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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林昌 过去，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五帝与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并取得了显著成绩。随着中原以外有关五帝与夏商周时期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学者们开始考虑黄河文明与其他地区文明的比较。苏秉琦先生总结他几十年的考古体会，于三联书店出版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内中提出了文明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文明起源模式的“三类型”说。这些研究，虽然还都处于初创摸索阶段，但已为我们的深入讨论开启了许多有益的思路。 一、黄河文明是连续不断的文明，长江文明是断而再续的文明 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大背景下来看，中国的两河文明与西亚的两河文明有许多具体不同。就地理角度看，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彼此相距不远，上游稍稍远隔；中游已开始接近，最近处恐不足百里；其下游更近，今天已合流为一。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的基本相同，使得那里的文化体现出了许多共同性。早在公元前2320年，那里已出现了统一文明古国(阿卡德·苏美尔)，形成了“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西亚两河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她的“文化一体化”。而中国的黄河与长江要比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长得多，两河相距近者数百里，远者越千里。两河的地貌、气候、人文环境均大异其趣。因此，黄河与长江所孕育的文明必然会具有鲜明的不同特征。 就纵向的角度看，黄河文明的演进轨迹是连续的。这主要以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区为代表。它以晋南、豫西、陕东为中心，以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四省为范围。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早期有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到新石器晚期融合为仰韶文化，再后来又发展为中原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晚期与中原龙山文化，与历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及其活动范围基本一致。紧接五帝之后便是夏商周三代的前后连续。而夏商周三族文化又都源于中原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包含有许多地方类型。“在河南西部的一支以王湾三期为代表，其后发展为早期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即是夏代夏族的文化，果真如此，王湾三期就当是夏文化的直接前身了。位于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一支以后岗二期为代表，人们认为它可能是商文化的前身。而渭河流域的一支以客省庄二期为代表，它同后来的周文化虽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至少应是它的一个重要源头。” 从历史学角度看，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由五帝酋邦时代的文明起源到夏朝第一个文明方国的建立，到商周文明的繁荣发展，前后是紧密相连的。从考古学角度看，由仰韶文化而龙山文化而夏商周三族文化都存在着前后承继关系。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追溯文明起源时便会发现，从五帝到夏商周，有关城市、礼仪中心、青铜器、文字等文明要素，都经历了由初始到壮大、由简单到丰富的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此后的秦汉统一帝国，乃至于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是连续发展的文明，悠悠五千年奔流不息，从未间断，为世界古文明所罕见。这是中国古文明的主流。 但长江流域的文明演进轨迹并非如此。如长江中游，在新石器时代，由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形成了一个前后相承的文化序列。其中石家河文化已处于文明起源阶段，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城堡、制作精美的玉礼器和随葬品丰富的大墓等文明因素。其发达的程度可以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媲美。按照常规的发展趋势，石家河古城文明之后，相当于中原的夏王朝时期，这里也应该出现源于石家河文明并高于石家河文明的独立文明古国。然而，由于夏商文化的南下，打乱了这里的发展序列，使该地区最终失去了独立进入文明古国的机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家河文明起源不久，在进入夏商时代却断绝了。在长江中游代之而起的是夏商文明。夏商文明与石家河文明是属于不同渊源的异类文明，彼此之间不能衔接。对此，李伯谦先生曾做过具体分析。他说：“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文化二期夏文化已进入江汉平原，然后不断向周围扩展，并逐步取代了石家河文化。不过，当夏文化还没有在这里站稳脚跟之时，夏王朝便被新兴的商王朝代替了。早商时期，商王朝向南推进的势头比夏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长江沿线的许多地方如湖北的黄陂、江陵、湖南的澧县、石门等地都发现了早商文化遗存。”“这些发现无可辩驳的说明，原来石家河文化分布的一大片地域此时已纳入了商王朝的版图，成为商王国的一部分。因此，长江中游一带文明的出现不是当地石家河文化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商文明向这里传播的结果。” 在长江下游，继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大致相当。良渚文化因其大型礼仪性建筑、高规格的大墓、精美的玉礼器和陶器、玉器上的多个相连的文字符号等因素的出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明已处于一个相当辉煌的阶段。因此，按照一般的发展趋势，良渚文化之后，相当于中原的夏代，这里也应该出现更高程度的文明方国。 然而至今还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即相当于中原夏王朝初始，良渚文明突然在她的家乡消失了。“土筑金字塔”式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不见了，成套的玉质礼器及其“饕餮纹”悄然绝迹，扁薄穿孔石斧也明显减少，成组的刻划文字也少见了。这种衰落现象持续了三四百年，其时中原正处于夏文明的兴起与繁荣。大约到了商代，在良渚文化区域内，才开始出现越文化的前身马桥文化和吴文化的前身湖熟文化。虽然，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中都出现了青铜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两种文化的文明程度高于良渚文明。正因为如此，《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马桥文化的子孙越国人“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来到湖熟文化的后裔吴地时，仍要“文身断发，示不可用”。由此可见，长江下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明，到了夏商周时期便开始衰落了。 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明的情形也是如此。据2000年初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的再次发掘，发现三星堆古城内城墙残长400至500米，高度为5.6米，上端宽10多米，墙基宽约40米。专家们估计这一中心城区有3.5平方公里大小，与郑州商城的规模接近，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居民估计在3～5万人左右。自从三星堆古城兴建之后，成都平原上原先散布的多座宝墩村文化古城便销声匿迹。因此，专家们认为三星堆古城的兴起过程反映的是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从古城众多的酋邦时代转变为单一都城的国家时代的历史轨迹。 然而，到了商周交替之际，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正当其发展的高峰时，突然从成都平原消失了，三星堆古城被废弃了，许多精美的用于宗教活动并象征主权的青铜器、玉器等被毁坏或掩埋。俞伟超教授曾就学术界对三星堆“祭祀坑”的命名表示异议，他说坑中所埋的器物是祭神祭祖先的，但不可能每次祭祀之后都要埋葬这么一大批器物，当时还不可能有如此的财力和物力。他进而推测当时古蜀王国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故，三星堆古城被迫废弃，而王朝中不便携带的各种神器宝物只得埋葬起来，以便将来再回来取。因此，俞教授认为，与其称“祭祀坑”不如称“埋葬坑”更合适。至于遇到了什么变故，是什么原因使其突然在成都平原消失，至今还是一个谜。我们今天所确知的一个事实是，三星堆文明发展到商周之际，没有延续下来，而是突然中断了。 综上可知，长江流域的古文明，无论是在其文明起源阶段的良渚文明、石家河文明，还是在其文明发展阶段的三星堆文明，都没有很好地延续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世界上有许多古文明之谜，如印度古文明与玛雅古文明的消失，以及埃及金字塔与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出现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古文明之谜与长江流域古文明一样，均处于北纬30度左右。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暗示着世界古文明发展史上的某些共性？这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需要讨论的世界性课题。虽然在长江中游，继石家河文明以后，有盘龙城商城文明；长江下游继良渚文明之后，有江西清江吴城商城文明。但盘龙城商城实际是商文明南下的结果，是商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石家河文明没有联系。清江吴城商城是在商文化强烈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赣江流域一支土著青铜文明，与良渚文明没有联系。因此，在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起源阶段到夏商周时期的文明形成发展阶段，虽都有文明中心的存在，但这些文明中心之间却是断续的关系，与黄河流域的连续的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应该是中国两河文明的最大特点。 为什么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在起源与形成过程中会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演进轨迹？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而目前尚未有满意答案的课题。据我们所知，最早系统思考这一问题的是童恩正先生。他在《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上发表的《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以黄河流域中原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比较研究为背景，就南北文明演进轨迹之异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童先生从地理环境、农作物品种、相邻民族关系、水利工程、基层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六个方面的差异来讨论这个问题。如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北方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物质的交换，从而刺激文明的产生。而在南方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自然的障碍将他们分割在不同的文化龛中。每一个文化龛的范围都不是很大，它所能供养的人口以及社会剩余产品都有限。因此，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酋邦制的出现便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不必再向国家发展。这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又影响着他们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方式。在北方，由于地势平坦，经常会受到外族的入侵，而人们的衣食住行又无一离得开黄土，于是他们只好组织起来进行抵抗。由于战争的需要，就必然形成一个统一的指挥集团和有组织的机构，国家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而在南方，由于众多的族群分散在山林河谷之中，交通不便，没有经常性的外界威胁。促进北方民族团结整合的力量，在南方不存在，等等。 二、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异同 学术界曾将判断是否出现文明的要素概括为青铜器、城市、礼仪中心和文字四个方面。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事实上，文明起源具有区域性和多样性。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区域的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物化形式是有差别的。我们可以分别归纳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各自不同的物化标志物。因此上述青铜器、城市、礼仪中心和文字四要素，并不能作为绝对统一的标准而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中美洲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没有铜器的文明；而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虽已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式的国家，却没有文字的使用；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的诺姆文明不是以城市或都邑而是以灌溉区的修建和划定来体现，为了表明古埃及文明的这种个性，有学者称埃及文明为“没有城市的文明”。 这种情况不仅在世界古文明起源与形成发展过程中是这样，在中国也是如此。以往由于大家的视线只集中在黄河流域中原文明这一点上，而中原文明又都具备上述文明四要素条件，因此，有关讨论便不再展开。如今，随着考古发掘的拓展与研究的深入，中华文明多源并起，如同满天星斗，互相辉映的景象已为大家所熟知。因此，搞清楚不同区域文明的不同发展轨迹及其呈现出来的不同的物化形式(文明要素)，便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在本节，我们试以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例，试做比较研究。 (一)青铜器与玉器 1．中原文明以青铜器见长。考古工作者在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属于王湾三期类型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西城内，已发现了一件青铜容器残片。此外，在郑州西郊斗砦也出土了坩埚碎片，经检验分析，确认是熔化铅青铜的炉壁。在河南临汝煤山二期文化的 两个灰坑里，都出土了铜器皿坩埚碎片，上面残留凝结的铜液，经化验分析，含铜量大约是95％，为红铜。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已较发达，既有较多的生产工具，如凿、锛、锥、刀、鱼钩之类，又有武器如曲内戈、直内戈和戚之类，更有复杂的礼器如鼎、爵、觥等；同时还有乐器，如铃；此外，还有特别引人注目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学者们认为，这已不是普通的装饰，而应该是祭祀用具，具有神秘的内涵。总之，中原地区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过程中，青铜器一直是其重要标志。 2．长江下游文明和燕辽文明以玉器显胜。从年代上看，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大致相当，马桥文化的前半叶与二里头文化相近。但我们至今未在良渚文化遗址里发现铜器，在马桥文化遗址里虽发现有铜器，但数量既少，水平又低。显然，长江下游的文明，不能以铜器作为标志。 真正能代表长江下游文明水平，并可以与中原青铜器相媲美的，是良渚文化的玉器。良渚文化玉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内容之丰富，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赞美。良渚玉器的种类有琮、璧、钺、镯、璜、管、珠、锥形饰、半圆形额饰、冠状饰、三叉形饰、柱形器、柄形器、插座、杖端饰、圆牌、坠、纺轮、新月形饰以及鸟、鱼、蝉、龟等20多种，不少器种目前只能暂用描述性的名称。在这些玉器中，琮、璧、钺可视为礼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玉件。其共同形制为内圆外方，分镯状和柱状两种。在任何一件玉琮上都雕琢有“神人兽面纹”，只是繁简程度不同而已。琮只出现在大墓之中，表明它是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人才能使用。玉琮应该是神权的象征，其内圆外方的形状可能与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有关，而“神人兽面纹”则与巫术观念中借助动物伙伴以沟通天地神灵有关。在酋邦制文明起源阶段，神权与政权是统一的，且为少数统治阶层所掌握。因此，张光直先生指出：“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良渚文化社会中有权力有财富的人物，使用有兽面纹，内圆外方的玉琮，亦即使用贯通天地的法器，作为他们拥有权力的象征。” 璧是良渚文化中平面面积最大的玉器。琮是神权的象征，而璧可能是财富的标志物。至于玉钺则是军权的象征。玉钺磨制精细，大多为素面。其中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钺，两面都刻有完整的与玉琮一样的“神人兽面”图像，说明钺还与神权相统一。在良渚文化大墓里常见钺、琮、璧三器同在的组合，这应该是墓主军权、神权、财权三位一体的象征。 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年代与中原仰韶文化、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大致相当，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则与中原龙山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大致同时。苏秉琦先生认为，在新石器中晚期各文化圈中，红山文化最先步入文明古国阶段。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红山文化也不见有青铜器，而以大量的玉礼器为其文明标志。 燕辽地区各地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中，主要的随葬品都是玉器。与良渚文化一样，红山文化的玉器不仅制作精致，而且数量多，形状各异。据初步统计，有大型玉龙、双龙首玉璜、兽形玉、鱼形坠、玉龟、勾云形玉佩饰、马蹄形玉箍、玉璧、玉钺、双联玉璧、三联玉璧、玉珠坠、棒形玉饰、玉环、玉鸟、虎形玉佩等等. 红山文化玉器有些可能是装饰品，但大部分应该是宗教礼器，具有深层次的含义。如玉璧、玉钺，应该与良渚文化玉器一样，是财富、军权、神权的象征。特别是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大件猪首“C”形卷体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还有许多被命名为红山文化的兽形玉，也都有猪首龙身的特征。这应该是红山初民的神灵之物，与他们的猪龙图腾崇拜有关。总之，红山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构成了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南北对应的两个“玉器王国”。 青铜器在中原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是等级地位、社会财富、酋邦政权、宗教神权以及礼仪制度的物化形式。同样，良渚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在长江下游与燕辽地区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也是行政管理、军事统辖、宗教意识的物化形式。良渚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构成了长江下游文明起源、燕辽地区文明起源，有别于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个性模式。 还有一点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良渚文化之后，良渚玉器及其“神人兽面”纹饰母题在长江下游消失，而中原夏商周宫殿遗址及墓葬里都出现了与良渚文化十分想象的玉器及青铜器上的纹饰母题。学者们大多相信，这之间有渊源关系。如良渚文化的重要礼器有玉琮、玉钺等，二里头文化也出有同形的玉琮、玉钺；良渚文化玉礼器上的“神人兽面纹”，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饕餮纹，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也有密切的联系。宋建先生指出：“有理由推论，商周铜器与动物纹样的结合主要渊源于良渚玉器与动物纹样的结合，换言之，商周贵族的意识观念可能受到良渚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城市与大型礼仪中心 原始城市的产生，是古代文明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即已出现了许多古城，如淮阴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安阳后岗古城，辉县孟庄古城，登封王城岗古城等等。其中王城岗古城由东西两座小城组成，四周有夯土城墙，城内有重要建筑，以及“奠基坑”等等。到了夏商周时期，城市的规模更大，内涵更丰富，完全成了国家的中心。如二里头夏王都，内有具有王宫性质的一号宫殿，成为夏王朝发布政令、集会朝聘的重要场所；又有具有宗庙性质的二号宫殿，成为祭祀盟誓的中心。商周王都又沿此格局而更趋完善，一般城内都具备宫室和宗庙两大部分。宫室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宗庙则体现了中原民族敬祖追远，崇拜先祖列宗的特点。总之，城市是构成中原文明的重要因素。 良渚文化与红山文化则以独立的大型礼仪性建筑来体现他们的文明，中原地区那种布局严整的城市在这两个文明区里几乎不见。 红山文化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可以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遗址和牛河梁“女神庙”及积石冢群遗址为代表。1979年春，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大凌河流域的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东山村发现了一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整个遗址为一完整的建筑基础，依布局可分为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等部分。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方形基址，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位于遗址北部正中。基址四边有石墙基围成。在方形基址的两翼分别有两道南北走向、相互对称的石墙基。在遗址的前端(南部)有一个石圈形台址，正圆形，直径2.5米，周围以石片镶边，向外一边平齐。伴随这个祭坛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玉器、骨器、蚌器、石饰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陶塑人像，其中有小型孕妇塑像2件，裸体；大型人物坐像上、下身各一块。 1983年至198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距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和多处积石冢群。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地势较高。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多室建筑物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建筑物在南，为附属建筑。两处建筑物在一条中轴线上，相距2.05米。北面的主体建筑，结构比较复杂，包含一个主室和几个相连的侧室、前后室。在主室的两侧，出土彩绘泥塑人像的头、肩、臂、手、乳房残件和动物像“猪龙”的头、蹄等。其中一尊基本完整的女神头像，大小与真人接近，头像面部的艺术刻画既强调外形轮廓的美观柔和，又追求内蕴神态的情感流露。其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玉珠镶嵌而成。发掘者据此推断该建筑物为“女神庙”。 牛河梁的积石冢分布在近30个山颠高坡上。这些积石冢，面对着河川，向阳，与位于凌源牛河梁的女神庙以及位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的大型石砌祭坛遥相呼应。每座积石冢内，一般都有数十人“列棺”而葬。他们因身份不同而被分别安放在大小各异的石砌棺中，数十个石棺上都覆盖石块构成一个整体，形成积石大冢。积石冢呈圆形，四周围绕着上百个筒形彩陶器。 关于大型石砌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的性质，学术界有许多讨论。东山嘴大型石砌基址立于山梁顶上，基址内有成组、成群的立石及铺石，以及有陶塑人像群，发掘报告据此认为：“这显然是当时人们从事包括祭祀在内的社会活动的一个中心场所。”俞伟超先生以遗址所费的工程量及其独立的位置两个角度推测这个祭祀场所已体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对五千年前的红山居民来说，要修建这样一大片祭祀场地，显然要花费巨大的劳动，一个氏族、一个部落，恐怕难以承担。”而且“这个山嘴上，除了祭祀遗迹外，并无生活的居住遗址；而在附近的一些地段，也缺乏同时期的生活遗址。这就提供了一个信息，即当时的居民大概要长途跋涉到这里来进行祭祀活动，而这个场所，又大概不是一个氏族、一个部落所专用的。由此看来，修建这个遗址的远古社会单位，至少也是一个酋邦社会了。 同样，牛河梁的女神庙也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周围没有居民生活区，说明这个神庙是一个共同场所。发掘报告还据女神庙中所出泥塑群像推测：“这些形象有的可能象征当时社会上的权势者，有的或许是受到崇敬的祖先。根据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的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积石冢群中各墓葬规模的差异，反映了当时红山文化中社会等级的产生。有学者认为，每个冢内可能埋葬着同一氏族组织的成员，中心人物可能是部族的首领或其中受尊敬的长者。 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的年代距今已有5500年左右，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500~5000年间，而就上面的讨论可知，当时也进入了一个具有权力集中的公共设施，和财富地位分化的等级社会。因此，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国最先进入文明起源的文化区：“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 红山文化这种特有的大型独立的宗教礼仪性建筑，一直延续到相当于中原夏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之中。在辽宁凌源萧杖子村的南山坡前，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祭祀遗址。遗址北高南低，东西最宽处132米，南北最宽处92米，有东西向石墙8道，南北向石墙4道。整个石砌建筑形成一个类似回首腾飞的鹏鸟。在距石砌祭祀遗址西北400米的一个山头上，建有一个敞口向西呈M形的石砌建筑。距遗址东北120米处还有一个不规则的圆形祭坛。发掘报告据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和遗址本身特征分析指出，上述石砌建筑“与当时人们祭祀或原始崇拜有关，……是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祭祀遗址”。这处凌源萧杖子石砌祭祀群遗址东北向距牛河梁女神庙遗址22公里，东南向距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44公里。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砌建筑和圆形祭坛的发现，证明从红山文化时期以来，燕辽地区的土著居民，一直保持着大致相同的宗教祭祀传统，从而构成了燕辽地区独有的文明演进模式。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也以大型祭祀遗址为其文明特色。这些祭祀遗址大多是人工堆筑而成的高台，学者们称其为“土筑金字塔”。良渚文化中这种典型的“土筑金字塔”式的大型祭坛有浙江余杭县内的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和上海青浦福泉山祭坛。概括起来看，这些祭坛有如下特点： 1.这些祭坛一般都建在山顶上，都呈方形，大多由三层方台逐层建成。发掘报告指出，祭坛建在山顶上，又台上加台，具有“高上加高”直至“通向上天之意”；而“坛作方形，和传统的'地方’说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因此，这些祭坛应当是“以祭天礼地为主要用途的祭坛”。这些分析与遗址中所出的外方内圆的玉琮所体现的观念相一致。玉琮外方像地内圆像天，正是沟通天地的法器。 2.祭坛一般露天而筑，四周有树林。这与后世文献所载大致吻合。如《白虎通义》所说：“社无屋……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又如《墨子·明鬼》所载：“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 3.这些祭坛上，一般都伴有大型墓葬，墓中的随葬品则以琮、钺、璧等大型玉质礼器为主。而小墓从不杂处在祭坛内。 良渚文化大型祭坛的性质应该与大型墓葬与内中所出玉琮、玉钺、玉璧等礼器及其“神人兽面纹”等联系起来考虑。董楚平先生指出：“神权是世俗权力的反映，大规模祭祀活动是社会权力大规模集中的一种反映。现已发现的多处祭祀遗址，都与大墓共存。大墓的主人正是大规模祭祀活动的主持人。参加这些祭祀活动与佩戴宗神标志一样，都是当时贵族的特权。” 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坛，不仅就其内涵看，是一个神权、政权、军权高度集中的具有酋邦性质的文明古国的中心场所，而且再就其精心设计、认真施工的角度看，也充分体现了它的文明程度。正如宋建先生所指出：“营造高台墓地的工作量很大，如按照反山长90米、宽30米、高4米，则需要搬运一万多方土，此外还要平整土地，推土夯实，都须耗费大量工时。因此，高台墓地同嵩山地区的城堡城市一样，也是大型工程建筑，绝非使用者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够建成的，必须用某种特殊的手段调动、组织大批劳动者。说明良渚文化与嵩山地区的社会组织水平比较接近。”严文明先生也从建筑基址的角度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良渚遗址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块圣地。” 良渚文化的大型高台祭坛及大墓没有在其后的马桥文化中心延续下来。相反，在文献记载中的有关夏商周三代的社坛，却可在良渚文化祭坛中找到印证。据文献记载，中原地区的社祀宗教礼仪活动为夏人所首创，且为商周王朝所承继： 《墨子·明鬼下》：“尝上观乎《夏书·禹誓》，曰'大战于甘……’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予共行天之罚也。……’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 《论语·八佾》：“鲁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史记·封禅书》：“自禹兴而修社祀，……郊社所从来尚矣。” 《史记·殷本纪》：“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 《古本竹书纪年》：“夏桀末年，社折裂，其年为汤所放。” 至于夏商周三代社坛的基本状况，文献也有所记载。如： 《风俗通义·祀典》：“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 《白虎通义·社稷》：“天子有大社焉，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以黄土。” 《墨子·明鬼下》：“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 《庄子·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 根据以上文献，陈剩勇先生在《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曾将夏商周三代社坛的特征概括为六点：“封土为社，即祭坛是由泥土垒筑起来的；社坛一般呈方形，体现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垒筑社坛的泥土是多种颜色的；社坛是露天的；社坛一般筑在高地上；社的周围有大树丛。”陈先生还将这些特征与良渚文化大型祭坛联系起来，认为中原夏商周社坛正是渊源于良渚文化祭坛。 (三)小结 以上的讨论，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中华上古文明的确是多源并起，各有特色而又相互影响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到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长江下游、燕辽地区的文明起源与演进过程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特征值得注意： 其一，就文明因素看，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以青铜器、城市和文字为特征，长江下游的文明因素则有玉器、大型祭坛和文字，燕辽地区的文明因素则以玉器和大型祭坛为主要标志。三个地区就其相同的角度看，中原文明与良渚文明都有文字，良渚文明与燕辽文明都有玉器和大型祭坛。就其相异处看，中原文明的青铜器、城市与良渚文明、燕辽文明的玉器、大型祭坛形成对比。而良渚文明与燕辽文明的大型祭坛又有具体不同。如良渚大型祭坛以泥土垒成，呈方形结构，而燕辽地区的大型祭坛则以石块筑成，且多为圆形结构。 其二，就文明起源时间及其走向看，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最先进入文明起源阶段，良渚文明在其起源阶段则最呈辉煌景象。但当中原地区由龙山文明起源走向夏商周文明辉煌，燕辽地区的文明也由红山文化的起源，经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过渡发展，而步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北方青铜文明时，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则在马桥文化时代在本地区消失，而其玉器与大型祭坛则又在中原夏商周文明方国里找到了种种延伸发展的迹象。中原文明则以其积极包容的态度，在接纳良渚文明并与燕辽地区夏家店文明等交往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文明，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 ——2003年第11期《新华文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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