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第十二卷│程材篇第三十四（6）

2019年8月18日 星期日

农历己亥年【猪年】七月十八

【原文之六】

称良吏曰忠，忠之所以为效，非簿书也。夫事可学而知，礼可习而善，忠节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荀有忠良之业，疏拙于事，无损于高。论者以儒生不晓簿书，置之于下第。法令比例，吏断决也。文吏治事，必问法家。县官事务，莫大法令。必以吏职程高，是则法令之家宜最为上。或曰：“固然，法令，汉家之经，吏议决焉。事定于法，诚为明矣。”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歧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论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暗蔽也。《春秋》、五经，义相关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经，是不通也。五经以道为务，事不如道，道行事立，无道不成。然则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假使材同，当以道学。如比于文吏，洗洿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于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

【字词】

1、洿：（wū）古通“污”。

【拙解】

称赞好官吏便说其忠贞，忠贞者之所以被赞，不是因为其文书之能。做事可以通过学习而熟知程序，礼节可以通过学习而得以完善，忠贞气节公德操行，并非仅靠树立便可以得到。文吏、儒生皆各有所志，然而儒生追求忠贞善良，文吏倾向于做好实事。具有忠良之操，即使做事生疏笨拙，亦无损其高德。论事者认为儒生不知处理帐簿文书，将其置于下等。因为法令和比例，是官吏断案判决的依据。所以文吏处理事务，必会问询于通法之人。天子处理事务，没有比遵循法令更重要的。如此则一定会以官吏的职位衡量其才能高低，那么精通法令之人应当最受敬重。有人说：“当然如此，法令，是汉朝之经典，文吏议事决断的依据。事务决定于法，确为明白的道理。”我说：五经亦由汉朝所倡立，儒生善论大道，皆出自其中。董仲舒阐述《春秋》之义，与今之法律相合，并无背离差异。然而《春秋》，汉朝之经学，是孔子所作，留传至汉朝。论事者只尊法家，不重《春秋》，是故意掩盖。《春秋》、五经，道理相互贯穿的，既然肯定《春秋》，却不崇五经，道理不通。五经以论道为主，事务不如道重要，道可行则事可成，无道则事不成。然而儒生所学，正是道；文吏所学，理事。假使才相同，当以道之学问论高下。如以文吏相比，便似用水洗污泥，用火烧腥味生食。水与火，便是道，用道处理事，事只是道之细枝末节。儒生可以治根本，文吏可以处理末节，根本的道与末节的事相比，若定其尊卑高下，便可得出衡量结论。

【小议】

《春秋》，五经，教化做人、行事之道。《春秋》，孔子大作，儒学经典；五经，汉朝官学，汉武帝所立。汉武帝，兴太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奠定了汉地范围，首开丝绸之路，可谓文成武就，虽然在位后期犯下穷兵黩武之错，但不影响其贤明圣君之誉。汉室有法律之经《律经》，亦尊孔儒《春秋》，且有五经官学，由此可知，汉朝武帝时期，儒、法并存，天下大治。至于汉末，儒道遭弃，法更失律，以至江山崩坍，朝代更迭。那么，儒道与法，孰先崩坏？儒生与文吏，所谓的“本”未治，“末”亦失理。世间生乱，非仅道崩坏或理事不善，应与人的复杂欲念关系极大。于是，汉末枭雄并起，纷争天下，无人理会儒道，无人在乎法理，皆是贪欲作祟。此时的“道”治不了“本”，儒者失其时；所谓的“事末”亦无人可理，文吏失其事。或许可以这样说，道与事互为所依，儒生之道与文吏之才当共为世所用，共存于良性，可得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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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