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陵错金铜虎符，秦，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调兵凭证。
阳陵错金铜虎符，调兵凭证。
虎钮铜錞于，西汉，传四川省成都市出土，高59厘米，打击乐器。
 虎耳兽面纹扁足铜鼎，商、吴城文化，高30厘米，口径20厘米。专题撰文/本报记者 吴聿立 国家博物馆刘钧 图片提供/国家博物馆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猛虎的民族。以中国传统生肖排列，今年适逢虎年。众所周知，虎是百兽之王，丛林之主，在封建帝王的心目中，它是勇猛、威武、雄壮的代表，是王者地位的象征，而寻常百姓则认为借助虎的形象和名号就能像虎一样强健，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见到虎的形象，听到虎的名字。 我国对虎的崇拜由来已久——距今6000余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就已出现了蚌壳砌成的龙、虎图案。作为一个拥有丰富藏品的综合性大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家博物馆)藏有多件带有虎形象的铜器，这些与虎有关的瑰宝，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文化。虎年之初，我们根据藏品的不同功用，精选几件鲜为人见的代表性器物，以飨读者，并借此重温一下千百年前的“虎威”。 军用：秦始皇调兵遣将用虎符 1942年，郭沫若完成历史剧《虎符》，该剧内容选自《史记·魏公子列传》，讲述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战国末期，秦发兵围攻赵都邯郸，魏王因惧怕秦国报复而不敢救赵，魏王弟信陵君用侯赢之计，拜请魏王宠妾如姬窃取魏王保存的半枚虎符，假造王命，要求晋鄙交出兵权，晋鄙合符验证虽成，心仍存疑，欲抗命不遵，被击杀，信陵君夺取兵权，发兵与赵里应外合，退秦存赵。在这一故事中，虎符虽小却挽救了赵国，足见其重要的军事价值。 虎符，亦称兵符，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兵遣将的信物，多以铜铸而成，因虎为“百兽之尊”，以其凶猛和百战百胜而被崇拜，于是标志军权的兵符便被铸造成虎形，由此得名“虎符”。虎符分为对称的左右两个半符，一半留存中央，另一半则由在外统兵的将领保存，从来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通常只有见到中央留存的那半符和将领之半符勘合验真后，将领方可按指令调动兵马。 虎符传为姜子牙发明，春秋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考古实物所见最早均为秦虎符，其中阳陵错金铜虎符是最为珍贵的一枚，相传出土于山东，原为罗振玉旧藏，现藏国家博物馆。此符左右两半俱在，因年代久远，对合处生锈，左右已不能分，整体形成一件艺术品。其形为伏虎卧地，昂首前视，长尾曲翘，四足向前平伸，神态逼真，威武生动。 沿虎符脊线虎颈至胯间，左右符各有错金篆书铭文两行十二字，书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阳陵即今陕西高陵县，因其铭文提及“皇帝”，因而王国维考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秦朝初之物，其左授予阳陵的统兵将领，其右在皇帝手中。阳陵虎符铭文二十四字，虽字径不逾厘米，却字字清晰，谨严浑厚，骨劲肉丰，风格端庄，笔法圆转，大有寻丈之势，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当为秦书中的珍品。 虎符作为历史文物，对研究古代兵制、官制、文字及篆刻艺术，都是宝贵的研究资料。 乐器：巴蜀崇信虎图腾铸铜钲 上古时期的巴蜀氏族，曾是中国南方的大族，也是以“虎”为图腾崇拜的民族，他们认为威猛可怕的虎具有极大的巫术威力，具有却敌、逐怪、食鬼、辟邪的功能，对于信奉虎图腾的巴蜀人来说，虎图腾是神威无比、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考古资料也充分证明，在巴蜀活动区域发现的青铜器上经常见有专门铸造和精心雕刻的虎纹与虎像，而且延续时间也很长，如国家博物馆珍藏的虎纹铜钲和虎钮铜錞于虽不是同时期的器物，但都出于四川，可以肯定是巴蜀人使用的器物。 虎纹铜钲，八棱柱状甬，钲柄较长，器身正面刻有虎纹、树纹和巴蜀文字。虎纹以单线刻于器表，虽寥寥数笔，却将虎的威猛神勇刻画得栩栩如生，虎口大张，尖尺外露，怒目圆睁，前肢提起，似正要腾跃。 铜钲是一种钟类击奏乐器，流行于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可能从甬钟演变而来，多出于大型墓葬，往往有兵器、车马器和乐器等一同出土，且与铜錞于组合出现的形式较为常见，这表明，钲作为一种发号施令的工具，可以与錞于、鼓、钟等一起配合用于军旅和宴飨，在古代军队中用于止鼓退兵，也可以作为节奏性打击乐器，来加强乐曲重拍并烘托气氛。 虎钮铜錞于被视为巴文化的典型器物，大量分布于川渝、鄂、湘及其毗邻地区，时代从战国延续至汉代。 国家博物馆珍藏的这件虎钮铜錞于，顶部呈椭圆形盘状，肩部突鼓，中空，腹部以下呈直筒状，足口平直，周身无纹饰。盘内圆雕一虎，昂首张口，双目圆睁，四足分开蹬地，虎尾卷曲上翘，作奔跑疾驰状，极富动感，整件器物渗透着浓厚的神秘宗教色彩。 虎钮铜錞于作为军乐器，在战时被巴人赋予浓厚的寄喻色彩，和钲、鼓配合，用于鼓舞士气，节制进退。用锤敲击錞于的肩部，声大如雷，清响良久，振奋军心。巴民族是一个勇敢善战的民族，曾在许多重大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以虎为图腾，取其勇猛之意，并将足劲欲扑，仰天长啸的白虎铸于錞于之上，世代崇拜。 礼器：虎耳铜鼎彰显文化融合 长久以来，学者们大都认为在中原地区发展至巅峰状态的殷商文化最远也只影响到长江以北地区，然而在1973年，因修建水库而发现的江西樟树市吴城遗址，打破了人们固有的观念，使之成为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同时也是吴城文化的代表。对吴城商代遗址的主人，专家们有多种推测，有人认为是当时散居于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古越人的支系，也有人认为干脆就是殷商氏族的一支长途跋涉迁移过去的，不过有一点大家都很赞同，那就是吴城文化的遗物，并不是那么原汁原味的殷商器物，总会多多少少地显露一些“地方特色”，虎耳兽面纹扁足铜鼎就是其中的代表。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虎耳兽面纹扁足铜鼎为三足圆鼎，口部为斜折沿，唇部较厚，口沿两侧向上伸出双立耳，两耳上各有一拖尾卧虎静卧，此虎凸目吊睛，虎口大张，尖牙毕露，四肢曲伏，尾垂端卷，大耳耸出，虎身满饰云雷纹，二虎对卧，造型非常生动。鼎的腹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其中间以云雷纹为底纹，由侧面虎纹构成三组兽面形图案，为使兽面形象更加生动，各点缀一双较大的乳丁，象征兽的双眼，兽鼻呈三棱状。 鼎足亦为三虎，为了增加鼎的造型优美，铸造者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将扁足铸成变体虎形。虎张开的大口衔托鼎腹底，口中露出三角形利齿，圆目高凸，脑后有尖耳，展体，背部有勾戟状的凸脊，尾端收成尖钩状支撑地面。上下吻饰卷云纹，身饰云雷纹和刀羽纹，尾饰类鳞片纹，前后足纹路加粗，鼓出，表现发达的肌肉和力量。这是介于写实造型和抽象构图之间的变体虎形，独特的扁足表现为稍有变形的虎，与立耳上写实的双虎形象遥相呼应，一改商代铜鼎的厚重压抑之风，显得较轻松活泼，让人领略到了商代审美情趣的另一个层面。 以虎装饰的青铜鼎为江西所独有，是商代江西土著青铜文化的标志，表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此鼎造型优美、图案新颖、制作精致，说明商代江西地区在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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