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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了解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历程，理解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本课与16课介绍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潮流。 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以“救国富国”为主线，思想经历了向西方学习、向俄国学习、走自己的路的三个阶段。此三步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大致历程 一、向西方学习 又经历三步。 1、学习西方物质文明 洋务思想，学习西方技术、引进西方工业设备→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2、学习西方制度文明（或者政治文明） 维新思想，学习日本君主立宪制度→维新变法运动（1895—1898年）、立宪运动（1905—1911年）、洪宪复辟（1915—1916年）； 民主革命思想——三民主义，学习欧美民主共和制度→辛亥革命。 3、学习西方精神文明 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学→新文化运动（1915—1919年）。 二、向俄国学习 1、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1919—1949年）。 2、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国民革命运动（1924—1927年）。 三、走自己的路 1、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2、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推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理论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4、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理论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 本课主要是介绍向西方学习的三步。 一、“向西方学习”新思想的萌发 1、背景： （1）民族危机严重且呈现出新的特点 中国传统的民族危机，空间上多来自中国的北方、西北方陆地，对象上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低于内陆的游牧民族。 而鸦片战争前后的民族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空间上来自东南沿海；二是对象上是资本主义国家。 如何对付新方向、高于自己的对手？是个全新课题。 李鸿章说：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危机表现：走私鸦片；发动鸦片战争（船坚炮利）。 使用传统对付办法，如修长城、和亲、互市、册封、建立骑兵、军事出击等，不能奏效。 （2）“经世致用”思潮奠定思想基础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一度活跃，清初实行文字狱和思想高压政策，思想领域转入沉寂。 康乾盛世之后，清的内外危机、统治危机加深，内农民起义（如白莲教、天理教）增多，外英国的鸦片走私，空谈道德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乾嘉朴学无济于事，地主阶级出现了“经世派”，主张正视现实矛盾，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向西方学习”成为出路之一。 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 如龚自珍（1792—1841）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国家的严重危机，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政治伦理两个价值维度就是“经世致用”和“爱国主义”。 2、倡导者： （1）林则徐： 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秘书长林伟功说，根据省公安厅2004年提供的数据表明，全省人口中林姓约为512万，陈姓约为484万。因此，林姓才是福建第一大姓。 为何福建姓陈、林的人数特别多？与会专家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历史上中州河南几次大移民造成的。西晋末年爆发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唐朝末年的王潮、王审知兄弟反唐入闽等，都带来大量人口迁徙。这种迁移而来的姓氏是闽台姓氏的主要来源，并构成了当今闽台姓氏的主体，其中陈、林分别在南朝、东晋时期就已发展成福建大姓了。 ①设立译馆，主持翻译夷书 《四洲志》：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为了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状，让幕僚把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出来，亲自加以润色、编辑，撰成《四洲志》一书。 1839年（道光1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州，在严禁鸦片的同时，积极探求域外大势，派人收辑、翻译外文资料，以备参考。《世界地理大全》是英人慕瑞所著，1836年伦敦出版。林氏组织幕僚将此书全文译出，并采加润色而成。译作简述世界5大洲30多国的地理、历史、政情，是当时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在近代史上具有开风气的作用。书称四洲者，沿佛书旧称以世界为“四洲”，故名。后魏源受林氏所嘱，以此为蓝本，编著成《海国图志》。据西人记载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本。 《西游记》中所写天下所分的四大洲分别是：南部瞻洲、东胜神州、北俱芦洲、西牛贺洲。古代中国认为天下为这四洲，中国位于东胜神州，林应该是用这四洲代指天下。 此书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 《各国律例》：瑞士法学家滑达尔国际法著作——《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物上的自然法原则》，1758年出版的法文本，1759年被译成英文，是国际法学史上经典著作之一。1839年具体承担这项翻译任务的则是传教士伯驾和林则徐本人的译员袁德辉，这是目前有明确中文史料记载的国际法进入中国的一次翻译活动。 林则徐与伯驾的交往大约始于1839年6月，伯驾曾经给林则徐写过一封长信,建议林则徐以“公正的条约”来解决中英之间的问题，以使中国与西方和睦相处。这封信是否送给过林则徐，已无从得知。 该书强调国家主权，包括“一个国家拥有禁绝外国货、没收走私货，以及进行战争的权利”等内容，就为林则徐提出的要求外国鸦片商在缴出全部鸦片后必须出具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的做法提供了充分的国际法的法律根据。 从译文的内容来看，此次不是全译，而是有选择性的翻译，主要是论述违禁走私问题，战争问题，服从所在国法律，采取外交与战争的步骤，以及有关英国内政外交的处理方式等等。可以看出，这些内容的翻译，是经过预先认真的选择，与当时查禁鸦片和处理与英国的关系问题直接联系的。 从林则徐在广东的作为来看，这些片段的国际法知识确实对其行动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如到达广州后。林则徐宣布鸦片是早经清政府明令禁止的违禁物，晓谕广州外商和鸦片烟贩呈交烟土，这种作法符合“各国皆有当禁外国货物之例”。 在销毁鸦片之后，林则徐了解到从事鸦片贸易的“奸夷”,“并未领照经营”,“若被彼国查出，在夷法也必处于正刑”，要求各国商人具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按照“欲与外国人理论,先投告对头之王”的步骤，林则徐致书维多利亚女皇称：“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既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使自己的禁烟行动有国际法的依据。 与此同时，林则徐也按照国际上惯常的做法，区别对待正当贸易和鸦片走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对于遵守中国法令，从事正当贸易的英船，或派人“面加慰谕”，或派船“护带进埔”，并将英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今忽立新章，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尽管林则徐视此为“以夷制夷”的“控驭之法”，但这些言行与国际法的原则是一致的。 林则徐还努力维护中国的司法主权，要求英国人遵守中国法令，“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所以，“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1839年7月林维喜案发生后，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按例办理，而义律拒不执行，林则徐依据“外国有犯者，即各按各犯事国中律例治罪”的原则,指出：“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英国人“犯罪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宪审办”这些做法，表明林则徐是依照国际法的原则来处理中英问题，在对外交涉中是有理有据的。有关这次翻译活动，可参见王维俭《林则徐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考略》，《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地位：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953年，在范文澜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史》上篇即有如此评价：“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朱维铮毫不留情地将之定为“伪命题”。明朝初期即有郑和七下西洋，晚期又有徐光启等南国士绅欢迎利玛窦、艾儒略等入华，彰显中国有识之士世界意识的觉醒，如何说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才有人“开眼看世界”？参见朱维铮《重读近代史》一书（百家出版社2010年）。 ②委托魏源编写《海国图志》 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委托魏源编写《海国图志》，于1842年编成。 （2）魏源： 湖南邵阳人。道光二十五年始成进士，官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 邵阳名人：魏源（历史学家），蔡锷，廖耀湘（抗日名将），吕振羽（历史学家），贺绿汀，蒋廷黻（历史学家），李剑农（历史学家）、赵立彬（历史学教授、博导）等。 《海国图志》：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初刻于道光22年（1842年），为50卷。道光27年增补刊刻为60卷。随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28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100卷，于咸丰二年刊行于世。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 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全新命题。 夷：指蛮夷，当时清朝还自认为是天朝大国把西方国家称之为蛮夷。所谓“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今天看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主张，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魏源生活的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因为当时中国古老而沉重的国门刚刚被打开，人们满脑子装的都是传统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观念，只主张“以夏变夷”，对“以夷变夏”是想都不敢想的。为了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师夷”主张，魏源不得不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夷”与如今来自欧美的洋“夷”作一番区分。他写道：所谓“蛮狄羌夷之名”，指的是那些居住在中国周边而未知“王化”的少数民族，而不是来自欧美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外国人。我们虽然顺从习惯，将来自欧美的外国人称为“夷”，但实际上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土“夷”是不同的，他们“明礼行义，上通天像，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是天下的“奇士”、域内的“良友”，值得我们学习。他还批评那些坚持“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反对“师夷”亦即向西方学习的人，是株守一偶、夜郎自大的“夏虫井底之蛙”。 目的是“制夷”（抵抗外国的侵略），手段是“师夷之长技”，并非学习西方的一切，而是要学习西方的“长技”，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陈腐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观念，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当时国内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盲目排外，甚至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海国图志》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 一本书与一个国家的命运： 《海国图志》1842年出版，20年五次印刷，大约1000册左右。当时全国绅士大约150万，有读书能力的大约350万。所以《海国图志》在中国鲜有问津者。而在日本，则广为流传，成为促进明治维新的启蒙书。 《海国图志》出版25年后的同一天，即1868年1月3日，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明治维新对于日本近代发展所起的作用，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而日本之所以能开始这一维新运动，则称他们受到《海国图志》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3、意义： （1）引导人们关注世界形势，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启迪作用 视野：一国→全球。 鸦片战争以前，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构想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首先在世界观方面，中国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 当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团来华时，清廷几乎无人知道“英夷”究竟在何方。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后的1842年，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道光皇帝还曾向将军奕经询问“英吉利国距内陆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陆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与英吉利有无往来?”与西方打了近300年交道的中国统治者的世界地理知识如此可怜，对于外部世界的无知程度实在令人惊讶。 直至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兴起了“世界史地研究”的热潮，开始形成近代世界观念的进程。 （2）出现了一批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 中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批介绍、研究世界地理和现状的著作，揭开了近代中国了解世界、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序幕。这时期编纂的世界史地著作主要有：林则徐《四洲志》(1841年)，魏源《英吉利小记》(1841年)、《海国图志》(1842年)，陈逢衡《英吉利纪略》(1841年)，汪文泰《红毛蕃英吉利考略》(1841年)，李兆洛《西洋奇器述》(1841年)，姚莹《英吉利国志》(1842年)，《康蝤纪行》(1846年)，王蕴香《海外蕃夷录》(1844年)，梁廷栅《海国四说》(1846年)，徐继畲《瀛环志略》(1848年)，夏燮《中西纪事》(1850年)，何秋涛《朔方备乘》(1860年)，等等。据称，从1840年到1861年止，至少出现了22种有关世界史地方面的著作。 这些著作基本上向国人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世界形象。首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天下”的概念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史地概况。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明确了地球的概念和整个世界的地理构成，介绍了东洋、南洋和欧美国家的简明历史，初步形成了世界地理的概念；姚莹的《康蝤纪行》以新的视角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边疆和世界形势的了解认识；夏燮的《中西纪事》分析西方的殖民扩张史，提出中国的兴衰发展已不可逆转地纳入世界局势变化的轨道中；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着重考察中俄边界的历史和现状，进而考察了俄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等有关问题；梁廷坍的《海国四说》详细介绍了英美的史地情况；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以图为纲，纵横贯通，介绍了世界80多个国家的地理情况、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综上可见，这些“开眼看世界”的学者开始自觉地以世界史的眼光考察世界格局，掀起了一股对世界史地知识追求的风气。“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近代世界地理知识和观念的传人，促使先进的士大夫开始摆脱“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狄夷”的传统世界地理观，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人也并非古之夷狄，开始承认西方文明。这些世界史地著作通过对欧洲列强历史、政事、商务、军事、宗教、风俗等方面的记载，大略地描绘出一种与中国迥然不同的文明体系。此时，中国士大夫所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利玛窦等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中世纪文化，而是高度发展了的近代文明和近代科学。这些文明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坚船利炮”练兵制器的技艺、“天文算术”的自然科学、“以商贾为本计”的制度、“凡事会议而后行”的政治制度等西方近代文明”。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研究船炮技艺的热潮，刊刻了不少这方面的著述。据现有的文献资料统计，谈及坚船利炮的有66人之多，一二十年间编写的有关枪炮火制造和火器攻防技术等方面的书籍有22种之多。 此外，这部分先进的士大夫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颇感兴趣。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最早注意了解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它向国人介绍英国议会制的同时，也概略地提到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随后《海国图志》、《海国四说》和《瀛环志略》等著作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不仅远溯西土“声名文物之邦”的亚德纳斯国(即雅典)，还扩及欧美数十国，涉及总统选举、议会设置、司法程序、条款以及三权分立等内容。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他们几乎是以相同的言词对之进行赞美。魏源称赞美国的民主政治是“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其章程垂奕世而无弊”。徐继畲则更以赞叹的笔调，推许美国的民主制度，“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是“创古今未有之局”的奇事。虽然他们是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三代之治的角度上来看待西方的民主政治的，但至少已经流露出对近代民主制度的一种朦胧向往。 但总体观之，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近代世界观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 如魏源在《海国图志》第74卷《释五大洲》中，对世界中心问题进行了考辨，他先是否定西方图说把地球分为欧、亚、美、非、澳五大洲的说法，认为世界分为四大洲，接着又论证了在这四大洲中，亚洲是最优越的，最后又论证了中国在亚洲是最优越的，从而得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优越于其它和国家的说法。无独有偶，徐继畲在《瀛环志略》第一卷中，仍标榜中国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并说“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 如对中国外部世界仍然仍冠以“海国”、“瀛环”、“四裔”“夷”之类的华夷观念下的老名称，对西方先进科技还是附以“百工技巧”、“艺技”、“奇器”等称谓。传统世界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这时期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基本局限于对世界史地的描述上，而未能更深入地对西方文明进行分析和探察，也就不是以从整体上改变国人对“天下”、“世界”的认知。 黄清根老师《从夷到洋商称谓的时代变迁》（原载《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05期）等： “洋商”这个词，是西洋商人的节略语。最早出现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至七八十年代则较广泛地使用。此前，来自遐方的西方人“一体被中国人看作是夷人”。如称欧洲人为“红毛夷”、“白夷”、“英夷”、“法夷”、“米夷”等。称外国商船为“夷船”、“夷舶”、“夷艘”等，洋官为“夷酋”，外侨住房为“夷房”，租界为“夷场”，洋商为“夷商”，经办的外交事务称为“夷务”。在民间指称和公文用语中“夷人”﹑“夷语”字样更是随处可见。为什么将西洋商人以“夷”视之？“夷”是对异族或外族的一种贱称。 对“夷”称提出较早挑战的外国人是英国商人胡夏米，他说：“夷人代表野蛮﹑低下﹑是对英国的凌辱”而“大英国终不是夷国，乃系外国”[认为“夷”的称谓“触犯了本国的国体”要求清政府在处理中英关系上给予平等待遇。由于胡夏米是外国人，这对噤若寒蝉害怕引起中外纠纷的清朝官员具有极大的威慑力，使得他们在以后与外国人的信函中尽量避免用“夷”的称呼，而改为“英国商人”、“该商”，这一事件在晚清中西关系史上对改变清政府对外观念起了重要作用。其后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不管国人是否真正从心理上认同了中外在人格上的平等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巨大优势，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尽量避免这种对外国人的篾称。咸丰八年（1858年）罗淳衍在奏折中称：“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牍，称夷物为洋务，又称为外国事件，不敢斥言夷字。”反映了这一观念的递变。 二、洋务思想（地主阶级改革思想） 洋务思想的关键在“洋务”，所谓“洋务”，其本意是办理对外的事务。对外事务历朝历代均有之，但在鸦片战争之前称之为“夷务”。“夷务”一词，就其办理对外事务的涵义而言，本与“洋务”无甚差异。但从感情色彩上看，“夷务”是蔑视、贬义的贱称，“洋务”是中性词。相对于“夷”的贱称属性，“洋”应是一种中性的称谓。 1832年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因苏松太道吴其泰给他的批文中有“该夷船”字样，便递书抗议，说英国“不是夷国，乃系外国”，称“夷”是对他的“凌辱”。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曾表示再也不能容忍用“夷”来称呼他们了。在1842年的议和谈判期间，英国全权大臣璞鼎查对清朝议和代表耆英、伊里布等人声称：“夷不美，嗣后望勿再用。”当时在场的前吉林副都统咸龄回答说：孟子曾经说过，“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夷”字载于古代典籍，有何不美？试图以文字游戏予以搪塞。但英国方面则坚持不肯撤销原议，双方“争论字义，良久未定”。其结果是：《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以及后来的有关照会中，没有出现“夷”字，而在清朝内部官方文件和私家著述中，“夷”和“夷务”的字样仍在广泛使用。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以“洋”和“洋务”替代“夷”和“夷务”的现象进一步扩大，并成为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一项规定。1858年初，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后，清朝地方官开始在公文中“称夷务为洋务，又称为外国事件”。几个月之后，在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条中便明文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自此，清朝及其官员就不能在公文中和公开场合再用“夷”和“夷务”称呼外国及其人事，否则就是违约。如同年10月，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见到《邸报》所载“上谕”中有“夷船闯入天津”字样，便指责清政府违约。为此，钦差大臣桂良一面照复额尔金，答应“嗣后仍当照约办理”，一面上奏请求凡由军机处发出有关“夷务”的文件，“饬令毋庸发抄，以昭慎密”。从此，有关上谕中“夷”、“夷务”字样遂被“洋”、“洋务”等词所取代，各级官员也自动改变用词，从只用“夷”、“夷务”转变为掺用“洋”、“洋务”。 所谓洋务思想，是指决定和影响洋务运动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指导思想，是1860—1890年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谋求强国御侮之道的社会思潮，其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规定着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归宿，影响着洋务运动的全过程。 1、背景： （1）太平天国等反清起义的威胁（斗争水平高：组织严密、有革命纲领等） 太平天国运动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汉族官僚势力的壮大即是其重要表现之一。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满族官员、八旗军、绿营军不堪一击，汉族官员开始组建和掌握地方武装。 曾国藩（谥文正，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人）组建湘军（湖南人为主）。 李鸿章（谥文忠，安徽合肥肥东县）组建淮军（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 左宗棠（谥文襄，湖南湘阴人。）组建楚军。楚军是湘军的一个支系，左宗棠在创立这支军队时不用湘军之名而称楚军，表明他的意向在于独树一帜，自辟蹊径，而实际上左宗棠所部楚军与曾国藩的湘军相较也有其独到的特色。在招勇方面，左宗棠不像曾国藩那样主要招收湘乡籍兵勇，而是主张在湖南各府县招募，其兵源来自长沙、湘乡、郴州、沅州、湘阴等府县，以避免曾部湘军“尽用湘乡勇丁，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的弊端。在营官的选用方面，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主张“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即以“文员”、“儒生”领军，左宗棠则强调“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 概括起来，太平天国运动对当时清朝政治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是导致中央集权的衰落和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 主威素重，权集中央，地方几无独立之权，这是咸丰以前清朝政治的显著特色。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派出了大量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但都无济于事。为此清政府先后委派官员数十人到各省举办团练。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镇压农民革命的主力。清政府不得不逐渐赋予湘淮将帅以越来越大的权力。比如，曾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一来，自咸丰以后，“主威素重”，权集中央的状况被打破了，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具体表现为： 其一，军权下移，督抚掌握了半地方化和半私人化的军队。咸丰以前，清朝军权由皇帝独揽。中央征调军队，督抚不敢怠慢。自咸丰时起，湘淮军及其以后张之洞的“自强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等，都成了半地方化、半私人化的军队，并不绝对听命于中央。“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且不能知，若一旦出警，各省皆自顾疆圉，不能恤人”。（康有为：《官制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 其二，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盐运道、粮储道系户部的派出机构，分掌一省财政。但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中央财政收入锐减，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以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于是财政大权逐渐下移。1853年，清廷谕令：“按年定数指拨解部”。（《洋务运动》第三册542页）。这一谕令赋予了地方督抚控制财权的合法权力。这样，中央集中财政的体制遂限于瓦解。中央财权旁落，地方督抚遂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其三，人事任免权下移，督抚扩大了对官吏的支配权。清代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督抚军权与财权的扩大，他们（指督抚）往往以军务紧张为由，不拘常例，奏调保举人员。《清史稿》称曾、胡“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由于曾国藩权势日大，清廷甚至屡次下谕令其保荐督抚大员。这样，“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总之，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为湘淮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清政府依赖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赋予他们以极大的权力，从而为督抚专政制造了历史前提。这样，清王朝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而地方督抚权力得以膨胀，“自是督抚权力得发舒矣”。 二是导致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 即汉族总督、巡抚数量增多，满族督抚数量减少。 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压迫各族的政权。但是，满人的特权，满洲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也是清朝始终存在的严酷现实，满汉矛盾始终是清朝的一对重要矛盾。满洲贵族享有世袭特权，以征服者自居，满人在数量上仅占汉人的八十分之一，但却占据行政官额的一半。这样一种情况在太平天国期间产生了变化，使满汉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汉族方向发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造成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衰落，造成了统治阶级中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汉人巡抚占到70%以上，也可证明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获得权力提供了机会。满人政治地位日渐衰败，汉人政治权力日渐增长。在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汉人的地位得到明显增强，导致离心力的扩大，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为以后辛亥革命的振臂一呼，各省纷纷响应独立，使清朝顷刻土崩瓦解，不能不说是准备了条件。 三是促使清王朝实行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但清政府长期的闭关政策，使清朝昧于世界局势，一味的“夜郎自大”，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障碍。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一个与之对峙的政权，成为清王朝的一大“心腹之患”。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逐步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成为清王朝的“外患”。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筹应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解除内忧外患。这样，开明，务实的洋务派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陆续创办一批军事企业、民用企业、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使之迈出了艰难而凝重的一步。尽管并非情愿，但是它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至少，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为洋务派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总之，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曾、左、胡、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既是地方势力，又是汉族官僚，同时又是洋务派人士（三位一体）。他们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变革，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表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2）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外出现暂时和好局面 （3）清政府内部分化出洋务派，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 多为汉族官员、地方官员，他们与外国交涉和镇压人民起义过程中，认识到列强的船坚炮利，主张学习、利用西方科技维护清朝统治。 （4）汉族官僚势力的壮大 2、内容：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此为洋务思想的核心内容。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中明确提出，此前有“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 张之洞所言的“中学”，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即传统的经史之学、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是国情的主要体现，是绝对不能放弃和削弱的。张之洞尤其强调作为封建伦理道德核心的“三纲”的地位，他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以此坚决反对西方推崇民权和男女平等之说。由此可见，张之洞强调中学为体，目的就是要维护专制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张之洞所言的“西学”，包括“西政”和“西艺”两部分（有时他还另列“西史”，即西方各国历史）。“西政”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历、劝工、通商”等，即西方各类具体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措施。“西艺”有“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即西方各类科学技术。他认为这些新学确有实用之效，“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反对守旧派一概将其贬斥为奇技淫巧、异端邪行。但是，引进西学有一个明确的原则界限，就是“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即不能触犯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如推崇自由、平等、博爱“泰西哲学”，则必须坚决抵制，维新派希望仿照资产阶级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也是不能接受的。 中体西用区分了二者不同的功能，并将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认可，从而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制度措施的系统引进开辟了道路。 但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仍是不平等的，中学是本体，是基础，西学之用，决不能触犯中学为体。张之洞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质，就是在坚持封建专制及伦理纲常的前提下，适当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某些社会管理制度措施，以为我所用。中体西用的观点既维护了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又提供了适当变革、以解外忧内患的原则措施，因而得到清统治当局及社会政界和思想界多数人士的认同，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陈寅恪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报告中自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据此推测，陈寅恪是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不古不今之学”指陈先生治中古文史，“中古”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个时期。 “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在咸、同之世，传统文化的学理能够统摄人心，以这学理为根据的中国文化自信还未沦丧，要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进行自身文化的更新改造，但却不能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质。 “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按张之洞，籍贯是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以某人藉贯作为他的别号，乃是清代官场惯例（有地望称、官爵称等）。如李合肥(李鸿章，安徽合肥人)、康南海(康有为，广东南海人)、袁项城(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均是其证。曾国藩、张之洞是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的主将。 （2）师夷之长技以自强 在与列强保持“和好”的前提下，徐图自强。 1862年11月17日（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同治皇帝谕令各通商口岸“认真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务须得其密传，能利攻剿，以为自强之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自强运动从此开始。 自强就没人敢侵略。 3、实践： 掀起洋务运动（必修2已介绍）。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同光中兴、同光新政等。 内容：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办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和组织留学教育等。 意义：迈出了中国经济、军事和教育近代化的第一步。 三、维新变法思想（资产阶级改革思想） 维新变法思想就是政治上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1、产生：早期维新思想 时间：1860—1880年代 原因： （1）洋务运动的展开 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一般认为有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王韬、容闳、冯桂芬（有人认为他只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先导者）、何启、胡礼垣、汤震、陈虬、陈炽、宋衡等人。就其社会影响而论，前七位显然比后六位重要得多。在前七位人士中，除王韬以外，都是洋务官员。早期维新派多是洋务派官员发展而来。 早期维新派是19世纪70年代至甲午战争之前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派别。它与洋务派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洋务派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西方，而早期维新派则把学西方的内容扩展到社会制度方面，其思想已经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两派的思想差别是明显的。 早期维新派已经认识到，在学习西方技术之外，还应该学习西方社会制度。 （2）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60—70年代） （3）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70年代边疆危机、80年代中法战争） （4）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 代表：王韬、郑观应等 主张： 经济上，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 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 文化上，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 特点： （1）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著作中零星的思想） （2）没有付诸实践 2、发展： 时间：1990年代初 原因：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危机加深（如《马关条约》） 代表： （1）康有为： 梁启超的师傅，维新变法运动的总设计师。 ①创办广州万木草堂，宣传维新思想 变法干部培养所，最有名的学生梁启超。 ②撰写变法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西汉后儒家经典分为古文经（用秦统一以前的古文字书写）和今文经（用西汉通行的隶书书写）。古文经藏之鲁壁，今文经用西汉通行的隶书书写。古文经主张“不变”，所谓“天不变，道不变”；今文经主张“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根据康有为“考证”，古文经是“伪经”，是“新学”，是王莽新朝一朝之学。动摇了统治者恪守祖训、反对变法的理论基础（“釜底抽薪”法）。 《孔子改制考》：“考证”出孔子是变革的先师，孔子“托古”不是复古，而是为了“改制”。该书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近代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为其变法造势，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康有为在书中以历史进化论附会公羊学说，宣称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顺序演变的，相对应的是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以此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要求因革改制。这被反对派视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的“无父无君”的叛逆行为，该书也因此险遭毁版的命运。 托古改制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为了实现他的改良主张而提出的一个办法。他为了否定封建经典，否定封建正统思想，宣传自己改制立法的变法主张，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变法”的祖师爷，希望从儒家思想角度提出变法，目的是借“古圣”来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策略并没有引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同情，反而徐桐、文悌等顽固派大臣纷纷抨击和弹劾他的托古改制思想。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便失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再也无人问津。 表面上，二书系乾嘉考据学的套路，系学术著作，实为政治改革服务，学术价值不高。 特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开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之恶例。 （2）梁启超：《变法通议》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 认为变法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日本因变法而自强，印度因不变而亡。 从救亡图存角度提出变法主张。 （3）严复： 福建侯官人（林则徐老乡），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以教育救国为任。 民国四年，严复参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为筹安会之发起人，因之名声失坠，一落千丈；至1920年赴福建避冬，1921年10月27日殁于福建，终年68岁。 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等，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3、意义： （1）政治上，推动了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的开展 维新变法思想为维新变法运动和立宪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2）经济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3）思想上，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最大贡献） 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思想，以民权观念批判“君权至上”的思想。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摆脱旧思想的束缚，敢于放眼世界，追求新思想，促进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进一步传播。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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