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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我们对红山文化有多少了解 一、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回顾 从二十世纪初鸟居龙藏在东蒙古地区进行的调查开始，对红山文化发现与认识至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按照不同的认识内容和方法，大致可将这百余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初-1955年代，这是一个由零星发现到从遗物（石器和陶器）的角度，对文化确认的过程。 第二阶段上世纪1956-1970年代，西水泉、南杨家营子、蜘蛛山、三道湾子、四棱山丰富了对遗物认识外，发现了红山文化房址、灰坑、陶窑等遗迹, 使得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遗迹和遗物的基本特征和相对年代有了初步准确的认识。兴隆洼、小河沿等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红山文化源流提供了基础。但是所有这些发现几乎都没有突破以往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已经涵括的内容。对本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提出辨识。 第三阶段上世纪1981-上世纪末，红山文化东山嘴、牛河梁、西台、白音长汗、二道梁等遗址突破性发现的年代，在内容和发展进程等方面都突破了以往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在红山文化分期、渊源、聚落形态、社会形态、原始宗教、玉器工艺等多方面，尤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都引发了全面且热烈的讨论。 第四阶段兴隆沟、魏家窝铺、上机房等大量遗址的发掘，多学科综合技术手段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的直接应用，拓展了对红山文化的认识和识读范围，为对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生态环境、生产力水平、文化谱系等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开始于上世纪末的对赤峰、朝阳地区区域性考古调查，以地理信息系统为依据对红山文化遗址分布特点、聚落及聚落群结构等给予了更高层次的把控。 二、目前我们对红山文化的整体认知 1、物质文化特征及其反映的红山人的生产生活 （1）居住 红山文化遗址具有以河流为纽带成群分布的特征，进而形成若干群系；每一群系又可以区别出不同的聚落群组；每组聚落包括的聚落数量不一，有的组会有一个面积偏大的中心聚落；往往有可能归属于某一聚落群的冢、坛或冢坛结合遗迹存在。 人们居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子里，居住面低于室外的地面。室内有灶，靠近门道便于排烟。居住面的柱洞用以立柱子支撑房梁及屋顶。据复原其应为攒尖顶四面坡的房屋。 （2）生产生活 科技考古告诉我们红山文化时期辽西地区气候温暖，植被是落叶阔叶林，通过植物浮选在魏家窝铺遗址获得了包括粟和黍两种谷物，以及其他植物种子。对这些浮选出土植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可知魏家窝铺先民在距今6000年左右已经种植粟和黍等农作物，但是其生产活动的主体应该是延续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采集渔猎传统，而属于农业的以粟和黍为代表旱作农业种植在当时仅是辅助性的次要的生产活动。 红山文化的石质工具从工艺上区分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之别，具体包括石耜、石斧、石铲、石刀磨盘、魔棒和石叶、石镞等，可用以农业生产的工具所占比例并不占有绝对优势，且同样也可用于砍伐、挖掘和研磨等狩猎、采集即加工活动。细石器较多，主要为复合工具上的石刃，石镞的数量相对较少。工具的特征与农业考古的结论一致显现该文化（早中期）农业不够发达，狩猎采集占据重要地位，动物及野生果实可能是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 有专门烧造陶器的窑场，尤其到红山文化晚期，祭祀用器大量的需求，可能催生一定范围集中的专门化生产；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工艺，以早期红山文化为例，西拉木伦河以南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以北则用泥圈套接的方法，也可能反应了技术背后的不同人群。陶器有泥质陶（包括彩陶）和夹砂陶。前者主要有盆、钵、壶、罐、盘等，后者主要制作筒形罐和斜口器。无论如何，丰富的陶器体现了红山人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和日益细化的生活细节。彩陶纹样主要是直线或几何纹，曲线图案以涡纹为主。 （3）制玉手工业（见张星德教授讲红山2） 3、人物塑像与祖先崇拜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有神庙和祭坛两种，是祭祀祖先的地方。 祭坛位于墓冢左近，如草帽山、半拉山和牛河梁的N2Z3、N2Z5和N5SCZ3都有发现。草帽山遗址位於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东北1公里的草帽山后梁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群。草帽山遗址沿东西分布积石冢3处，墓地面积达600平方米，石砌建筑十分规整，建筑形式前坛后冢，用琢成方形巨石砌筑的祭坛，层层叠起，有方有圆，匀称有序地筑成三层台阶。半拉山遗址祭坛在祭坛位于墓葬区北部，是利用石块围砌而成的一座近长方形的黄土台，其活动面经人工夯打较坚硬，表面发现有7个柱洞，分三排排列呈长方形。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上层Z3，位于Z1和Z2之间，近似长方形，保存较完整。方向148°。整个坛体由单层石块铺砌而成。石块质料大都为白色的石灰岩质，整个坛体显较纯的白色。坛的边框所用石料较大，向外一侧的边缘也较为平齐，使坛的边缘规整清晰。边框以内平铺的石块大小不一，摆放也无规律。牛河梁第二地点Z3位于N2Z2东侧，平面近正圆形。由三层以立石为界桩的阶台和坛上积石组成。三层坛阶台每层都以排列的立石组成石界桩，形成由外、中、内共3周同心圆状石界桩圈框定的坛的三层阶台，它们由外到内，渐有高起，共同构成祭坛的基础和轮廓。石桩全部选用安山岩，呈棕红色，在内石界桩圈以里20～50厘米范围，摆放筒形器。 牛河梁女神庙位于离积石冢相当距离的山梁之上，南北最长22米、东西最窄处2米、最宽处9米，方向南偏西20°。庙为半地穴式建筑，墙壁地下部分竖直，从地面以上呈拱形升起。庙分主体和单体两个单元，地上原立有木柱，柱内侧贴成束的禾草，再涂抹草拌泥土，形成墙面。墙面上做出多种规格的仿木条带，墙面上真正的装饰是壁画，已发现的几个残块都为朱、白两色绘出的几何形勾连回字纹图案，是为国内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壁画。 墓地的祭坛，用以祭祀人祖，即以祖先的亡灵为主要祭祀对象，附近祭坑出土的人物塑像可能就是他们祖先的形象，或与祖先活动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形象。独立存在的神庙中有主神和围绕主神的分层次的偶像群，则应该是以一人为中心至高无上观念设计出来的神的世界的体现，具有宗庙意义，是祭祖礼仪和礼的升华。 除了更大群体的共祖共神外，每个聚落可能也有自己的祖先敬仰和祭祀，兴隆沟、西水泉遗址房址中出土的人像可能均属此类。 4、动物崇拜与龙文化 出土的红山文化动物形象作品有玉石器和泥塑、彩陶图案三种。玉石器涉及的动物形象有猪（熊）、鸟、龟、蝉等，见于墓葬和祭祀遗址。彩陶仅见与龙相关的麟纹，都绘于随葬陶器或祭器表面。泥塑有熊和鸟，见于“女神庙”遗址。上述动物一般不见于生活居址，可见不是日常生活用品和装饰品。在“女神庙”中与女神共处，但与主室中央3倍于真人和主室内侧位2倍或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女神相比，位于南单室和主室顶部的泥塑则明显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如何应当是祭祀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神性的动物。其中的猪、熊、鸟等动物都应是龙的原型。 龙崇拜最早发生于辽河流域，第一阶段龙形象尚未完全与原型动物区分开来，可以通过龙的头部或身躯的局部特征清晰地辨认出其原型，进而分辨出他们是猪、是鹿、是鸟等等。此时龙身躯的主体部分已经发生变形，并以龙鳞表述其所处的特殊状态，但龙体形态的表达则相对随意，由龙鳞装饰的身躯是分合自由的。查海、赵宝沟和新乐下层文化的龙形象都大致处于这一阶段。红山文化阶段（晚期），龙体、龙鳞的形态定型化，龙体以修长、环转、一体加以表现，龙鳞为重环状，而龙头仍然保留部分原型动物特征。 龙在辽西地区一经出现，即具有了鲜明的特殊性。其形象表现了由原型动物去往神的世界的幻化过程，出土位置或在聚落中心（附近有祭祀性墓葬），或在特殊的房址，表明龙的信仰已经产生，并为族群中特殊人物所把持。红山文化时期，神化了的圣物龙，在积石冢和神庙存在，它以更高的形式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的。 三、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 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史中的地位呢？ 1、红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阶段 与氏族社会相违背的内容，显现了在红山文化中超越氏族体制的新权力的孕育与诞生。 独立于氏族公共墓地之外的族群特殊人物的墓地； 一人为中心的、墓葬位置和形制及随葬玉器具有一定等级之规； 在红山文化分布区，从南到北尚看不出地区间有明显差别。西拉木伦河以北出土的勾云形玉佩、马蹄状玉箍、玉雕龙和玉鸟等，都为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典型器。这几类玉器的种类、造型、工艺手法虽都甚为独特、复杂，却同牛河梁等遗址所出完全一样。玉器作为一种礼器，在这样广泛分布区内的高度规范化，可能反映出有严格规则制约； 像牛河梁如此大规模的祭祀中心的营造，需要统筹设计、布局和营建，应当存在有足以号令这个区域性族群的统一权力的存在； 模拟人间社会的神的等级化的存在。 2、文化碰撞融合是红山文化文明起源的重要诱因 辽河流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这一区域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又四通八达可与周边的远古文化发生联系。距今6500-5000年间，燕南及黄河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扩张，发展，使这里不仅是红山文化的舞台，同时也是前者的后方，是它们的舞台，不同族群的居民在此碰撞、融合。 在距今5500到5200年左右，在各地考古学文化群雄竞进，向文明迈进的过程中，红山文化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在人口增加、族群复杂的环境中，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先走一步，她兼容并收，开创了强化宗教神权、以玉为礼，发展和合共生的龙观念的文明进化模式，成为中华文明星空中第一颗星。 3、红山文化早期文明的特点 红山文明在物质上体现的特征包括： （1）公共权力通过宗教权力的集中得以实现，礼器中以宗教用器为大宗 （2）军事战争的作用不显著，显示军权的玉钺数量很少，且没有高于宗教性玉器的迹象 （3）礼器重种类不重数量，文明形成与社会财富的积累关系度远低于良渚等文化 （4）龙凤文化伴随文明起源的步伐同步发展 到今天为⽌，我们对红⼭文化的描述似乎涵盖了这个文化的众多⽅面，但是相对于她 1500年的历史，相对于她与我们5000余年的距离，实际还有太多疑问、太多的不足需要我们继续去探索。比如我们所知道的聚落，多数是早中期的，我们不了解同时期的墓葬，我们所说的积石冢以及文明，是晚期的事情，我们又不太清楚同时期的红山人怎么居住和他们的生业方式；我们看到了区域内不同传统的遗存，但尚不能清晰解释它们的来龙去脉，与此相关，红⼭山⽂文化的主⼈是谁? 他们从哪⼉儿来又去了哪里？还有太多太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去识读，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完） 文图由张星德教授提供，鸣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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