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提起魏晋南北朝，一般读者只有一个印象：'乱！太乱了！' 兵乱频繁，国家太多。五胡十六国，中间大大小小三十多个政权的兴替更迭，非专业人士，只会被这些史料给逼疯，觉得自己脑子不太好使。 其实，魏晋南北朝的时代除了黑暗，有两条非常重要的主题线：一是民族大融合；二是贵族制度。 这两条线，对于中华文明的再塑造，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一场'天地一大变革'，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可能堪比近代中国的'三千年之一大变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历史伏笔魏晋南北朝，假如从公元189年董卓之乱开始算起，到公元589年隋朝正式统一，那么这一次大分裂期，刚好四百年。 中间除了有西晋三十多年的统一时光，其余的主旋律都是兵乱和战祸。 其实这次乱世在东汉时期，就埋下了伏笔。 东汉时期，北方的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西迁。这部分西迁的匈奴人，被西方部分史学家认为是引起欧洲日耳曼人迁徙的原因之一。一部分匈奴人则在东汉朝廷的允许下，进入长城以内的地方生活。 不单单是匈奴，其他少数民族，比如日后被称为'五胡'的其他民族，鲜卑、羯、氐、羌，都已经开始在汉族周边地区生活，和汉族时有冲突，时有合作。  东汉世系图 对于如何处理同这些部族的关系，当时的大臣们颇为顾虑。这些部族在文化上不占优势，但军事和兵力很强，甚至会给中原王朝带来一定的威慑感和恐惧感。 这种担忧在中原核心政权完全崩溃时，成了现实。 另外一根伏笔是东汉时期形成的贵族官僚。这里的贵族，指的是两汉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和掌握地方军事权力的大豪族。 东汉的政治体系中，地方长官有权得到军事权力。几代人积累下来，这些长官背后的家族发展成为地方实力和军事势力兼具的大豪族。 这些豪族及其相关集团还具有良好的儒学教养，在和平时期讲究忠君思想。等到东汉王朝作古后，没有中央权力制约的豪族，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 三国时期的袁绍，就是四世三公的豪族之家。虽然在三国争斗中，袁绍、袁术和刘璋这类大豪族失败，但豪族的整体势力依旧很强。 后来陈群提出九品官人法，把人事权完全下放给地方中正官。豪族纷纷利用这个制度漏洞，把家族成员塞到朝廷当官，巩固自己势力。九品官人法成为世家大族把持的入仕通道。 司马氏本身也是豪族代表，他们认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前提是要得到豪族的支持。因此，他们制定的政策非常有利于豪族势力，说两晋是豪族政权，不是虚言。 这些豪族政权，按照往常的观点，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是只知道把持权力和维护自身地位的权力蛀虫。 但在这个大乱世，他们的存在，也有这积极的一面。 变夷为夏的过程司马懿活到了72岁，这在当时是特别少有的高寿。他晚年之际，他所有的对手都一一作古。这使得他为晋朝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司马懿的长子司马昭和司马师，继续巩固司马家族的势力。司马炎上台后，取代曹魏，建立晋朝。但是司马炎晚年以私心甚重，力保白痴儿子司马衷继位，导致贾南风上位，造成八王之乱。 这种动乱的根源，在于晋朝政权的本质就是一个豪族世家的政权。政权内能出任高官掌握权力的人，本来就有一定的地方势力。司马炎上台后，又大封亲族，允许这些王爷掌握地方军权和财权。 因此，当贾南风乱政之时，各方势力，纷纷造反，中原的局势陷入一锅乱粥的状态。 人们忘记周边还有虎狼之师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陷入内乱后，周边的胡族势力纷纷侵入汉地。 出自昔日匈奴族的刘渊，趁机建立汉国，并占领了太原和平阳等地。刘渊死后，他建立的汉国，势力一分为二，一部分演变为前赵，一部分演变为后赵，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序幕。 五胡十六国的公元纪年为公元304年到439年，是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期中的一部分。 八王之乱后，晋朝部分宗室前往南方，建立东晋，统治南方地区。而在北方，各个政权你来我往，前前后后冒出来了二十多个政权。十六国，其实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 这些胡族政权建立后，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和境内汉族人的关系，以便进行更好的统治。 总体来说，胡族和汉族的关系在排斥和接受两个极点上，不断相互进行磨合。 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对胡族政权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在文化上有着浓厚的心理优势，对胡族的轻视是刻在骨子里的。一方面对胡族在军事上的强势地位，又有着深刻的恐惧感。 而且这些知识分子始终有经世济民的追求。他们面对天下之乱世，也想着贡献自己的力量，引导乱世步入治世。 汉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在影响着这些少数民族。
意思是说，大禹和文王都是出自少数民族，他们都是有德之人。有德者可为帝王。 刘渊后来建立其一个汉族式的政权。他用汉族的官名设立官职，为汉高祖刘邦等两汉帝王设立牌位，进行祭祀。 刘渊之后出生羯族的石勒，对本民族的习俗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比如儿子不可再续娶父亲的妻妾，对汉文化和汉民族实行保护政策。 这一时期，汉民族和少数民族，都在不断地进行试探和融合。 隋唐王朝的母胎这种民族的融合，在北魏孝文帝时期达到了顶峰期。 北魏的建立，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但是出生鲜卑族的孝文帝，其志向不仅仅是作鲜卑族的帝王，而是做一个统一帝国的中华天子。 在孝文帝的身上，鲜卑化和汉化的矛盾并不存在，他强势推行鲜卑族的全盘汉化，这其中包括了语言、服饰甚至是姓氏。 对于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史书上正面评价居多。但不得不说，欲速则不达，过度汉化使得鲜卑政权内部离心离德，而且迅速失去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优势。  这一百多年的时间，汉化和抵制汉化，杀戮与和平，使得北方成为汉文化和少数文化的大熔炉。 孝文帝的全盘汉化中，有一项改革就是强制命令鲜卑贵族和当时的汉族世家大族进行联姻。 联姻一旦开始，就没有停止。等时光步入隋唐时代，隋唐两朝皇室互为姻亲。在他们的血缘关系上，都有深厚的鲜卑渊源。 唐太宗的废太子李承乾，就特别喜欢鲜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一度达到令太子史官都不能容忍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反证。 隋唐时期绚烂繁荣的文化，根源在于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 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塞外的血缘关系注入到中原王朝，令陈腐而长久的文化拥有了强健活泼的基因，再次迸发出新的生机，令后来的中国文化更加灿烂辉煌。 江南的开发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在江南的统治和开发，使得这片土地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这种历史机遇，可遇不可求。如果没有孙吴政权近六十年的苦心经营，后来的经济中心南移，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 八王之乱后，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而一部分北方汉人，包括不少世家大族，选择举族南迁。这些世家大族到达北方后，一方面和江南本地大族形成竞争对峙状态，毕竟要争夺土地和财源；另一方面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大族必须形成合作，建立一个稳定的王族政权，才能应对源源不断的移民潮和战乱。 当时的江南，远非今日的富庶繁盛之地。江南的繁华和烟云，离不开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时间是公元552年。淮南是现在的江苏省和安徽省境内。这个记录从侧面反应，当时的江南与传统的关中地区相比，在经济和文化上，并不占优势。 江南还有不少本土 '蛮族'。这些蛮族在饮食、语言和服饰上，都和传统的中原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随着统治的深入和政权的更替，当地的'蛮人'和汉族有了更深入的来往。汉人政权需要这些当地人作为人力资源的补充；当地人需要北方人带过来的先进技术文化，尤其农业生产技术；甚至有不少汉人和当地的'蛮族'联姻，触犯律法就逃到对方的地盘，政府也无可奈何。 这一场北人南下的浪潮持续了近三百年，很少有回迁潮出现。南北的民族融合出现了新局面。 虽然反抗和冲突时有发生，但融合才是大方向。 最后一说唐史学家刘知几在自己编著的史书《史通》中，用衣冠南渡来形容这一事件的中原士族南迁。 这一次的衣冠南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后来的两次人口迁移分别是安史之乱后人口南迁，以及靖康之耻后大量宋人随着宋高宗而转移。 当胡人从长城外进入长城内的北方地区，北方的汉人则被迫前往更远的南方。胡人在北方与汉人融合，汉人在南方与蛮人融合，中华民族在这次危机中，得到了重建和扩大。 胡人和蛮人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演变成汉民族的一部分。 五胡乱华中，汉人的人口急剧减少，一度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 说这一事件，不能用'黑暗'这一个词汇来概括，真正的意义在于在这场民族危机中，中华文化显示出强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用了四百年时间将原本的敌人内化成自身体系的一部分。这种复原力，可能在其他文化中，无法见到和重现。 前面也提到，贵族制在这场的乱世中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贵族拥有比普通人和个体更加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世家大族在这场危机中，成为汉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承者。 我们常说，贵族制度一度成为皇权的掣肘，而且讲究出身的门阀制度，也对社会的公平和流动造成损害。 但历史是一个多面体。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不同方向的探照灯光，照到历史不同的面容。 就比如，我们害怕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会再次陷入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乱世，但却也看到这一场乱世，就好像中华民族的涅槃一样，乱世过后，我们迎来的是更加辉煌繁华的黄金时代——大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