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吴昌硕行世的花鸟蔬果画作中，其葫芦题材在数量上仅次于梅、兰、竹、菊四君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吉林省博物院、河南省洛阳博物馆、上海朵云轩等公库的吴氏葫芦画有近五十件，在海内外私人藏家中所见吴氏葫芦画也不少于此数。这些饱含吴昌硕艺术激情的葫芦画，是其中晚期花鸟画成就的缩影，也是其由“与古为徒”向“与古为新”转型的标志。
吴昌硕 《不知葫芦卖何药》 46cmX34cm 上海博物馆藏 在吴昌硕葫芦画中，最为常见的便是上述《篱边秋果图》轴一类风格。其构图或有疏密之别，颜色亦有浓淡之异，衬景也有品类之差，但其画风大致不离左右，如一套被命名为《九秋风露》（上海朵云轩藏）的四屏花卉图屏中，其中一件所写葫芦与南瓜交织于繁密的藤蔓中，吴氏自题曰：“田家风味，老缶。”其风格就与《篱边秋果图》轴极为接近，甚至连构图、疏密度与藤蔓的摇曳都有诸多形似之处，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
吴昌硕 《葫芦图》 47.5cmX163.4cm 故宫博物院藏 至于这类葫芦画的源流，直接可以追溯到略比吴昌硕早一些的“海上画派”前驱周闲（一八二〇——一八七五）。在一幅《葡萄葫芦图》轴（故宫博物院藏）中，吴昌硕自题：“拟范湖。”“范湖”即为周闲。该图的藤蔓均为浓淡不一的花青与翠绿交织而绘，而纺锤葫芦则为藤黄所写。纵幅的画图中，上部为茂盛的葫叶和垂挂的葡萄，下端则为累累的葫芦。其葫芦的造型与颜色，与周闲《花果图》册（上海博物馆藏）中的一开“葫芦图”极为相近。周闲在该图中自署：“依样，存伯画”，钤白文方印“范湖居士余事”。“存伯”和“范湖居士”分别为周闲的字、号。在该画中，葫芦赋色鲜艳，与深绿的藤蔓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吴昌硕与此相近的一件作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的《葫芦图》轴，也与周闲画风极为相近。画中四只葫芦均为纯粹的藤黄，藤蔓为深浅不一的绿色，并未墨色渲染，其画中的色彩对比感与周闲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处。不仅是葫芦画，在其他的花卉题材作品中，吴昌硕也取法周闲，如作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的《花卉图》册（故宫博物院藏）中，就有一帧花卉团扇题识曰：“拟范湖居士大意，缶庐。”其画风与周闲的画风大致一路。
吴昌硕 《田家风味》 49cmX137cm 上海朵云轩藏 与周闲不同的是，吴昌硕以葫芦为主的蔬果画已有极大的创新。在色彩方面，由单色转向多元，如河南洛阳博物馆所藏《葫芦图》轴，所写的三只葫芦就分别为葫黄、朱红与浅蓝，而藤蔓则既有赭色、浅绿，也有焦茶、淡墨，其色彩的丰富程度，远胜于周闲；在构图方面，则既有繁密一路，亦有疏朗一路，如一件自题“上垂千万藤，下映三岁叶。祝公子孙繁，绵绵声瓜瓞，石人子室写意”的《葫芦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纵幅构图中，上端为四只葫芦与疏落的葫叶，长藤相连，下为另一只葫芦，上下葫芦之间，为大段的留白。这样疏朗的造型，在吴昌硕葫芦画中虽然并不多见，但却是在周闲绘画之外的创举，其“新意”是不言而喻的；在衬景方面，则增加了诸如南瓜、柿子、葡萄、菊花、蔷薇等蔬果、花卉，如上述《篱边秋果图》轴和《葡萄葫芦图》轴即是如此。
吴昌硕 《秋果》 60.1cmX130.8cm 江苏镇江文物商店藏 当然，这类葫芦画中，也有一些另类，如无年款的《硕大无朋图》（天津工艺美术学院藏），所写为瓜棚豆架下，一只纺锤葫芦横亘于藤蔓中，其硕大的造型很有突兀之处，吴氏自题曰：“硕大无朋，缶。”是为绘图画龙点睛。在吴昌硕葫芦画中，极少见有这种棚架者，此为特例。
吴昌硕 《篱边秋果》 83.5cmX153.1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尤为特别的是，在近乎程式化的葫芦画中，吴昌硕往往缀以小诗或短句，赋予葫芦画以不一样的文化内涵，使其不辞万般雷同的葫芦画升堂入室，为其他花鸟画所不及。如作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的《葫芦图》（清华大学艺术馆藏），所写为六只葫芦隐现于藤蔓中，作者题识曰：“胡庐胡庐，尔安所职。剖为大瓢，醉我斗室。”简短数句，就将葫芦图的趣味表露无遗。再如作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的《葫芦蔷薇图》轴（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藏），其图式并无特出之处，所绘四只葫芦半掩于葫叶与菊花之中，但其题识曰：“久与凡卉伍，光华亦灼灼。菊花能傲霜，葫芦卖何药。”就使“葫芦图”寓意立现，其傲视群雄、遗世独立的形象跃然纸上。（文选自朱万章《与古为新：吴昌硕葫芦题材绘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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