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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的消费，自古以来一直颇具争议，有人认为精神消费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强大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也有人认为所谓的精神消费不过是奢靡消费的一个借口，说到底还是浪费。 从本质上讲，精神上的消费以精神娱乐为主，是一种源于物质消费却有高于物质消费的一种消费。那么关于古代都城的精神娱乐消费，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本文以北魏的都城洛阳、唐朝的都城长安、以及两宋的都城开封和杭州为例，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也正是这期间道教与老子被推上了神坛，同时盛行的还有佛教，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于神佛的热衷比起任何其他朝代来的都要多，可以说神佛已经成了他们的信仰。 首先从统治者的层面来看，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这期间战乱不断，百姓苦不堪言，统治者的政权也动荡不安。在这个全民玄学的时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推行“崇佛”与“崇道”的思想，一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安稳住百姓，另一个方面本身统治者也信神佛，希望有神佛庇护。 所以这个时期的洛阳，大兴建设寺庙，其中以佛教僧人庙偏多，这是道教出世多、入世少，而佛教恰好相反的原因。 在普通百姓的层面来看，因为寺庙的兴起，百姓的精神消费就开始满满转移了。最初魏晋的精神娱乐消费以文人谢道韫、王羲之等文学大家为主，所以大部分消费都是集中在文人游玩、文人聚会之类的。 直到寺庙的兴起，这种形式开始逐渐转变，有事无事便去寺庙礼佛，参拜。这个时期的精神消费已经谈不上娱乐了，完全是为了拜佛而去消费，包括给种与佛教有关的戏曲、音乐都是他们所追捧的东西。 与其他朝代相比，唐朝的精神消费可以说的上是最为高格，唐朝的诗是历史巅峰，以至于“唐诗”一词冠绝中国古史。这样的朝代精神文明非常发达，思想觉悟比起文化落后的时代高了不少，这样一来，人们追求的东西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了，更多的是精神层次的娱乐消费。 以诗人为例，“诗仙”之名的李白，写诗风格多以浪漫主义为多。他的一生传奇无比，他所作的诗中没有忧国忧民，没有怀才不遇，也没有被贬壮志难酬，只有潇洒不羁。 在李白的人生里，酒是比不可少的，若说酒是物质消费，确实不错，可是对于李白而言，酒，这是精神娱乐消费，而且是最重要的精神娱乐消费。世人皆知李白自称“酒中仙”，一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写出李白内心最直接想法，天下名利皆不在眼，唯有酒才是一生所求。 除此之外，其他大诗人的精神娱乐消费竟然与现代人的“追星”如出一辙。现代经常看到各种新闻，什么为了见某某明星或者演唱会，花光了所有积蓄，这种类型的新闻层出不穷。这在现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若说古代，定会有人觉得很荒谬。 白居易年少未有所成就也未被贬时，在长安城里，经常看到白居易的身影，也不为别的，就是想尽办法搞到李白所作的孤本，然后收藏，这就是大诗人的精神娱乐消费。除了白居易在，杜甫也是李白的忠实“粉丝”，杜甫写了无数“赠李白”、“忆李白”之类的诗，虽然从来没得到过李白的回应。所以这体现了唐朝时的长安城，人们在文化方面的精神消费都趋向于向李白靠近。 到了宋朝，那玩的花样可就多了，什么“投壶”、“蹴鞠”、“秋千”等等。除了宋朝重文轻武，导致文人过多，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宋徽宗，先不谈靖康之耻的屈辱，宋徽宗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爱文学的皇帝，自己开创的瘦金体，喜欢花岗岩，喜欢蹴鞠等等，所以也就导致宋朝各种玩意儿盛行。再加上宋朝经济强盛，人们的消费观比之宋朝初立时有了较大的改观，他们不再重视物质消费，而是热衷精神娱乐消费。 宋徽宗时期，在金朝没有入侵之前，整个开封欣欣向荣，经济发展蓬勃，文人倍出。文人的精神娱乐消费以曲、艺、词为主，有钱人家的公子，可以在开封的十里画廊待上十天半月不出来。有曲技精湛的歌女，也有身姿优美的舞女，也有“花魁”之名，却精通诗词的“文人”，这种层次的消费称为精神娱乐消费，不以物质为主体，却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 靖康之耻以后，北宋灭亡，宋朝从开封移都到杭州，有一句讽刺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的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即便是被迫迁都，受尽侮辱，宋朝的文人也不自知，在杭州依旧夜夜笙歌，过着奢靡的生活，把杭州当作汴州，完全没有任何想要回击金朝的想法。 这里先不谈宋朝的屈辱历史，只看迁都杭州以后宋朝的精神娱乐消费模式。编撰于元朝的《宋史》记载，宋高宗来到杭州后，想的并不是如何讨回这段屈辱，而是享受杭州江南的生活，西湖歌舞夜夜不停，文人依旧画舫游湖，毫无关心国家兴衰可言。 文人也从最初李清照那种热爱收藏名画变成了贪图享受的样子，杭州不像是逃难地，更像是真正的都城，这是一种病态的精神娱乐消费方式。 参考文献： 《史记》 《宋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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