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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来源
拓跋氏入主中原之时， 汉化水平极低， 其俗
以迁徙游牧为业， 昭成帝什翼犍时， 遣燕凤出使
前秦， 燕凤对苻坚曰： “北人壮悍， 上马持三
仗， 驱驰若飞…… 军无辎重樵爨之苦， 轻行速
捷， 因敌取资。” ［1］ （p． 609） 昭成帝对苻坚所说的 “漠
北人能捕六畜， 善驰走， 逐水草而已” ［2］ （p． 2899） 也
可证明 此点。 当 昭成帝欲定都于灅源川， 筑城
郭， 起宫室时， 平文皇后王氏反对的理由 也是
“国自 上世， 迁徙为业。 今事难之后， 基业未
固。 若城郭而居， 一旦寇来， 难卒迁动” ［1］ （p． 323） 。
由于习俗的差异， 至桓穆二帝时， 拓跋氏最早任
用的 一 批 汉 人 尚 以 西 晋 为 归 宿， 例 如， 卫 操
“劝桓帝匡助晋氏” ［1］ （p． 599） ； 卫雄、 姬澹在六修之
难时 “谋欲南归”； 与卫操同 时归 附的 宗室乡
亲， 经六修之难后， “存者多随刘琨任子遵南
奔” ［1］ （p． 602） ； 莫含为刘琨派遣入魏时内 心极为不
愿， 在刘琨喻以 “觊灭残贼， 报雪大耻” ［1］ （p． 603）
的大义后方始入代。 昭成所任汉人止燕凤、 许谦
二人， 燕凤 “博综经史， 明习阴阳谶纬” ［1］ （p． 609） ，
不应昭成帝礼聘， 代人在昭成帝屠城的威胁之
下， 始将燕凤送入。 卫操、 莫含、 燕凤等这批最
早归附拓跋氏的汉人皆为代人， 其入魏当受到地
— 8 7 —
理位置或战乱的影响， 入魏后虽受到表面上的礼
遇， 然内心却向往中原。
道武帝复国以来， 大量的汉人包括汉人士族
开始进入北魏政权， 其来源大致有四种途径： 一
是道武帝平慕容宝所获的后燕士人， 如崔宏、 董
谧、 高湖、 崔逞、 封懿、 宋隐、 张浦、 公孙表、
贾彝、 贾润、 晁崇、 李顺、 郦范、 高祐等。 另，
献文帝皇兴三年 （469 年） 平定青齐地区也获得
不少原属中原豪族或来自 南朝的士人 ① ， 如崔道
固、 刘休宾、 房法寿、 刘 芳、 崔 亮、 崔 光、 高
聪、 袁翻、 傅永、 成淹等； 二是刘裕灭后秦及篡
晋时逃往北魏的汉族士人， 如司马楚之、 司马景
之、 司马叔璠、 司马天助、 刁 雍、 王慧龙、 袁
式、 薛辩、 严棱等； 三是太武帝破凉州所得凉州
士人， 如李宝、 源贺、 毛修之、 赵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张湛、 宗钦、 段承根、 阚 骃、 刘
昞、 赵柔、 索敞、 阴仲达、 程骏等； 四是通过征
召礼聘而至的汉族高门， 如明 元帝 “诏分遣使
者巡求儁逸， 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 及有文
武才干、 临疑能决， 或有先贤世胄、 德行清美、
学优义博、 可为人师者， 各令诣京师， 当随才叙
用， 以赞庶政” ［1］ （p． 52） 。 孝文帝即位之初即下诏
州郡强调 “自 今所遣， 皆门 尽州 郡之高， 才极
乡闾之选” ［1］ （p． 137） ， 太和年间 更是 “选尽物望，
河南人士， 才学之徒， 咸见申 擢” ［1］ （p． 969） 。 而规
模最大当推太武帝神 四年 （431 年） 的征士活
动， 被征而至者， 据高允 《征士颂》 所载为 34
人： 卢玄、 崔绰、 燕崇、 常陟、 高毗、 李钦、 许
堪、 杜铨、 韦阆、 李诜、 李灵、 李遐、 张传、 祖
迈、 祖侃、 刘策、 许琛、 宋宣、 刘遐、 邢颖、 高
济、 李熙、 游雅、 崔建、 宋愔、 潘天符、 杜熙、
张纲、 张诞、 王道雅、 闵弼、 郎苗、 侯辩、 吕季
才， 加上高允计 35 人。 这四种途径使得北魏政
权中的汉族士人， 与早期的仅限于边境之民相
比， 在来源方面更加多样化， 这些人虽来自 于不
同地域、 具有不同的家族出身和生活经历， 但当
聚集到北魏朝廷时， 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汉族文化
和学术的代表， 汉族士人的共有身份将其与代北
武人或鲜卑王室截然区分开来。
二、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生活环境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生活环境， 首先表现为文
化环境的尴尬。 众所周知， 一个民族要接受一种
异质文化并不是毫无阻力的， 虽然北魏前期汉化
的脉络比较清晰， 汉化的轨迹也较为明显， 但汉
化的进程在北魏前期不是一帆风顺的， 鲜卑旧俗
也曾以其惯有的势力对汉化形成种种阻碍。 在拓
跋氏的早期社会里， 些许的汉化都被认为异常现
象， 而加以抵制， 此为陈寅恪先生所说 “反汉
化” ［3］ （p． 240） 。 如文皇帝沙漠汗为太子时， 曾 被派
至洛阳， 观察风土人情， 回国后即为诸部大人所
害， 原因是： “太子风彩被服， 同于南夏， 兼奇
术绝世， 若继国统， 变易旧俗， 吾等必不得志，
不若在国诸子， 习本淳朴” ［1］ （p． 4） 。 其中当然有权
力争夺的因素， 但对 “变易旧 俗” 的恐惧也是
文皇帝遇害的一大原因。 又如贺狄干被姚兴扣留
在长安， “因习读书史， 通 《论语》、 《尚书》 诸
经， 举止风流， 有似儒者”。 归 国 后，
道武帝
“见其言语衣服类中 国， 以 为慕而习 之， 故忿
焉， 既而杀之” ［4］ （p． 760） 。 可见， 道武帝对汉族文
化其实是有所排斥的。 道武帝攻中山时， 六军乏
粮， 崔逞据 《诗经》 中有 “飞鸮食椹而改音”
的记载， 建议取桑葚为食， 道武帝即认为崔逞有
意侮慢。 《魏书· 崔逞传》 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情， 可以窥见魏初统治者的汉文化水平：
天兴初， 姚兴侵司 马德宗襄阳戍， 戍将郗恢
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 遵以闻。 太祖诏逞与张衮
为遵书以 答。 初， 恢与 遵书 云: “贤兄虎步中
原”， 太祖以言悖君臣之体， 敕逞、 衮亦贬其主
号以 报之。 逞、 衮乃 云 “贵 主”。 太 祖 怒 曰 :
“使汝贬其主以 答， 乃 称 贵主， 何若贤兄也! ”
遂赐死 ［1］( p． 758) 。
连外交辞令的真正含义都不能分清。 主要原
因仍在于统治者以鲜卑文化文本对汉文化持排斥
态度， 正如宋人叶适所曰： “拓跋迁都平城， 纯
用胡 俗法控勒诸夏” ［5］ （p． 491） 。 甚至到 太武帝时，
伊馛在讨凉州的问题上与崔浩意见一致， 太武帝
认为， 伊馛乃代北 “弓马之士”， 惊异于其能有
此种见解， 崔浩曰： “何必读书， 然后为学。 卫
青、 霍去病亦不读书， 而能大建勋名， 致位公
辅” ［1］ （p． 990） ， 太武帝深以 为然。 不仅帝王如 此，
代北武人亦是对汉文化及自 身的汉化持鄙弃态度
的， 如崔浩称美王慧龙， 即引来司徒长孙嵩的不
悦， 以为 崔 浩 “叹 服 南 人， 则 有 讪 鄙 国 化 之
意”， 太武帝也怒而 “召浩责之” ［1］ （p． 875） 。 又如穆
寿凌辱崔浩， 并对其子穆师说： “但令吾儿及
我， 亦足胜人， 不须苦教之” ［1］ （p． 665） 。 可见， 北
魏帝王及代北武人对自 身与对汉族士人的定位是
不同的， 认为汉人士族是知识和文化的代表， 而
代北鲜卑则以武力为长。 这种贫瘠的文化环境，
容易使汉族士人激发出一种文化上的隔膜之感。
除此之外， 北魏政权中心所在的平城的地理
环境， 也使汉族士人望而生畏。 汉族士人进入北
魏政权， 一般是前往代京即平城做官， 而平城的
地理位置在 “恒山山脉以北， 北有长城与蟠羊
山， 西北即云中地， 再北有阴山山脉， 是四塞地
形， 中有桑干水主支流蜿蜒其间， 平城约居中
— 9 7 —
① 唐长孺著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云： “青齐地区完全
是地方豪强掌握的世界， 而这些地方豪强却不是土著， 多半是
随慕容德南渡的河北大姓。”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第 98 页。
央。” ［6］ （p． 45） 离开家乡来到边塞之城多少有点背井
离乡 的感觉。 太武帝时， 仇广、 仇盆 “皆不乐
入平城” ［1］ （p． 2013） ， 不仅如此，
“是时东方罕有仕
者” ［1］ （p． 2013） 则 透露出 更多 士 人不愿至平城的 信
息。 这也成为孝文帝将国都迁离平城的一个原
因， 孝文帝在迁都前独自 对任城王澄说： “国家
兴自 北土， 徙居平城， 虽富有四海， 文轨未一，
此间用武之地， 非可文治， 移风易 俗，
信为甚
难” ［1］ （p． 464） 。 迁都之时的下诏即公开表明了 这一
点：
（平城） “土非沃壤之区， 典乘三千之域，
虞夏之所弃绝， 殷周之所莫顾。 得之不足以居
众， 有之不足以广 弓广。 地非物象之所生， 气靡中
和之所致。 处瘠人劳， 在阴志惨。 故令礼让弗
兴， 虞芮递竞。” ［7］ （p． 275） 于此可见出北魏前期士人
所处生活环境之一斑。
政治环境的残酷也需要关注。 “魏初法严”，
拓跋氏以戎马定王业， 以武功平海内， 因而以刑
罚为治， 政治气氛较为恐怖， 许多士人无辜被
杀， 正如 《魏书· 李䜣传》 史臣曰： “魏氏之有
天下， 百余年中， 任刑为治， 蹉跌之间， 便至夷
灭” ［1］ （p． 1043） 。 北魏的 严刑峻法始于穆帝拓跋猗
卢， 至道武帝时愈演愈烈， 赵翼 《廿二史札记》
“后魏刑杀太过” 条对此有过详细论述：
后魏起北方， 专以刑杀为政令。 自 猗卢 为代
王， 即严刑峻法， 诸部人多 以违命得罪， 凡后期
者， 举部戮之。 或有宗室相携悉赴死所， 或问何
往， 曰当 就诛戮， 其威严如此。 道武帝以秦王觚
使于燕， 为所害， 及克中山， 收害觚者傅高霸、
程同 等， 皆夷五族， 以 大刃 挫杀之。 其讨刘 卫
辰， 收其子弟宗党， 无少长五千余人， 尽戮死。
末年每朝臣至前， 追其旧恶辄杀之。 其余或以颜
色动变， 或以喘息不调， 或以行步乖节， 或以言
词失措， 皆以为怀恶在心， 变见于外， 乃手自 殴
击， 死者皆陈天安殿前 ( 道武时， 尝 有神巫谓
帝当 有暴祸， 惟灭 “清河”、 杀 “万人” 乃 可
免。 帝乃灭清河一 郡， 尝 手自 杀人， 欲其数满
万， 或乘辇手剑击檐辇者脑， 一人死， 一人代，
第 一行死者数十。 有爱妾名万人， 与 帝子清河王
绍私 通， 惧 事 发，
乃 弑 帝。 临 死， 始 悟 “清
河”、 “万人” 之谶， 在此二人也)
［8］( pp． 302 － 303)
。
历次屠杀之中必定包括无数的汉族士人， 而
太武帝时的崔浩 “国史之狱” 则使北方士族元
气大伤， 恐怖氛围也到达顶点， 士人的生存环境
急剧恶化， 处于动辄得咎的境地之中。
三、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心态探析
艰险的文化地理环境、 残酷的政治环境， 形
成了北魏前期士人复杂而独特的心理状态， 总体
来说就是谨慎内敛、 以道自 守、 与北魏政权保持
若即若离的关系。
道武帝复国以来， 随着国力的增强和领域的
扩张， 建立国家政权并使之运转等当务之急也相
伴而来， 因此， 不得不任用汉人。 而当时北方中
国的豪族仍有不容小觑的势力， 争取豪门大族的
支持对北魏政权来说至关重要。 据此， 统治者便
将拉拢对象集中于这些高门士族， 任之政务， 给
以尊礼。 与初期的卫操、 莫含、 燕凤等身在平城
而心向南方不同， 此期汉人士族尽力新朝， 勤勉
为治， 以天下为己任， 以建功立业自 许。 如张衮
“常参大谋， 决策帏幄……遂策史委质， 竭诚伏
事。” ［1］ （p． 613） 可谓满腔热忱的投身新朝之中，
“率
心奉上， 不顾嫌疑”。 邓渊也是如此， “明解制
度， 多识旧事， 与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 律令、
音乐， 及军国文记诏策， 多渊所为” ［1］ （p． 635） 。 崔
宏 “与张衮对总机要， 草创制度”， 议定国号为
“魏”， 为道武帝备问 “古今旧 事， 王者制 度，
治世之则”， “制官爵， 撰朝仪， 协音乐， 定律
令， 申科禁， 玄伯总而裁之， 以为永式” ［1］ （p． 621） ，
可以称 为 北 魏 建 国 的 设 计 师。 道 武 帝 对 崔 逞
“礼遇甚重”， 崔逞也为北魏献计献策。 但道武
帝的好杀， 以及平城内抵制汉化的氛围， 尤其是
道武帝赐死崔逞后， 张衮因 “未尝与崔逞相见，
闻风称 美” ［1］ （p． 614） 引 来道武帝 的 愤 恨，
邓 渊 虽
“谨于朝事， 未尝忤旨” 却无辜被杀 ① ， 这些事
实使得汉族士人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 采取一种
与政权若即若离的态度。 史载： “太祖季年， 威
严颇峻， 宫省左右多以微过得罪， 莫不逃隐， 避
目 下之变” ［1］ （p． 807） 。 许多汉人士族视平城为畏途，
不愿参与政权。 《魏书· 崔逞传》 载司马休之等
人归附北魏的举动很能说明问题：
司 马德宗荆州 刺史司 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
所逐， 皆将来奔， 至陈留南， 分为二辈， 一奔长
安， 一归广固。 太祖初闻休之等降， 大悦， 后怪
其不至， 诏兗州 寻访， 获其从者， 问 故， 皆曰 :
“国家威声远被， 是以休之等咸欲归阙， 及闻 崔
逞被杀， 故奔二处。” ［1］( p． 758)
司马休之等人明显持一种观望狐疑的心态，
这与崔宏避乱首选江南而不选北魏， 以及崔逞内
徙时的心态和做法并无二致， “逞之内徙也， 终
虑不免， 乃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 令归慕容
德， 遂奔广固。 逞独与小子颐在平城” ［1］ （p． 758） 。
崔逞被杀事件在士人心理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汉族士人与北魏政权之间的关系又退回到完全隔
膜的状态之中。 更多的士族则选择不应朝廷征召
的不合作态度， 例如， 宋隐被道武帝所征， “固
辞以病， 而州郡切以期会， 隐乃弃妻子， 间行避
焉。 后匿于长乐之经县， 数年而卒。 临终谓其子
— 0 8 —
① 《魏书· 邓渊传》 载： “其从父弟晖为尚书郎， 凶侠好
奇， 与定陵侯和跋厚善。 跋有罪诛， 其子弟奔长安， 或告晖将
送出之。 由是太祖疑渊知情， 遂赐渊死， 既而恨之。”
侄等曰： ‘苟能入顺父兄， 出悌乡党， 仕郡幸而
至功曹史， 以忠清奉之， 则足矣， 不劳远诣台
阁。 恐汝不能富贵， 而徒延门户之累耳。 若忘吾
言， 是 为 无 若 父 也， 使 鬼 而 有 知， 吾 不 归 食
矣’ ” ［1］ （pp． 773 － 774） 。 这番话对北朝朝廷之中的险恶
形势认识的 比较清楚， 而 “太宗以郡国 豪右，
大为民蠹， 乃 优诏征之。 民多恋本， 而长吏逼
遣” ［1］ （p． 622） ， 太武帝时依然存在 “辟召贤良， 而
州郡多逼遣之” ［1］ （p． 81） 的现象， 也都从侧面说明
了这种现象。 李先之子李密于天兴年间对李先提
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子孙永为魏臣， 将复事他
主也？” ［1］ （p． 792） 体现出士人对北魏政权的信心发生
了动摇。
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以后， 为了缓解这种士人
与政权离心的局面， 一方面加大了对北方第一流
高门 士族征召 礼聘的 力 度， 如 神 四 年 （431
年） 征士所涉及的对象有范阳卢玄、 博陵崔绰、
赵郡李灵、 河间邢颖、 勃海高允、 广平游雅、 太
原张伟等 42 人， 这些人 “皆贤俊之胄， 冠冕州
邦， 有羽仪之用 ” ［1］ （p． 79） ； 另 一方面， 则摆出 更
加虚心礼贤下士的态度， 针对州郡逼遣士族的做
法， 下诏制止。 太武帝继承了 明 元帝 “礼爱儒
生” 的特点， 如呼李欣曰 “李公”、 “甚见礼待”
高允、 “甚见亲宠” 李孝伯， 对崔浩更是 “世祖
每幸浩第， 多问以异事。 或仓卒不及束带， 奉进
疏食， 不暇精美。 世祖为举匕箸， 或立尝而旋。
其见宠爱如此” ［1］ （p． 818） 。 在此情形之下， 士人重
又唤起了 积极进取的热情， 李孝伯 “每朝廷大
事有不足， 必手自 书表， 切言陈谏。 或不从者，
至于再三” ［1］ （p． 1172） 。 王慧龙临终之时无限惋惜未
能建功立业以报效魏主的赏识：
( 太平) 真君元年 …… 临 没， 谓 功 曹 郑 晔
曰:
“吾羁旅南 人， 恩非 旧 结， 蒙圣朝 殊特之
慈， 得在疆场效命。 誓愿鞭尸 吴市， 戮坟江阴 。
不谓婴此重疾， 有心莫遂。 非唯仰愧国灵， 实亦
俯惭后土。 修短命也， 夫复何言? 身殁后， 乞葬
河内 州 县之东 乡 ， 依古墓而 不 坟， 足藏发齿而
已。 庶魂而有知， 犹希结草之报。” ［1］( p． 877)
但是， 崔逞被杀所引起的恐惧心理阴影依然
存在， 太武帝 “果于诛戮” 的情形也时有发生，
朝廷之中掌握实权的仍然为代北武人。 因此， 士
人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也谨慎小心， 时刻保持着警
惕。 如张黎 “忠 于奉上， 非公事不言” ［1］ （p． 693） ；
崔浩在别人请书 《急就章》 时， “必称 ‘冯代
强’ ， 以示不敢犯国， 其谨也如此” ［1］ （p． 827） ； 当崔
浩极力恢复五等之爵时， 卢玄劝其三思而行曰：
“夫创 制 立事， 各有其时， 乐 为 此者， 讵几 人
也？ 宜其三思” ［1］ （p． 1045） ， 因为这虽与国家有利，
却会触犯宗室贵族， 需仔细考虑此事所带来的后
果， 崔浩不听， 果然酿成惨剧。 当崔浩为了实现
自 己的政治理想， 推行雷厉风行的改革之时， 他
放弃了先前谨慎的作风， 高自 标置， 没有充分考
虑到 错 综 复 杂 的 政 治 局 势， 酿 成 惨 祸。 崔 浩
“国史之狱” 可谓北魏前期最大的惨案， 也是中
国古代少有的文字狱， 其牵连之广， 被杀士族之
多， 真是令人触目 惊心：
自 浩 已 下、 僮 吏 已 上 百 二 十 八人皆 夷 五
族 ［1］( p． 1071) 。
清河崔氏无远近， 范阳卢 氏、 太原郭氏、 河
东柳氏， 皆浩之姻亲， 尽夷其族。 初， 郄标等立
石铭刊 《国 记》， 浩尽述国 事， 备而不典。 而石
铭显在衢路， 往来行者咸以为言， 事遂闻发。 有
司 按验浩， 取秘书郎吏及长历 生数百人意状。 浩
伏受赇， 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 ［1］( p． 826) 。
“国史之狱” 不仅造成了崔浩阂门就戮的家
族惨案， 同时也给清河崔氏、 范阳卢氏、 太原郭
氏、 河东柳氏等北方第一流的高门士族以毁灭性
的打击， 元人胡三省就此感慨曰： “浩所连姻，
皆士望也， 非有憑附属请之罪， 以浩故皆赤其
族。” ［9］ （p． 3943） 此后， 硕果仅存的汉族士人在北魏
政权中临深履薄， 在战战兢兢、 谨小慎微中度
日 ， 逐渐形成了 封闭自 守的心态。 郭祚 “每以
孤门往经崔氏之祸， 常虑危亡， 苦自 陈挹， 辞色
恳然， 发于诚至” ［1］ （p． 1426） 。 李孝伯的谨慎小心甚
至到了毫发无遗的程度， 其为人称道竟然也在于
无迹可寻其瑕疵之处。 李氏 在上疏切谏之后，
“削灭稿草， 家人不见。 公庭论议， 常引 纲纪，
或有言事者， 孝伯恣其所陈， 假有是非， 终不抑
折。 及见世祖， 言其所长， 初不隐人姓名以为己
善。 故衣冠之士， 服其雅正。 自 崔浩诛后， 军国
之谋， 咸出孝伯。 世祖宠眷有亚于浩， 亦以宰辅
遇之。 献 替 补 阙，
其 迹 不 见， 时 人 莫 得 而 知
也” ［1］ （p． 1172） ， 正如 《魏书》 本传史臣曰：
“李孝
伯风范鉴略， 盖亦过人远甚。 世祖雄猜严断， 崔
浩已见诛夷。 而入参心膂， 出 干政事， 献可替
否， 无际可寻， 故能从容任遇， 以功名始卒。 其
智器固以优乎？” ［1］ （p． 1189） 实乃情势使然的不得已
之举。 直到孝文帝时的李冲依然如此， “谦以自
牧， 积而能散， 近自 姻族， 逮于乡 闾， 莫不分
及。 虚己接物， 垂念羁寒， 衰旧 沦屈 由 之跻叙
者， 亦以多矣。 时以此称之” ［1］ （p． 1180） ， 虽然李冲
为文明太后所宠幸， 但其兄子李韶仍 “恒有忧
色， 虑致倾败” ［1］ （p． 1189） 。 高绰亦以 “一生自 谓无
愆规矩” 自 许， 封轨则 “以务德慎言， 修身之
本” ［1］ （p． 766） 。 士人竟然要靠昏痴平庸才得以免害，
如孝文帝初期的王嶷任南部尚书 14 年， “时南
州多事， 文奏盈几， 讼者填门。 嶷性儒缓， 委随
不断， 终日 在坐， 昏睡而已。 李䜣、 邓宗庆等号
为明察， 勤理时务， 而二人终见诛戮， 余十数人
或黜或免， 唯嶷卒得自 保。 时人为之语曰： ‘实
— 1 8 —
痴实昏， 终得保存’ ” ［1］ （pp． 775 － 776） 。
士人们完全将自 己封闭起来， 高允可的心态
非常具有代表性。 高氏受崔浩 “国史之狱” 的
牵连， 几至丧命， 得恭宗极力苦谏方才幸免， 此
后高允更加内敛， “历事五帝， 出入三省， 五十
余年， 初无谴咎” ［1］ （p． 1089） ， 游雅与之游处 40 年，
“未尝见其是非愠喜之色” ［1］ （p． 1077） ， 垂暮之时，
中黄门苏兴寿亦称其 “共允接事三年， 未尝见
其忿色” ［1］ （p． 1089） 。 负责修史， 然而，
“不能专勤
属述， 时与校书郎刘模有所缉缀， 大较续崔浩故
事， 准 《春秋》 之体， 而时有刊正” ［1］ （p． 1086） ， 可
见对崔浩事件仍心有余悸； 高允一生都在奉行
“儒者优游， 不以断决为事” 的处世方式， 可见
将内心收敛至何种状态。 高允还常怀谦退之心，
“初与允同征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 及允部下吏
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 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
徙官” ［1］ （p． 1076） 。 对家族子弟也是如此，
“是时贵
臣之门， 皆罗列显官， 而允子弟皆无官爵。 其廉
退若此” ［1］ （p． 1088） 。 完全是一种随缘任运、 无可无
不可的态度了。 高允之子高怀受其父的影响， 也
是 “恬淡退静， 不竞世利， 在散辈十八年不易
官” ［1］ （p． 1090） 。 可以说， 谨慎内敛乃是北魏前期士
人的一贯心态， “国史之狱” 后更是走向了封闭
自 守。
北魏前期士人心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
道自 守， 在清贫的生活之中泰然处之。 太和八年
（485 年） 俸禄制尚未颁行之前， 百官无禄， 清
廉的士人常处于窘困的生活状态之中。 如崔宏
“俭约自 居， 不营产业， 家徒四壁； 出 无车乘，
朝晡步上； 母年七十， 供养无重膳” ［1］ （p． 621） ； 李
冲在得幸于文明 太后之前 “家素清贫”； 贾秀
“自 始及终， 历奉五帝， 虽 不至大官， 常掌机
要。 而廉清俭约， 不营资产” ［1］ （p． 793） 。 支撑汉族
士人坦然面对贫素生活的动力即是学术文化的优
异， 处身鲜卑旧俗较盛的北魏朝廷， 士人对自 己
的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身份是十分自 豪的， 例
如， 封孚归附时， “太祖数引 见， 问以慕容旧
事。 懿应对疏慢， 废还家” ［1］ （p． 760） ， 对鲜卑即颇
存轻视之心。 索敞虽 “在位清贫”， 然其在意的
则是自 己儒学的优异， “以儒学见拔， 为中书博
士。 笃寝训授， 肃而有礼。 京师大族贵游之子，
皆敬惮威严， 多所成益。 前后显达， 位至尚书牧
守者 数 十 人， 皆 受 业 于 敞。 敞 遂 讲 授 十 余
年” ［1］ （p． 1162） ； 常爽 “不事王侯， 独守闲静， 讲肄
经典二十余年， 时人号为 ‘儒林先生’ ” ［1］ （p． 1849） ；
平恒 “廉贞寡欲， 不营资产， 衣食至常不足，
妻子不免饥寒”， 但仍然 “安贫乐道， 不以屡空
改操”， “恒耽勤读诵， 研综经籍， 钩深致远，
多所博闻” ［1］ （p． 1845） 。 许多士人能在艰苦的生活环
境 之 中 以 道 自 守， 如 胡 方 回 “ 清 贫 守
道” ［1］ （p． 1149） ； 袁式 “沉靖乐道”，
“虽羁旅飘泊，
而清贫守度， 不失士节， 时人甚敬重之， 皆呼曰
袁谘议” ［1］ （p． 880） ； 崔模 “不营荣利”，
却 “守志
确然” ［1］ （p． 627） 。 更多的士人则时刻不忘励志笃学，
如刘芳归 国 后 “虽处穷窘之中， 而业尚 贞固，
聪敏过人， 笃志坟典。 昼则佣书， 以自 资给， 夜
则读诵， 终夕不寝， 至有易衣并日 之敝， 而淡然
自 守， 不汲汲于荣利， 不戚戚于贱贫” ［1］ （p． 1219） ；
崔光 “家 贫 好 学， 昼 耕 夜 诵， 佣 书 以 养 父
母” ［1］ （p． 1487） ； 张湛至京师时，
“家贫不粒”， 常得
到崔浩的衣食接济， 然 “操尚无亏” ［1］ （p． 1154） ； 梁
祚 “笃志好学”、 “清贫守素， 不交势贵”， “虽
羁贫窘而著述不倦”， 终于 “历治诸经， 尤善
《公羊春秋》、 郑氏 《易》， 常以教授” ［1］ （p． 1844） ；
房景先 “昼则樵苏， 夜诵经史， 自 是精勤， 遂
大通赡” ［1］ （p． 978） ； 高允在这方面也同样具有典型
性， 虽蒙受宠待， “而家贫布衣， 妻子不立”，
“惟草屋数间， 布被缊袍， 厨中盐菜而已”， 甚
至 “常使诸子樵采自 给” ［1］ （p． 1076） ， 清贫之中保持
士人本色不变。 这些士人不以贫窭易心， 安贫守
道， 以学术文化作为内在支撑， 较好的保持了汉
族士人的品质。
总之， 北魏前期士人心态随着环境氛围的变
化也呈现出起起伏伏、 曲曲折折的变化历程， 士
人们在积极进取与慎以避祸之间徘徊， 最终在崔
逞之死的阴影和崔浩 “国史之狱” 的震慑之下
走向封闭自 守。
［参 考 文
献］
［1］ 魏收． 魏书［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2］ 房玄龄． 晋书［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3］ 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 ． 合
肥： 黄山书社，1987．
［4］ 李延寿，等． 北史［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5］ 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7．
［6］ 毛汉光． 中国 中古政治史论［M］ ． 上海： 上海书店出 版社，
2002．
［7］ 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M］ ． 北京：
中华书局，2001．
［8］ ［清］ 赵翼著． 王树民校证． 廿二史札记校证［M］ ． 北京： 中华
书局，1984．
［9］ 司马光编著，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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