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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哥伦比亚宣布国家香蕉危机 TR4于上世纪90年代首先在中国台湾发现，后来相继出现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澳大利亚、菲律宾和非洲的莫桑比克，镰刀真菌生活在土壤中，通过树根侵入香蕉植株，然后阻挡运输水分和养分的通道，使植株挨饿。这种真菌给香蕉家族的大多数品种带来过灭种危机，包括曾占国际香蕉贸易的绝大多数的卡文迪什香蕉。目前无法根除这类真菌或治疗受感染的植物。 哥伦比亚当局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努力控制这种真菌。香蕉种植者正在摧毁所有出现症状的香蕉植株附近的香蕉树。不过，他们可能为时已晚，因为到症状出现时，这种真菌已经在植物周围的土壤中已经潜伏了至少一年，这期间，人们可能已经走过许多农场，真菌跟随鞋底四处蔓延。 唯一的好消息是，疾病扩散相对缓慢。真菌可能需要数年或几十年才能在扩散到整个国家或大陆上。在亚洲，曾有个别农场因此遭到破坏，但许多曾受真菌影响的国家如今仍然是主要的香蕉生产国。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正在拼命寻找一种能抵抗TR4的新型香蕉。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利用基因工程培育出一种抗真菌的品种，不幸的是80%的品种都容易受到TR4的影响，但是，对于其他不易受感染的植物，还是有一点点希望的。他们大多数是大蕉，或芭蕉，还有一些是野生香蕉，果实很小，无法食用，外皮里装满了种子。 香蕉育种是目前主要的希望。植物育种专家可以取这些能抗病的植株，与其他商业香蕉进行杂交，重新组合基因，创造出既美味又对TR4免疫的新品种。 香蕉的染色体分AB两组，A组一般携带的是甜糯的性状，B组则是苦涩多淀粉的性状。卡文迪什是一种只携带A组染色体，而且是3倍A组染色体的香蕉。 AAA染色体的香蕉几乎没有籽，也就无法自我繁殖。种植卡文迪什的唯一方法就是切下一块香蕉树的枝干，复制栽种，保障每一株香蕉的口味都是一样的，生产栽培的的每一个环节都严谨可控 现代集约化农业、食品工业的发展，让食物以更廉价、更迅捷的方式走进人们的厨房。但人们对食物的本质诉求，与工业化盈利，有时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除了前文提及的浪费事件之外，大型集约化农业正在从各个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和环境，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农场动物滥用抗生素，导致超级细菌反噬人类 195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治疗物质（防止药物滥用）法案》。议员们对它兴致缺缺，仅用短短的50分钟就通过辩论、进入下一程序。法案第二条提议，为了让农场动物的生长达到“惊人的效果”，农民有权“给猪喂盘尼西林（即青霉素）”。盘尼西林是第一种被大量生产的抗生素，在医生广泛使用之前，于1942年首度实验性地用在农场动物身上。研究指出，服用低剂量抗生素的鸡下了更多的蛋，母猪吃了则会生下存活率较高的小猪。 英国卫生大臣向下议院报告，美国人研究发现，只要在饲料里加入少量抗生素——比例在2%-20%之间——不仅能让动物生长迅猛，还对人体没有任何不当影响。在场有人提出异议，议员巴奈特·斯特罗斯（Barnett Stross）博士提醒道，如果猪被这样养殖，对盘尼西林有抗药性的新型细菌可能会大量繁殖，一旦这些新型细菌转移到人身上，那就麻烦了。他还进一步警告：我们应该谨记美国那次可以成为前车之鉴的实验。他们发现雌激素——一种卵巢激素——这种化学物质能让鸡变得更加肥大，让鸡胸变得又厚又多汁，更加美味可口。当他们将这种鸡供应给高级餐厅里的座上宾以及还有参议员和众议员时，他们当然不知道鸡胸肉内还残留着这种雌激素，这种化学物质会造成不孕。 根据正式的议会记录《英国国会议事录》，斯特罗斯的警告当时只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但60年过去了，事情正如他预料的那样。抗生素这种药架上的“万灵丹”，因为农场的广泛使用甚至滥用，已经对人体失去强大的效力。 此款神奇万灵药一度被认为有百利而无一害，但20世纪60年代首次出现警讯，当时暴发严重的沙门氏菌感染，数千名感染患者住院观察，至少有四名孩童死亡。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能抵抗多种药物的“超级细菌”。 畜牧业的抗生素用量非常庞大。在世纪之交，全球生产出的抗生素有将近一半用在食用动物身上；据估计，美国约有80％的抗生素是用在农场里，而其中有70％是用来刺激动物生长或预防它们生病，而非用于治疗。 当然，农场动物真的生病时，确应使用抗生素和其他动物用药来治疗，这一点很少人有异议。但事实上，珍贵的抗生素被浪费在支持一个恶质且疾病肆虐的系统上。集约化农场是疾病滋生的温床，因为在这些农场里，成群的动物生活在十分拥挤的空间中。欧洲药物管理局指出，工厂式农场“提供了抗药性细菌所爱的环境，让细菌得以选择、扩散、生生不息”。更糟的是，因为工厂式农场悲惨的饲养环境，农场动物多半承受许多压力。使其免疫系统能力降低。往返运送的过程更是加重了动物的压力，研究指出，动物在运载过程中会抖落更多的细菌和病毒粒子，等它们到了运送终点时，遭感染的动物会比启程时还多。如果一趟旅程的终点是屠宰场，那么病原体就会跟着转移到肉品上。 在各种“超级细菌”之中，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最为恶名昭彰。2004年，人们确认猪身上存在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名为MRSA ST398（或NT-MRSA），并且发现这种细菌开始传染给人类。据说，如今全荷兰的猪农有一半带有这种新细菌，比例是普通大众平均水平的760倍。实验指出，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通常会出现在生肉里。在荷兰，35％的火鸡样本受到感染，鸡肉、猪肉和牛肉遭受感染的比例也至少有10％。 据估算，在所有致病的细菌、病毒或其他微生物中，约有2/3是来自动物的人畜共患疾病。来势汹汹的病毒性疾病，例如禽流感和猪流感，就与集约化农业密切相关。集约化饲养牲畜为猪流感、禽流感这类疾病提供一条新的发展路线和散播途径，例如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就是在远东地区的养鸡业快速扩张时出现的。1997年，香港的活禽市场和养鸡场首度发现禽流感，当时造成6人死亡；2003年，该病毒延烧了整个东亚地区，当时正好是鸡数量激增、饲养愈来愈密集的时期。 对于集约化农业如何造就细菌的抗药性和凶猛的病毒性疾病的增加，许多科学家似乎仍闭口不谈。这是个复杂的科学领域，来自业界的压力甚大，而且想从头到尾追踪食物链中一个特定的抗药性问题，旷日费时；研究的精确性也不易达成，因为细菌在过程中常常略有改变。令人不安的是，有些人把禽流感怪到野生鸟类头上，甚至把这点作为强化农业集约化作业的借口。他们宣称在室内饲养鸡，可以保护它们不受带有病原的野生鸟类感染。但这个论点刻意忽略了一项事实：禽流感在野生鸟类群中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疾病，发生率并不高，反倒是进入集约化农场的高压环境后，才会突变，造成危害。 集约化生产导致肉制品质量直线下降 本周，“盒马鲜生”销毁生鲜食品引发网络热议。以“新鲜”为主打的“盒马鲜生”，在营业时间结束后销毁了当日未售出的新鲜饭菜、海鲜、甜品、饮料、点心，目睹这一切的市民无法相信眼前所见：“这月饼还是热的啊！哎，这鲜肉月饼还是热的！” 但工作人员回复她说必须扔掉，决定扔掉的食物不可购买，员工也不可私自带回。 对此，“盒马鲜生”回应道，保证商品在无变质、无食品安全问题的情况下，会对部分商品打折处理；像富含蛋白质等容易变质、但外表看不出是否变质的商品一律销毁，防止带来食品安全隐患。商家的做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销毁食品是杜绝二次售卖安全隐患的成本最低的做法，如果将食物二次分配给其他人，卫生问题、运输成本问题都难以解决。 目前全世界的可耕地当中只有18%直接用于生产人类食品，71%都被用于生产动物饲料了。如果我们能少吃点肉，尤其是被《柳叶刀》杂志列为“不健康饮食方式”之一的红肉，就能节约出大量土地，用于直接生产人类食品。如果把目前拿来喂养工厂式农场动物的谷物直接供应给人类，而非转换成肉品，可以喂饱的人口多得惊人——约30亿人口。14只要想想生产鸡肉、猪肉和牛肉要用掉多少植物蛋白质——生产一公斤高级肉品平均需要六公斤的植物蛋白质（例如谷物）——就会知道，把粮食直接拿来喂饱人类显然是更加有效率的资源运用方式。而且，这些生产出的“肉类”不完全真的适合人类。依据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计算，用工业化的方式来生产一公斤真正可食用的牛肉需要多达20公斤的饲料，而猪肉和鸡肉分别需要的饲料量是7.3公斤和4.5公斤。 工厂式农场提供给超市和快餐连锁店的肉品早已没有多少营养价值，脂肪含量却是一路攀升。集约化农业严重影响了肉的品质，某些科学家更指出，一个人必须吃下4只工厂式农场饲养的全鸡，才能获得一只20世纪70年代有机农场饲养出的鸡所含的营养成分。 “集约化的养殖业确确实实破坏了食物的营养价值。”伦敦脑化学和营养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Brain Chemistry and Nutrition）的迈克尔·克劳福德（Michael Crawford）教授如是说。现代工业化鸡的饲养是“生产脂肪，而非生产肉品”，他更说集约养殖的农场动物根本就是精挑细选来得肥胖症的，而且它们完全没有运动的机会，最后的成果就是脂肪含量过高、“油花密布”的肉。“如果你吃的是肥胖食品，你就会过胖。”他这样说。照英国政府提出的营养建议来看，大部分的人都吃下过多的饱和脂肪，而这种脂肪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肥肉和香肠、派等食品。一个人若饮食中饱和脂肪含量高，就容易罹患高胆固醇和心脏疾病。还有一份研究指出，如果英国人的动物性饱和脂肪摄取量可以减少30％，罹患冠心病的比例就能降低15％，而早死的人数也将明显减少。 廉价农产品背后高昂代价 拥护“规模愈大售价愈低”（Pile them high， sell them cheap）这种农业系统的人总是利用经济学的论点宣称，工业化农业生产出社会大众负担得起的肉品。这种说法像是在说，工业化农业能促进平等，而以较温和、友善、健康的方法生产出来的高级食物，只有一部分的人买得起，这些买得起高级食物的人竟质疑工业化农业，这不仅不合理，甚至是不道德的。 实际上，工业化农业使得食物价格上涨，因为喂食动物需要大量的谷物和大豆，破坏了供需跷跷板的微妙平衡。所以，工厂式农场能提供低价（且劣质）的肉品给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是因为牺牲了其他地区的人民。讽刺的是，为廉价鸡肉或牛肉生产付出真实价格的人却毫无选择，他们也没有任何国家福利可以仰赖，最终结果就是许多人挨饿受苦。 目前，由于全球粮食产量无法应付持续上升的需求，食物价格正在飙涨，而这种现象与工业化农业密不可分。在这场粮食浩劫里，气候状况也掺了一脚。2010年时，酷热的炎夏摧毁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境内约200万平方公里的小麦和谷类作物，使全球粮食价格扶摇直上；2011年春天，欧洲最大的谷物出口国法国和德国遭遇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作物产量受创，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干旱也重击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赞比亚首都卢萨卡（Lusaka）的面包价格在2010年9月至2011年4月之间飙涨了75％。 影响作物产量的极端气候事件、能源价格上涨，以及财务投机行为，都对粮食价格上涨造成影响，但是谷物、玉米和小麦的庞大需求量是由工业化农业促成的，而且生物燃料需求的增长也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工厂式农场里数十亿只动物对谷物和大豆永不满足的胃口，意味着大片大片的沃土不会拿来种植供人类食用的作物，而是种满了动物饲料作物。如今，全球1/3的谷物收获量以及90％的大豆都进了工业化饲养牲畜的肚子；在此同时，数百万公顷的肥沃土地也转而种植生物燃料原料作物。这些压力综合起来，限制了可供人类食用的谷物量，造成粮食价格上涨到令许多人难以支付的地步。一场危险的谷物争夺战，正在人类、工厂式农场和汽车三者之间上演。 若说粮食价格上扬已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中，饥饿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当时许多地方的人民之所以走上街头抗议，就是因为面包价格飙涨。面包是阿拉伯国家的基本食物，是最主要的廉价营养来源，在埃及，面包被称为aish，意思就是“生活”，其中一种扁平圆形的面包叫作baladi，高度仰赖政府补助制作。这些面包一旦供应量变少，或是突然价格暴增，就会是内乱发生的凶兆。《经济学人》（The Econmist）的报道指出，2008年至2010年期间增长的粮食价格，是“未能履行社会责任的政府的最后一根封棺钉”。2008年在巴林、也门、约旦、埃及和摩洛哥发生的面包抗争，演变成三年后的政治革命，12迫使时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President Mubarak）下台。显然粮食短缺愈来愈影响现代政治，甚至引发战争。 与此同时，食品生产又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最大原因。农业活动直接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所有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5%～23%，与交通运输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如果再将因为农业活动而导致的土地功能转换，以及食品加工和废弃物处理等因素考虑在内，这一比例可能高达29%，也就是说将近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吃有关。如果我们把这3个线索连在一起解读，不难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人类目前的粮食生产和食品消费模式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未来危机四伏，要么有更多的人不得不饿肚子，要么地球环境濒临崩溃，更可能的情况是，上述两种情况同时发生。 黑暗的寓言，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书的全名为《论影响社会进一步改进的人口原理，兼评戈德温、孔多塞和其他作家的推测惊世骇俗的人口爆炸预言几乎没有什么文章会让人更震惊的了。设想地球以飞快的速度在萎缩：每隔25年地球就会被分成两半，一半仍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另一半旋转着奔向太阳，一路上燃烧着和爆炸着。人们必须带着他们的孩子、祖父母和他们能够带走的任何神圣财产，争先恐后地、踩踏着奔向仅存的那一半地球。更糟糕的是，他们不知道哪一半地球可以逃过一劫。马尔萨斯的预言略微不同，但几乎也是这么可怕。与地球被劈成两半和其中一半燃烧着不同，马尔萨斯描述的是人口以爆炸般的速度在膨胀和蔓延，而食物的供给却如蜗牛爬行般缓慢。利用本杰明·富兰克林提供的美国数据，马尔萨斯断言人口数量趋向于每25年翻一番。当然，增速可能还要更快。事实上，马尔萨斯选择了相对保守的数字。富兰克林报告说，在某些村庄只用15年人口就能翻一番。虽然没有从富兰克林那里得到食物供给的可靠数据作为支持，马尔萨斯还是得出了结论：食物的产出从来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马尔萨斯假定，未经核对的人口数量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仅仅是以算术级数在增长。 这些级数意味着什么呢？几何级数（或指数级数）表示一个数字不断地被一个常数所乘，例如持续的双倍。算术级数只是一个数字加上一个常数。马尔萨斯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现在的人口是10亿，人的数量会按照1、2、4、8、16、32、64、128、256这样的数列增长，而食物则按照1、2、3、4、5、6、7、8、9这样的数列增加。假如起初每个人有一篮子食物，200年以后，256个人只能一起分享9篮子食物。自那开始再过100年以后，4096个人不得不分享13篮子食物。 在几何级数的增长一路飙升超出曲线图的边界之前，有两种类型的抑制可以阻断它的发展：“积极的”抑制和“预防性的”抑制。采用“积极的抑制”这个词，很清楚地表明马尔萨斯并不是在表达乐观的概念，因为他所指的这种抑制是提高死亡率。能够“挽救”我们脱离这种几何级数增长的积极力量是什么？是战争、饥荒和瘟疫。 黑死病潜伏在每一个小街小巷准备拯救我们，婴儿死亡率则把我们从人口过剩中解放出来，而饥荒总是在我们的身边出没：饥荒似乎是大自然最后，也是最可怕的应对之策。人口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因而，死亡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造访人类。人类的恶行成为减少人口的积极且能干的执行者，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而且往往是自行完成这种可怕的使命。如果人类的恶行在这场消灭人口的战争中失败了，疾病流行的季节、流行病、恶性传染病和瘟疫就会排出骇人的队形向前推进，夺走千万人的生命。如果它们还是不能完全取胜，大范围的、无法避免的饥荒就会从背后悄然而至，以强有力的一击，将世界人口和食物的差距抹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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