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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和他的一生，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个奇迹。文治武功的完美典范，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没受过什么严格和学院派的军事训练，每一次战斗却都像教科书般完美。他早年从未被任何人高看，每一次行动的结果却都让人高看。他擅骑射，文笔却比骑射来得还犀利，能用兵，治国之术却比用兵还高超。王守仁先生说，有些人天生就心体通透，宛如明镜，物来能照，无所不可。这十六字，用在李世民身上再准确不过——至少唐朝如此。 李渊在晋阳起兵时，隋炀帝的恶行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猖獗，天下也都还在隋朝手中。但这一切都架不住李世民的天纵英才，他的勇气足以让他做出直捣龙潭虎穴的壮举。敦煌郡公，右领军大都督的头衔，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沉重了些，但对天纵奇才的人却总是少了些什么。义宁元年，公元617年，李世民攻入长安，踏平隋炀帝罪恶的王朝。但新唐的建立，并没有撼动天下反对势力，盘踞关中的李家王朝，还要面对无数战斗。 当时，西方有薛举，北有宋金刚，东有王世充，这种局面，任何一个乱世都出现过。刘邦和项羽争夺了数十年的天下，汉末三国持续了近百年的乱世，在李世民这里，只需短短三年就能扫平。浅水源之战，虎牢关之战，李世民总能以少胜多，扭转颓势，621年，在父亲李渊建立唐朝三年后，李世民在二十三岁的年纪——这个普通人尚且糊涂的年纪——已经食封三万户，位居王公之上了——只是不知道，那些年长李世民几十岁的爷爷们，该如何与这位青年照面。 能打的人，往往不太能治国，这不仅是能力问题，更是时间和精力的问题。项羽能打，刘邦能用，武帝能打，昭帝能治，刘秀是位天之骄子，但留给他治国的时间又不长，即便超凡绝伦如曹操者，甚至连天下都没统一，魏武扬鞭，在顶级这个层面上，天才总比勤奋有用得多。 但李世民不一样。他践祚时，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少。有隋朝创建的基础，有父王正名的江山，自己，也才二十多岁，当然最关键的，他是个天才。战场上的李世明凶猛如虎，治国中的李世明却能收住自己的猛，露出自己的仁。他在隋朝这块千疮铁板上，大兴屯田，缓解生存压力，知人善任，解决人才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收天下人心的能力。 隋炀帝统治中后期，由于国祚混乱，天道凌迟，皇统无序，纲纪失统，犯罪率大幅飙升。李世民接棒后数年，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平稳发展，法治也更加完善化和人性化。例如，隋炀帝时期曾一度废除的死刑复奏制度，又被李世民恢复。死刑复奏，是源于北魏时期的一项刑法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凡触犯刑法被判死刑的囚徒，只要达到某些复奏条件，例如悔罪，自首等情况时，可以申请死刑复奏，也可能被虑囚。隋炀帝废除死刑复奏前，死刑复奏有一次机会，死囚上报皇帝后，皇帝会再次审阅，如果依然核准死刑，才会执行。 李世民为改革法治，不但恢复了死刑复奏，甚至将复奏机会由一次增加到三次，大大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率，也给予死囚活命的机会。李世民此举，是适合当时的环境和局面的。唐朝新建，天下百姓经历水深火热十数载的战乱，急需一个相对宽松的政策，恢复生产和国力。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李世民在一次体察民情过程中，曾与个别死囚犯交谈。李世民询问了他们在监狱中的生活状况，他们犯罪的动机和原因。从死囚的回答中，李世民可能生出了怜悯之心，也可能是想借这些死囚以收天下人心，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新唐书》 所谓“录囚”，是封建社会的一项法律制度，其主要作用是对已经判决的刑犯，进行定期审查，以纠正一些冤假错案；对长久悬而未决的犯人，继续审判。贞观六年，李世民下令对一些死刑犯录囚，怜悯了三百九十位死囚罪犯，让他们回家团聚，但与他们约定：第二年的秋天，主动回来行刑。 李世民放这些囚犯归乡后，给了他们近一年时间，是为能让他们更好地与亲友团聚和告别。同时，李世民只是和他们进行了一项约定，并没有派任何人和任何机构去监督他们归乡的路途和去向，在家的行动和言语，甚至没有派人强制他们必须在约定时间内回来领死。一切都充满了契约精神，一切都看他们自己的自觉性。然而，有趣的事发生了。 七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这三百九十位死囚，在约定的时间，全部归还，主动领死，没有一人选择逃跑。唐太宗因为他们真心悔过，全部赦免了他们。 那么，唐太宗为何要行此举？是一念之间仁德之心涌上心头，为天下做表率？果真如此，唐太宗不担心此举会败乱法纪么？ 唐太宗行此举，必然有仁德之念涌上心头的原因，也有以此向天下树立恩德的原因。唐太宗通过最大程度的宽容——让死刑犯破天荒的获得一年自由，并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逃亡——希望达到震撼这些囚犯心灵的效果。他成功了，同时，这件事在天下传为美谈，人们为唐太宗的宽大歌功颂德，天下人心得到洗涤和净化。然而，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 宋代著名法律思想家欧阳修曾在其著作《纵囚论》中，公开指责唐太宗此举不合情理。欧阳修认为，唐太宗因一念之仁放了这些囚徒，这本身已破坏了法律权威性。即便事后结果比较好，但唐太宗这一行为有沽名钓誉之嫌，而且开了不好的先河。如果任何一位帝王，都能因自己的个人喜好，在一念之间决定死生大事，那就是君主凌驾于法律，就会动摇法律根基。 唐太宗对这三百九十位死囚的赦免，属于特赦。特赦是在一定限度和一定局面下，司法者权衡一时之利弊，对部分罪犯进行的宽宥政策。唐代的特赦主要有两类，其一是特赦那些被冤枉的囚犯，其二是特赦那些没必要特赦，但因极其特殊的原因而特赦的囚犯。 自来特赦之事亦甚多，有不可不赦而赦者，有不必赦而赦者。——《历代刑法考·赦考》 但唐太宗的这次特赦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这些囚犯，如果真是被冤假错案冤枉的，那直接重审即可；如果的确该杀，按法执行即可。这也是唐太宗此举被后来许多著名法律思想家批评的原因：利小失大。从这个角度看，唐太宗此举确实有失稳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唐太宗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 我们要注意唐太宗实行这次特赦的时代背景。这次特赦，是在贞观六年和七年实行的，这一时期，唐朝已经比较繁荣。这种局面下，即便唐太宗释放了这些囚犯，他们也很难独自逃亡。《新唐书·刑律》在记载此事时，并未记载这些被释囚犯的身份和背景，很可能他们的各种信息，早已被充分了解。因此，唐太宗根本就不担心他们会逃亡。这种局面下，唐太宗就能通过这一举动，在既不纵容死囚的前提下，考验自己的影响力。 同时，这次举动也并非唐太宗即位后的第一次。贞观二年时，唐太宗就进行过一次录囚，那一次甚至是在朝堂之上进行的。囚犯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经过被再次审视，他们的悔改情况也被重新评估。那些确实悔改的囚犯也得以宽大处理。所以，认为唐太宗此举是沽名钓誉，恐怕也有失偏颇，如果他真的沽名钓誉，又为何要高度重视这件事，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可见，唐太宗的确是有慈悲之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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