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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汉末经学传统的清河崔氏，十六国后期部分南迁到青齐后，更多地接受了来自南朝的文化风尚，成为当时齐鲁文化传承、演变的重要代表。北迁平城后，以青齐清河崔氏为首的青齐士人积极汲取、融会北朝学术营养，对推动南北学术交流，特别是将南朝前期文化向北方传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北朝儒家政治的全面推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清河崔氏；南学；北学；十六国北朝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鲁文化，必须重视探讨齐鲁文化的传承载体——齐鲁世族在南北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变与融合中的作用及其历史地位。永嘉之乱后，中国社会开始大崩溃。随着西晋王朝覆灭，晋室南迁，建立东晋政权，在广大北方地区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割据局面。伴随着各族政权的兴亡，清河崔氏不断流徙，到北魏统一北方前夕，清崔主要流布于平城、河西、青齐三个地区。本文着重对十六国北朝时期青齐清河崔氏在南北学术交流中的文化表现进行具体的考察。
一
青齐清河崔氏，主要指十六国后期追随鲜卑慕容氏由河北南迁到青齐的清河崔氏。这要追溯到西晋末年与鲜卑慕容氏争霸东北的平州剌史清河崔毖。永嘉乱后，与匈奴、羯族对垒的西晋重要藩镇，除并州刺史刘琨外，还有在河北及中原一带有很大势力的幽州刺史王浚。崔毖，是崔琰的曾孙。永嘉五年（311）七月，“浚自领尚书令，……以妻舅崔毖为东夷校尉”[1]。《资治通鉴》卷91胡三省注：“（崔）毖，崔琰之曾孙。琰在魏时，为冀州人士之首，子孙遂为冀州冠族。” [2] 永嘉之乱时，中原世家豪族一般聚族迁徙避难，这时崔毖以东夷校尉、平州刺史身分镇守辽东（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其族人恐怕也大多随之迁徙到相对安定的东北地区。
由于王浚矜豪昏暴，最初投奔幽州的避难流民纷纷逃奔辽东等地。如渤海人高瞻“属永嘉之乱，……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无恒，乃依崔毖，随毖如辽东” [3] 。东莱人鞠彭“与乡里千余家浮海归崔毖。北海郑林客于东莱，……彭与之俱去”[4]。不过，流亡辽东的世家豪族大多归附鲜卑慕容氏，这引起崔毖极大不满。“时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以为南州士望，意存怀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阴结高句丽及宇文、段国等，谋灭廆以分其地。……毖与数十骑弃家室奔于高句丽，廆悉降其众，徙（崔毖侄儿崔）焘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宾礼” [5]。与鲜卑慕容氏争霸辽东失败后，崔毖逃亡高句丽，但清河崔氏仍受到鲜卑慕容氏的礼遇。太兴四年（321）十二月，晋元帝以慕容廆为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封辽东公，听承制置官司守宰。慕容廆备置僚属，以崔毖侄儿崔焘为主簿[6] 。
鲜卑慕容氏奉晋为正朔，其官僚体系及各种建制也都采用汉魏制度，因而北方汉族民众对它没有敌视心理，当时避难流徙东北的人口仅次于南渡江左，这样一来，慕容氏势力不断壮大。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前燕慕容皝灭冉魏后，在流亡世家大族拥戴下自立称帝，从东北进入中原。那么，流徙东北多年的清崔诸房应当也在这时回到中原。值得注意的是，此后这段历史时期清河崔氏在齐鲁故地仍然拥有强大的势力，为各族统治者所笼络。崔逞（崔琰六世孙）“及苻坚并慕容暐，以为齐郡太守”[7]。“（苻）坚败，司马昌明以（崔）逞为清河、平原二郡太守。为翟辽所虏，授以中书令。慕容垂灭翟钊，以为秘书监。慕容宝东走和龙，为留台吏部尚书” [8]。
晋隆安二年（398）正月，后燕范阳王慕容德因拓跋魏将要攻入邺城，于是率民户四万南徙滑台，称燕王，史称南燕。次年（399）七月，慕容德攻取青州广固城（今山东益都西北）。这时，追随鲜卑慕容氏南迁的大多出自崔琰房支。清河崔旷随慕容德南渡黄河，居青州之乌水（乌水即时水、黑水），慕容氏灭亡后，仕宋为乐陵太守 [9]。崔辑（崔琰七世孙）追随慕容德渡河，居青州，后来出仕刘宋泰山太守[10]。后燕被击溃时，崔逞（崔琰六世孙）携家人归降拓跋魏。当晋隆安二年（398）正月拓跋魏迁徙山东（今太行山以东）六州吏民杂夷十余万口充实京师时，崔逞暗中命妻子带四个儿子南奔青州。“逞七子，二子早亡，第三子义，义弟諲，諲弟祎，祎弟严，严弟赜。逞之内徙也，终虑不免，乃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令归慕容德，遂奔广固。逞独与小子颐在平城” [11]。这时，崔模（崔琰兄崔霸五世孙）追随后燕国主慕容宝北逃龙城，慕容熙末年北燕发生内乱时，他南渡黄河到达青齐地区[12]，仕宋荥阳太守，戍守虎牢。元嘉七年（430）北魏攻陷虎牢，崔模被迫出降。
东晋义熙五年（409），刘裕北伐，灭南燕后收复青齐和黄河以南地区，此后该地区在刘宋统治下的六十余年间，一直是宋魏相争的主战场。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北魏全面占领青齐，以清河崔氏为首的青齐世族豪强及其依附民众被迁到平城，称为“平齐民”或“平齐户”。“乃徙青齐士望共（崔）道固守城者数百家于桑乾，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以（崔）道固为太守，赐爵临淄子，加宁朔将军。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是时，频岁不登，郡内饥弊。（崔）道固虽在任积年，抚慰未能周尽，是以多有怨叛” [13]。“五月，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升城、历城民望于桑乾，立平齐郡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 [14]。
二
清河崔氏与清河房氏、平原刘氏、彭城刘氏等青齐豪强不仅互为姻亲，而且家传学术也相互融通。崔光、刘芳和房景先等青齐士人对北朝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他们深厚的学术造诣除来自家学外，很大程度上亦受益于北迁平城后与北方世家大族和高僧们的密切交往。
北迁平城后，青齐清崔度过了十多年的艰难岁月。崔“休少孤贫，矫然自立。……尚书王嶷钦其人望，为长子娉休姊，赡以货财，由是少振” [15]。“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崔）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 [16]。崔光出仕北魏时已到而立之年。崔亮小崔光7岁，“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内徙桑乾，为平齐民。时年十岁，常依季父幼孙居，家贫，佣书自业”[17]。崔光、崔亮还曾接受勃海高允、博陵崔挺和陇西李冲的赈济。“显祖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高）允姻媾，皆徒步造门。（高）允散财竭产，以相赡赈，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 [18]。“母即高允之女。崔光、崔亮皆经允接待，是以凉燠之际，光等每致拜焉” [19]。“初，崔光贫贱，（崔）挺赡遗衣食，常亲敬焉”[20]。崔光、崔亮的学术造诣与河西学术代表陇西李冲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时陇西李冲当朝任事，亮从兄光往依之，谓亮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于冲，冲召亮与语，因谓亮曰：“比见卿先人《相命论》，使人胸中无复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记之不？”亮即为诵之，涕泪交零，声韵不异。冲甚奇之，迎为馆客。[21]
可知，青齐崔氏学术如崔亮父亲之《相命论》亦流传到北方，为陇西李冲所熟悉。崔光、崔亮二人既为李冲馆客，“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二人学术无疑兼有河西学术文化因素。
与崔光为中表亲的北朝著名经学大师彭城刘芳，北迁平城后与高僧们有广泛密切的学术交流。“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常为诸僧傭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一缣，岁中能入百余疋。如此数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 [22]。
清河房氏兄弟由母亲亲授经义，据《魏书》卷92《列女传》：“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孙（崔亮父亲）之女。性严明高尚，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子景伯、景先，崔氏亲授经义，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 [23]《魏书》卷43《房法寿传附传》云：
景伯生于桑乾，少丧父，以孝闻。家贫，备书自给，养母甚谨。……（景伯弟）景先，字光胄。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时太常刘芳、侍中崔光当世儒宗，叹其精博。[24]
崔元孙，即崔亮之父，由上引崔氏亲授经义足见清河崔氏家学之深厚。
相比之下，出自平原刘氏的刘孝标因为无法摆脱北迁后极为艰难的生存环境，其学术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逃回南方后才得以改观。“（刘）休宾妻，崔邪利女也，……休宾叔父旋之，其妻许氏，二子法凤、法武。……许氏携二子入国，孤贫不自立，并疏薄不伦，为时人所弃。母子皆出家为尼，既而反俗。太和中，高祖选尽物望，河南人士，才学之徒，咸见申擢。法凤兄弟无可收用，不蒙选授。后俱奔南。法武后改名孝标云” [25]。“刘峻，字孝标，平原平原人。……青州陷魏，峻年八岁，为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刘实愍峻，以束帛赎之，教以书学。魏人闻其江南有戚属，更徙之桑乾。峻好学，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齐永明（483－493）中，从桑乾得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 [26]。
唐长孺先生说：“法武即刘孝标，其文学造诣高出同时诸人，非崔僧渊辈可比。所以‘不蒙选授’，决非如魏收所诋斥为‘无可收用’。” [27]不过，仔细研读上引刘孝标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刘孝标年仅8岁就北迁，虽然也曾励志苦读，但是综观其居北历程，与代表当时北方学术文化中心的北方世家大族及高僧们并未发生联系，换言之，他既没有象崔光、崔亮那样知遇于“彼家饶书，因可得学”的陇西李冲，也没有如刘芳因擅长书法而傭书脱贫进而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因此，南归后“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显然，刘孝标之学问真正广博开始于南归之后，在北方时尚未学业有成，因而“无可收用”。
青齐地处南北拉锯地带，与南方海上交通发达，并且青齐在东晋南朝统治下长达60年之久，因而，这一特殊的历史渊源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该地区更多的接受到南朝的文化风尚。清河崔氏家族，无论在南、北方的政治舞台上都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分散在南北方的崔氏家族成员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为青齐与南朝的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青齐清河崔氏学术思想也充分反映出青齐地区多元共存、相互交融的文化特征。崔林房支北魏初期留在河北，该房支大多信奉道教而排斥佛教，特别是崔浩十分痛恨老庄之学和佛教，极力促成“太武灭佛”，而青齐清崔诸房大多习染佛教义学，好清谈。
“北朝义学之兴，约在孝文帝之世。其先多来自彭城，其后洛中乃颇讲佛义，……当时徐州实为北魏义学之重地。北方义学之渊泉，孝文帝时，实以徐州为最著” [28]。青齐与徐州地缘相接，人员来往密切，如崔道固即出仕于徐兗二州刺史宋文帝刘义隆子骏从事（治彭城），青齐地区之佛学亦当多为义学。因而南迁青齐诸房支深受所处环境影响，大多习染佛学，好清谈。“浩既不信佛、道，（崔）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象。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29] 崔逞后裔医术高明，一直传到北朝末年，而其源头来自青州高僧。“（崔）彧与兄相如俱自南入国。……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 [30] “高祖（孝文帝）闻其（崔僧渊）有文学，又问佛经，善谈论，敕以白衣赐褠帻，入听于永乐经武殿。” [31] 崔僧渊族兄崔慧景“性好谈义，兼解佛理，顿法轮寺，对客高谈”[32]。此“客”乃门世信佛的何点。“初，慧景欲交处士何点，点不顾。及围建康，逼召点。点往赴其军，终日谈义，不及军事” [33]。 崔光之弟“敬友精心佛道，昼夜诵经” [34]。崔光同样喜爱清谈，寇俊“少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励与俊结友。俊每造光，常清谈移日” [35] 。崔光“崇信佛法，礼拜读诵，老而逾甚，终日怡怡，未曾恚忿。曾于门下省昼坐读经，有鸽飞集膝前，遂入于怀，缘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赞咏诗颂者数十人。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识者知其疏略” [36]。
三
伴随着孝文帝改革与儒家政治的全面推行，青齐清河崔氏起到了将南朝前期文化向北传播的作用，成为此后北朝学术文化走上复兴的重要力量。青齐清河崔氏致力于北方儒家礼教的复兴，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们贯彻儒家“先富后教”教义，按循吏标准为官，即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推行教化，办教育，以传播汉族礼乐文明。
（1）富民德政
崔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爱民，甚著声绩，二州怀其德泽，百姓追思之”[37]。崔休的“德泽”内容不外乎富民，且立身清正，才为百姓追思。
崔亮“除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浅不通船，行人艰阻，亮渭僚佐曰：‘昔杜预乃造河梁，况此有异长河，且魏晋之日自有桥，吾今决欲营之。’……桥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犹名崔公桥。……三辅服其德政。……亮在雍州，读《杜预传》，见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遂教民为碾。及为仆射，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造水碾数十区，其利十倍，国用便之”[38]。 崔亮读书重视济时利民的措施，除害兴利，关心人民生活，这同样属于循吏富民内容。
（2）教化立学
崔光伯任北海太守期满，肃宗下诏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风远著，兼其兄光韶复能辞荣侍养，兄弟忠孝，宜有甄录，可更申三年，以厉风化。”[39]
崔休任勃海太守时，“时大儒张吾贵有盛名于山东，四方学士咸相宗慕，弟子自远而至者恒千余人。生徒既众，所在多不见容。休乃为设俎豆，招延礼接，使肆业而还，儒者称为口实”[40]。崔休此举实际上为设立郡学，但又不是在执行朝廷指令行事，完全出于他的文化使命感，直接继承了汉代循吏传统。
在促进民族融合和传播传统文化方面，清河崔氏女性的贡献功不可没。房景伯母子现身说法，以身作则，宣传儒家礼教的“孝”价值观念。
景伯为清河太守，每有疑狱，常先请焉。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为之悲伤，入白其母，母曰：“吾闻闻不如见，山民未见礼教，何足责哉？但呼其母来，吾与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见汝事吾，或应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处之于榻，与之共食。景伯之温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过求还。崔氏曰：“此虽颜惭，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经二十余日，其子叩头流血，其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终以孝闻。[41]
清崔及其姻亲成员大多熟谙南朝律令体制，明习典故，他们多次参定各项礼仪律令的重大改革，从而在孝文帝改革及此后北魏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崔休“转长史，兼给事黄门侍郎，参定礼仪。……休久在台阁，明习典故，每朝廷疑议，咸取正焉。诸公咸谓崔尚书下意处不可异也”[42]。不过对北魏制度建设影响最大的还要首推经学大师彭城刘芳和崔光。孝文帝常说：“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43] “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44]。刘芳经学造诣之深令南朝王肃叹服不已。
高祖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则妇人髽；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而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夺其笄称。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鸡初鸣，栉纚笄总。’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45]
刘芳经学精洽，孝文帝下诏超迁刘芳为国子祭酒。“芳沉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动相顾访”[46]。孝文帝时期，崔光、刘芳等人主要参与了以下重大改革。孝文帝改革度量衡制度时，“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时（孝文帝）亦准议令施用” [47] 。太和十三年（489）五月孝文帝下诏对大祭（祭天之礼）进行讨论，著作郞崔光持郑玄之学，主张仍保留两种祭法，将古制中除禘以外的三时之祭，进行一禘二祫的祭祀[48]。太和十四年（490）关于魏德的讨论中，崔光提出以魏为水德的意见，孝文帝诏准[49]。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咨询黄门侍郎崔光等人后，遵古典，实行汉朝制度中没有的终丧三临志哀制度[50]。
孝文帝驾崩，刘芳主持了丧事礼仪撰定工作，“高祖自袭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51]，侍中崔光兼太常卿议定孝文帝昭穆，认为太祖既然改变，昭穆应当依次而变更[52]。景明元年（500），刘芳上表奏请宣武帝立学得到批准[53]。宣武帝正始元年（504）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刘）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 [54]。刘芳以社稷无树，上疏以为宜植以松，世宗宣武帝从之。永平三年（510）宣武帝 “诏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参定舞名并鼓吹诸曲”[55]。
孝明帝继位后，延昌四年（515）三月，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应祫祭于太祖，……谨准古礼及晋魏之议，并景明故事，愚谓来秋七月，祫祭应停，宜待年终乃后祫趾。”[56] 诏准。依据侍中崔光提出的汉和熹邓后荐祭故事，胡太后垂帘听政，摄行初祀 [57]。熙平元年（516）九月，侍中、仪同三司崔光上表：“奉诏定五时朝服，案北京及迁都以来，未有斯制，辄勒礼官详据。” [58]熙平二年（517），侍中、领著作郎崔光等议庙配之礼，认为世祖太武皇帝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宜配明堂，令依议施行[59]。孝明帝神龟元年（518）侍中、国子祭酒、仪同三司崔光上言：“被台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议至尊、皇太后、群臣服制轻重。……如臣所见，请依康成之服缌，既葬而除。’愚以为允。” [60]诏可。此年崔光还奏请修整曹魏《石经》，“（崔）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者，计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补治之。于后，灵太后废，遂寝”[61]。正光二年（521）二月，孝明帝亲释奠国学，讲《孝经》，国子祭酒崔光执经南面，百僚陪列。十二月，司徒崔光受诏与安丰王延明等议定服章。正光三年（522），太保崔光奏请甄免河西大儒敦煌刘昞子孙碎役。“（正光）四年六月诏曰：‘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太保启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河西人以为荣。”[62]正光三年（522）11月，北魏颁行《正光历》，此历为崔光综合张龙祥、李业兴等九家历法而成。
综上所述，可见，十六国北朝时期，历经丧乱、多次迁徙的青齐清河崔氏，既基本保持了汉魏以来形成的儒学礼法世族文化传统，又能够从南北学术中不断地汲取滋养，为这段历史时期齐鲁文化传承、演变的重要代表。他们逐渐濡染佛教文化，大多儒佛玄兼修，在南北学术文化的发展、交融和演变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为北方儒学礼教政治的全面推行做出了突出贡献。
注释：
[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9《王浚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48页。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1，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872页。
[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12－2813页。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1，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874－2875页。
[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06－2807页。
[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1，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890页。
[7]（北齐）魏收《魏书》卷32《崔逞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57页。
[8] 同上。
[9]（唐）李延寿《北史》卷44《崔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15页。
[10]《北史》卷44《崔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29页。
[11]（北齐）魏收《魏书》卷32《崔逞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58页。
[12]《崔玄伯传附传》，同上，卷24，第626页。
[13]《崔玄伯传附崔道固传》，同上，第630页。
[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2，中华书局 1976年版，第4148－4149页。
[15]（北齐）魏收《魏书》卷69《崔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25页。
[16]《崔光传》，同上，卷67，第1487页。
[17]《崔亮传》，同上，卷66，第1476页。
[18]《高允传》，同上，卷48，第1089页。
[19]（唐）李延寿《北史》卷26《刁雍传附刁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50页。
[20]《崔挺传》，同上，卷32，第1172页。
[21]（北齐）魏收《魏书》卷66《崔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76页。
[22]《刘芳传》，同上，卷55，第1219页。
[23]《列女传》，同上，卷92，第1890页。
[24]《房法寿传附传》，同上，卷43，第977－978页。
[25]《刘休宾传》，同上，第964，969页。
[26]（唐）姚思廉《梁书》卷50《刘峻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01页。
[27] 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9页。
[28]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0页。
[29]（北齐）魏收《魏书》卷35《崔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27页。
[30]《术艺传》，同上，卷91，第1970页。
[31]《崔玄伯传附僧渊传》，同上，卷24，第631页。
[32]（梁）萧子显《南齐书》卷51《崔慧景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76页。
[3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3，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465页。
[34]（北齐）魏收《魏书》卷67《崔光传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01页。
[35]（唐）李延寿《北史》卷27《寇俊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93页。
[36]（北齐）魏收《魏书》卷67《崔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99页。
[37]《崔休传》，同上，卷69，第1526页。
[38]《崔亮传》，同上，卷66，第1477页。
[39] 同上，第1485页。
[40]《崔休传》，同上，卷69，第1526页。
[41]《列女传》，同上，卷92，第1890－1891页。
[42]（唐）李延寿《北史》卷24《崔逞传附休传》，中华书局74年版，870－871页。
[43]（北齐）魏收《魏书》卷67《崔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87页。
[44]《郭祚传》，同上，卷64，第1422页。
[45]《刘芳传》，同上，卷55，第1220页。
[46]
同上，第1226页。
[47]《景穆十二王传广平王洛候传》，同上，卷19，第457页。
[48]《礼志一》，同上，卷108，第2742页。
[49]《礼志一》，同上，第2745－2746页。
[50]《文成五王传广川王略传附谐传》，同上，卷20，第527页。
[51]《刘芳传》，同上，卷55，第1221页。
[52]《儒林传孙惠蔚传》，同上，卷84，第1853页。
[53]《刘芳传》，同上，卷55，第1222页。
[54] 同上。
[55]《乐志》，同上，卷109，第2832页。
[56]《礼志二》，同上，卷108，第2761－2762页。
[57]《皇后列传》，同上，卷13，第338页。
[58]《礼志四》，同上，卷108，第2817页。
[59]《礼志二》，同上，第2763页。
[60]《礼志四》，同上，第2808页。
[61]《崔光传》，同上，卷67，第1495页。
[62]《刘昞传》，同上，卷52，第1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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