形态了然于心。 现场勘查重点解决从被害人身上提取嫌疑人留下来的物证。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现场勘查的好坏以提取到嫌疑人的证据为最高标准。 多年前,北京郊区发生一起命案,一名女性受害人的尸体被扔在街心花园。现场除一把折叠刀外,再无其他物证。技术人员对折叠刀进行了3次检验,一直未能检出嫌疑人的DNA。刘力提出重新检验这把刀具。他分析发现,这是一把陈旧刀具,刀把由两块铁片用螺丝固定,一侧有卡在皮带上的铁夹。工作经验告诉他,这把刀的缝隙处可能残存嫌疑人的脱落细胞。他提出拆解提取铁夹和刀把固定接缝处、螺丝帽十字缝处脱落细胞的意见,最终检出一男性DNA,确定系嫌疑人所留,为进一步确定案件性质、侦查方向和重点摸排人群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证实犯罪、刑事诉讼提供了直接证据。此案结案后,作为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主任的刘力提出,今后所有命案关键证据必须反复检验,案件不破、证据不出,检验不止。 一起碎尸案,距案发时间已3个多月,嫌疑人对作案现场卫生间进行了充分清洗,技术人员多次勘查都没有提取到证据。为完善证据链,刘力带队重新勘查现场,仔细思索可能留有犯罪证据的部位。“卫生间的木门底部!”刘力一拍大腿说。木头吸附力强,即使经过冲洗和浸泡,也一定会留下痕迹。刘力立即指挥技术人员将木门拆除送检,经反复擦拭,在门框底部发现可疑血迹。经DNA鉴定,血迹为被害人所留。这一发现对案件的侦破起到关键作用,也为下一步移送起诉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撑。  把微量物证技术用在法医病理,即致伤物推断上,在我国刘力是第一人,他还在全国率先利用扫描电镜进行致伤物推断,建立第一家金属致伤物实物及微量物证数据库,创口内微量物证检验方法取得国家专利,获得公安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随着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日益提高,侦查破案对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传统的法医办案手段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刘力提出引进CT、扫描电镜等设备,全面支撑法医病理检验鉴定,为案件快速定性、指明侦查方向提供有力保障。 2007年6月的一个晚上,某大厦门前停车场一名男子死亡,另一名男子重伤后死亡。监控视频显示,两人酒后同大厦保安发生争执,被推搡倒地。周围群众反映,二人随后又与大厦门口一群社会人员发生争斗。两个人到底是被保安推倒摔死,还是被社会人员打死?侦查部门焦急地等待技术部门提供侦查方向。 刘力利用技术手段,为死者进行全身X光照射、CT扫描,寻找头部损伤成因。经查,死者死因系直接外力所致,是打击形成的。同时,刘力在死者衣领部位提取到可疑斑迹,经扫描电镜、能谱检验,得出与现场提取的用于交通隔离红色橡胶锥桶微量成分一致的结果,解决了致伤物问题,犯罪嫌疑人被快速划定。 “不仅这个案子,很多案子都给我很大启发,让我有了建立微量物证数据库的想法。”刘力说,所谓微量物证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微细物质材料。两客体相互接触,一客体必然会从另一客体带走某种微量物质或遗留某种微量物质。在上述案件中,死者被击打后衣领沾上的橡胶锥筒物质材料就是一种微量物证。此外,各种刀具、木屑、毛发、纤维、油漆、化妆品、药物等通过微量物证鉴定,可以确定其来源,显现作案过程及罪犯特征,为侦查破案提供依据。 比如在打群架致死案件中,往往出现使用多种致伤物而所有人都不承认是自己作出致命一击的情况,检验损伤部位的微量物证可以起到排除作用,再结合损伤形态和DNA检验,即可确定是谁使用何种工具造成相关人员死亡。 2005年,刘力参加国际法庭科学学术会议期间,无意中发现美国血迹分析专家撰写的《现场血迹分析——理论与实践》一书,如获至宝。当时,国内现场血迹分析研究及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此书势必成为刑侦技术人员全面掌握血迹分析理论的教科书。 2008年,由刘力主译的《现场血迹分析——理论与实践》中文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后连续6年,刘力受邀在中国法医学会主办的全国命案培训班上讲授血迹分析知识,来自全国各地公安刑侦部门的近两万名同行先后参加培训。 近年来,刘力根据首都维稳形势和发案特点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先后提出命案捆绑勘验机制,制定侵财类案件现场生物物证提取检验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其中,命案捆绑勘验机制实施后成效显著,使命案中生物检材的作用率由多年前的80%多上升至目前的97%,为北京连续5年命案侦破率保持100%提供了坚实保障,北京侵财类案件生物检材检出率3年提升25%,为打击侵财类案件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警33年,刘力坚持命案现场必出,单独受理和参与各类刑事案件及其他案件的现场勘查取证以及法医学检验鉴定近3万起,负责并组织完成重大疑难案件的尸体检验1000多具,鉴定结论无一差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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