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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窦文涛 西方人承认中国在商朝前有二里头文化，但不承认二里头就是夏朝文化，因为没有类似于文字的发掘证据能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城市。 这一点对希腊人来说也是一样的，西方人只承认希腊有克里特岛文明，而不认为克里特岛文化就是传说中的米诺斯王朝，也是因为缺乏诸多能证明两者为同一物的证据。 但我认为，没有物证不代表文明不在，中华文明注重传承，注重故乡故土味道。一块耕耘了几千的土地，一个“小文明”逐步变成“大文明”，是一代代，一层层连接下去，覆盖上去，要不然中华文明怎么会延续至今呢？
有些外国学者不承认夏的存在，是什么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治学更严谨。他们对中国古籍是不熟悉的，且不熟悉就容易产生偏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囿于其经验。 外国人在研究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文明曾取得了极大成绩，其研究的基础是考古成果，及乎没有可依据的历史文字记载，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神话传说。当他们转过来看东亚文明时，不熟悉浩如烟海的汉字文献，很自然的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心态来对待上古历史研究。 比如在我们看来，甲骨文的发现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证实了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文明的记载，而在欧美学者看来，殷墟的发掘发现了一个新文明——商文明。“证实”和“发现”两个词，表征了学者对待中国历史记录的态度的区别。 把中国古史等同于西方古代神话传说，是不合适的。在《左传》之类历史书中神话传说之类的成分是很弱的。当史官们站在宫庭中，把他认为该记的都记录下来，可能还经过学者的编辑而形成《春秋》，然后人们给它再作说明的过程，和编造神话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承认这种不同，把中国历史记录看作和神话传说一类，只能走上错误的研究路线。
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些历史记录的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在大关节上，如夏商周并列为三代这在事，是不能乱说的。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成果和文献并重。这在中国上古史学研究中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而欧美学者则只能有一重证据——考古。 欧美的学者们对于自己的观点，通常是要坚持到最后的。 我在国外曾和物理学方面的学者有所接触，他们确是这样。这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原来的观点并不正确，我们当然没必要因为他们坚持就盲从。 所以，不要迷信所谓“主流”。作为主流学者，他们曾认为水稻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中国文字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后代，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是从中亚传过来的等，现在来看这些都是错误的。 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接触中华古文化时，他们对于北非中亚的古文明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了，满脑子都是西方考古成就，当时中国又没有足够的田野考古成果，他们对于中国古文献的又是那样生疏，掌握起来又是那样困难，所以，他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他们有权力坚持自己的观点，有权不去下功夫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我们却完全没有必要盲从。 但是，迷信盲从外国人的总是有的。有人就在没有任何证据条件下，硬说夏朝的存在是周人为了推翻殷商师出有名而编造的。这种说法真有些滑稽。 如果当初根本没有夏朝，周人凭空捏造一个夏朝来哄殷商人，一定会起反作用的，殷商人对自己祖先有没有取代夏朝而成为中原共主当然是知道的，捏造其历史只能弄巧成拙。 统观中国历史，一群人为推翻一个王朝时，不会拿它曾推翻更早的王朝为理由的(除非冒充更早一朝皇族后裔)。 因为，如果以此为理由，按逻辑说,新建立的王朝就应该把统治权交给前面被推翻的王朝的后裔。比如，如果周推翻殷商的原因是因为殷商曾推翻夏，那么周在推翻商后，就应把统治权交给夏人后裔才最合逻辑。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编造一个夏朝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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