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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特指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后来则改指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肇始于三百年前的这场迁徙，根源于晋陕两地贫瘠。“河邑山多地少……或赴蒙古租种草地，春去冬回，足称勤劳。”（《河曲县志·道光本》）。“河邑人耕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岁暮而归。但能经营力作，皆足糊口养家。”（《河曲县志·同治本》）。就地理而言，这场路途不过六七百华里的迁徙波及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三县，雁北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五县，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六县。这场从内陆至塞外、从季节性到永久性的迁徙，既有因贫困被迫无奈，也有贸易的利益驱使。这种迁徙，从生活上解决了数十万晋陕移民的温饱，在艺术上产生了悲悲切切的二人台《走西口》。
明长城有两大互市关口，河北省的张家口称“东口”，山西省右玉县的杀虎口称“西口”。中国历史上的“走西口”，指中原人从“口里”经张家口以西明长城的各个关口到“口外”今内蒙古西部务农、打工、经商的大规模移民活动。 陕西省府谷县毗邻内蒙古准格尔旗有个重镇古城，晋西北和陕北许多地方的人走西口都要从这里过长城，然后通过古城关帝庙的门洞到达口外鄂尔多斯。有一首民歌，详细记录了走西口的路线和行程：从河曲保德走西口到包头，有紧七慢八之说。
第一天住古城，走了七十里整， 虽说那路不远，跨了它三个省。 第二天住纳林，碰见个蒙古人， 说了两句蒙古话，甚也没听懂。 第三天乌拉素，要了些烂朴布， 坐在个房檐下，补了补烂单裤。 第四天翻坝梁，我两眼泪汪汪， 想起了小妹妹，想起了我的娘。 第五天沙蒿塔，拣了个烂瓜钵， 拿起来啃两口，打凉又解渴。 第六天珊瑚弯，碰见个鞑老板， 说两句蒙古话，吃两个酸酪干。 第七天长牙店，住店没店钱， 叫一声店嫂子，你可怜一可怜。
中国历史上的走西口始于北元阿拉坦汗统治河套。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阿拉坦汗率蒙古铁骑包围京畿，迫使明朝与其通华互市协议，揭开晋陕边民走西口的序幕。 满清入关，封禁塞北河套，边民垦种蒙荒，必须春出秋归。还在鄂尔多斯南沿长城北侧划出一条南北宽五十里、东西长两千多里的禁地“黑界地”，汉民不得越界北上，蒙人不得越界南下。但生活所迫，长城以北还是出现了铤而走险的汉民。为“借地养民”，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准许晋陕汉民在“黑界地”垦种，汉民潮水般涌入蒙地，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走西口的第一次高潮。这一高潮一直持续到咸丰年间。如二人台《走西口》所唱：“咸丰正五年，山西遭年限……” 清朝第二次走西口高潮出现在光绪年间。光绪二十七年，签订《辛丑条约》，清廷为筹集巨额赔款，于1902年派贻谷督办绥远垦务，蒙荒全面开放，晋陕移民大量定居蒙地。一代又一代人走西口，完全是天灾人祸，生活所迫，有民谣说：“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最早走西口的人是先行的拓荒者，在他们的接引下，走西口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太春才决意离开新婚妻子走西口。 走西口对于商贩来说，是一条发达之路，如山西祁县乔智庸创办了“大盛魁”。对多数穷苦人来说，则是一条谋生之路。正如这首河曲民歌所唱：
在家中，无行计，西口外行， 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 上杭盖，掏根子，自打墓坑； 下黄河，拉大船，二鬼抽筋； 钻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 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囚墩。 在沙梁，锄糜子，腰酸腿疼； 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 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 走后营，拉骆驼，自比充军； 翻坝梁，刮怪风，两眼难睁； 小河川，耍一水，拔断儿根； 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 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 住沙滩，睡冷地，脱鞋当枕； 铺枳芨，盖星星，难耐天明； 遇传人，遭瘟病，九死一生； 沙蒿塔，碰土匪，险乎送命。
《走西口》唱的是清朝咸丰五年，山西大旱，颗粒无收。贫苦农民太春告别新婚老婆玉莲走口外打工的一段离别故事。
来源：鄂尔多斯山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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