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神来梳理公共经济学的研究热点：1980-2010 本文英文原文为Chetty,R., & Finkelstein, A. (2012). The Changing Focus of Public EconomicsResearch, 1980-2010. NBER Reporter, 2012(1), 1。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张文春副教授翻译。 Raj Chetty 和 AmyFinkelstein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公共经济学项目的共同主席。 Raj Chetty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现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Amy Finkelstein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自从6年前发布了上一次项目报告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公共经济学项目涵盖的题目范围更为广阔了。我们撰写这份报告的目的不是为了对该项目的全部工作做一个总结，而是从两个视角来鸟瞰公共经济学领域的某些重大变化。第一，我们从NBER的工作论文的数据库中得到统计数据，将过去30年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财政学研究的趋势进行数量化分析。第二，我们从题目和方法两个方面定性总结公共经济学近期研究的某些新兴主题。 统计的视角 公共经济学项目是始于企业税收和金融项目，它在David Bradford 的指导下在1977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项目在1980年被重新命名为税收项目，以反映NBER所属的研究人员更加广泛的研究兴趣。为了承认支出和税收研究的重要性，该项目在1991年被重新命名为“公共经济学”，当时是JamesPoterba 接替David Bradford担任了项目主任。 在过去二十年间，公共经济学项目从事的研究在数量、方法和题目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从广泛的角度总结某些主要趋势的特征，我们下载了1990年税收项目、2000年和2010年的公共经济学项目的所有工作论文，按照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分类，分类结果总结在下面的表中。
有关公共经济学的论文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从1990年的55篇增加到了2010年的183篇。这显然主要反映出项目成员的数量的增长；在同一时期内，NBER所属的研究人员的总数也增加了；NBER工作论文中的公共经济学的比率没有先输出任何突出的趋势。但是，公共经济学项目的活动已经分化到与相关项目中，这包括了儿童、教育经济学、老年和卫生经济学和医疗保健。这些项目的炉温实际上占到了2010年NBER工作论文的40%以上了。 公共经济学项目论文使用的典型方法也随着时间的变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90年，进入公共经济学名单中的大约30%的论文是纯粹实证研究的；到2010年，纯粹实证研究的论文的数量就增长到了大约50%。这一增长势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允许对问题实证分析而不能纯粹按照理论回答的问题的微观数据的适用性越来越大。由于研究者获得了允许其更加深入分析的大量行政机构的面板数据，因而我们相信这种增长势头在未来几年更快。 公共经济学家分析的题目发生的变化和使用的方法一样大。尽管财政学从传统上是与政府的开支和税收相关的，但我们对进入公共经济学项目名单的论文的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突出的趋势是对财政学的构成的定义越来越宽泛了。进入公共经济学项目的论文，不直接与政府开支和税收相关的论文比率从1990 年的30%增加到了2010年的60%以上。这些论文的共同题目包括了宏观经济学、规制（环境、住房、金融和其他）以及有关教育生产率和结果的论文。这种研究热点拓宽的另一个维度是在另外一个领域交叉列名的公共经济学论文的比率的增加，从1990年的大约30%增加到了2010年的大约90%。 对税收的分析和政府开支的分析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1990年，不到10%的有关税收或开支的公共经济学论文专门研究的是开支；在2010年，该数量大约是55%。这种增长势头部分是因为现在政府开支的性质更加有利于经济分析：经济学家比较少的谈论建设桥梁的最佳方式而是有关如何设计社会保险项目。但是，这种改变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州和地方层级开支项目的不同的属性为研究人员使用现代的准实验技术能够调查创造了许多重要且有趣的问题。 在税收的次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个人课税上。专门研究个人课税的与税收相关的论文份额从1990年的大约50%增加到了2010年的大约90%。我们相信，这种趋势部分是与在分析个人税收和开支项目可用的优质的微观数据和甄别策略的可用性相关的。因此，公司课税也是使用现代理论和实证方法进行额外研究工作的一个成熟的领域。 定性的视角 尽管上述的描述性统计提供了一个公共经济学领域的重大变化的大体情况，但是许多主题和方法论的变化需要对文献更加全面细致的阅读。我们简要第回顾在过去十年中出现的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主题，来说明在未来几年中可能很活跃的领域。下面的总结自然地忽略了比其包括的范围要大很多的部分内容。简要的评述不能全面概括出公共经济学项目小组在过去5年内所做的工作的宽度和深度。我们这里概括出来的主要的点是希望从近期的列举出一些描述性的例子，但不是尝试一个全面的引用文献的名单。因为篇幅的约束，我们对那些本文没有包括的作品和研究题目的的作者表示歉意。 将理论与证据联系起来 实证研究成果的增长在上面得到了证实，研究人员近期已经开始寻求将实证研究结果反推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财政学研究的核心的理论模型中。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实证研究的爆炸性增长很大程度是由证明了税收政策和支出项目对经济行为的因果影响的研究成果所驱动的。例如，大量的实证文献估算了所得课税对劳动力供给和申报的应纳税所得的影响（7512、15012和15583，数字为工作论文的编号，下同）。这些研究普遍都发现了税收对申报的应纳税所得，特别是高收入的个人有显著影响，并且在更长的时期内，当个人有充足的时间调整劳动力供给时的影响会更大。对应纳税所得的弹性的估算数差异很大，但排除高收入者一般在0.25到0.5之间（15616）。同样大量的研究测算了社会保险和福利项目对许多行为的影响（12865、14306、15809 和17049）。有一致性的证据证明了这些政府开支项目影响了劳动力供给、储蓄和医保开支行为。这些研究中有许多使用了准实验法。这种方法允许在相对弱的假设下政策的因果影响的令人信服的识别。 这一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大大推动（且将不断推动）我们对政策影响的了解。例如，几项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社会保险项目对退休决策有显著的影响（7830、8658和17320）。但在许多情况下，很难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成对与社会保障项目相关的效率或其他经济效应的评估。对社会保障的理论研究 （10260和16503)）已经将按照有关各种不同的参数的项目设计的后果进行了分类。但是，这些实证结果对进入这些理论模型的参数的含义常常是不清楚的。 公共经济学小组近期的研究已经将早期的理论文献与现代实证证据更加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研究人员使用了两种类型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是建立用来验证匹配实证估算值的结构模型完成目标（9183、13228、13375和17338），然后是使用这些模型来分析政策。这种结构性方法对研究家庭福利的特定措施在各种背景下受到的政策变动的影响进行定量的预计提供了一种万能的工具。第二是为满足特定标志的政策而从可以表示为现代实证研究工作估算的高层次的简化参数得到的公式，诸如个人效用或福利最大化。后者的被现在被广为人知的“充分统计”的方法的技巧是很少依赖于内生行为的特定的特征的，但在可能回答的问题集合中是很有限的。 这两个方法论的方法都使得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开始评估各种不同的政策是如何影响可能被用于政策分析的许多标准的。例如，研究人员已经提供了功利社会福利标准如何受到个人所得税税率表的不同累进程度影响的数量分类（7628、7708和17616）；有关将个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失业福利水平（12618和13967）；有关将净盈余最大化的资本利得税的税率（17642）；有关健康保险和年金市场的逆向选择的福利成本（13228和14414）。这些方法反过来有助于将实证文献重新聚焦在对大多数政策分析非常重要的参数的估计上。在公共经济学中，许多领域将理论与数据联系起来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诸如社会保障和伤残保险项目的分析，或教育政策的分析。我们希望在这些领域会有更多研究使用在近期研究中开发出来的工具。 行为财政学（BehavioralPublic Finance） 公共经济学快速吸收别的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了解政策分析的含义。在过去三十年间，公共经济学最重要的转型之一就是将借鉴和吸收了行为经济学的教训。传统的公共经济学常是从成为政府干预动机的潜在市场失灵开始的，诸如信息不对称或由于市场不完整的外部性，这些行为模型打开了新的政府政策的潜在动机和考量的类别。当个人不能实现最优时，即使在发挥很好作用的市场中，政府的干预也有依据，例如规定那些低估风险的个人都要购买医疗保险或强迫短视代理人为退休而储蓄。 这种萌芽的文献的一个关键挑战是了解当代理人不能最优时如何进行福利分析。为了分析政策，公共经济学家更加依赖于披露出的偏好的工具。通过从各种选项汇总复原个人偏好，经济学家可以继续识别那些将个人福利最大化的政策。但当个人不能最优时，其选择不仅披露其真实的偏好，且政府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就变得更加不清晰了。近期的工作在处理这一问题方面取得了几项比较大的飞跃，从当代理人犯了明确的措施时对福利的定义（13976和15328）到在承认选择不连续时开放福利分析的稳健方法（13330和13737）。 部分因为行为模型的福利分析比较复杂，行为公共经济学文献的增长中的大部分都是规范的实证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尽管传统的经济激励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但政策的其他方面，诸如建立分析框架、信息或决策环境等常常有更大的影响。研究人员揭示出，行为因素在一系列设置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了违约在退休储蓄缴款中的作用（12009、13352和14859），顺应在税收政策中的作用（12924和13330）以及信息提供税和转移支付项目的作用（14836和17287）。 尽管行为因素在财政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带式当代理人不能最优时在研究人员拥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分析框架前，还是有很多要需要学习的。 新动态财政学（NewDynamic Public Finance） 就如同公共经济学家已经从行为经济学的工作得到了启发一样，对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的研究也对公共经济学有了显著的影响。尽管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公共经济学家研究的许多理论模型都是静态的，但宏观经济学家正在开发有参与了未来政府政策的变化的具有前瞻意识的代理人动态模型。这种工作方式已经形成了财政学的研究，有大量稳定的涉及政策问题文献，如资本所得课税和动态模型中的社会保险。这些问题在技术上是很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动态模型比静态模型一般更难加工处理。 研究人员在面对这些技术挑战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并已经开始获得了某些有趣的成果。例如，几项研究都表明，即使在无时间限制经济学中，资本课税也会发挥作用，这与做了更强的政府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集合的经典论文的结果是相反的（10792、16619、13720和17642）。其他的工作也显示出，没有流动性约束的环境，将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失业福利的路径是一个不随着时间变动的常数（11689）。 在此领域需要进一步工作的一个有趣的方向是正在将行为模型的见解与动态模型合并。大多数动态模型都假设代理人是具有前瞻性的，是理性的代理人，这是与上面总结的行为经济学文献得到教训是相反的。一个早期的例子就是解释当个人有自我控制问题时约束代理人的储蓄决策可以增加效用的工作（10151）。需要进一步工作的另外一个有趣的方向是要将新动态模型更加密切与实证证据联系在一起，这在静态问题的分析方面现在是普遍的做法了。 实验室和田野实验（Laband Field Experiments） 尽管财政学领域的大量新实证研究工作开发利用了大量的可观测的数据集，当公共经济学家也进行实验并收集新的数据用以分析经济政策。一种积极的文献使用实验室实验来调查进行多种不同领域的经济决策。这些包括了经典的题目，诸如公共物品（15967）和禀赋效应及参考依赖行为（16715），还有诸如配套补助金对公益捐赠行为的影响（13728）和竞选融资管制的影响（17384）。其他近期的工作已经检验了经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失去解释哪种类型的代理人的行为是最理性的（16791）。 因为关注于实验室实验的外部有效性，所以研究人员也转向了田野实验来处理更大范围的问题（12992和14356）。田野实验已经被用于分析在投票率的选票保密制度的作用（17673）、公益捐赠的动机（17648）、早期儿童交易的长期影响（16381和17533）、信息提供对健保D部分处方药保险计划选择的效应 （17410）以及使用不同的策略来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个人的需求的后果（15980）。相对于传统财政学题目，就像上面讨论的，这些研究的宽度既阐明了公共经济学领域的扩展，又阐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田野实验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处理按照标准的可观测数据集不能回答的问题。 对于使用可观测的数据的实证研究工作，近期的研究已经开始将源于实验的发现结果与理论模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17047）。几项涉及到了直接检验标准模型的预计的实验的设计。例如，近期的研究已经检验了有关可观测的学习的理论预计（13516），分析了逃税的新古典模型是否是对纳税人行为的好的描述（15769），调查了个人的效用是否依靠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16396）。其他研究估算了需要校验政策分析的模型所需要的参数，诸如公益捐赠的价格弹性（12338）。 社会保险（SocialInsurance） 上面资料证实的有关支出项目研究的增长主要是由重大社会保险项目，特别是社会保障和残障保险、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和失业保险等研究驱动的。这些项目占到了美国联邦开支的一半以上，并且由于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口老龄化并和医疗成本的不断增长，这些项目的开支未来几十年内还会迅速增长的。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实证研究工作总是聚焦在社会保险项目的，特别是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后果，也涉及到其他行为，诸如储蓄和卫生开支等。尽管在此领域继续不断地取得重要进展，但我们也已经看到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将重点放在这些项目福利好处的形式化和量化上。例如，近期的研究工作研究了通过给予失业工人获得流动性失业保险可以提供的潜在好处（11689、11709和13967）。这种研究的新幕布的核心发现成果之一就是在失业时获得流动性可能是失业保险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在健康保险领域，尽管兴趣依然在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对健康开支的影响上，但研究也检查了这些项目不仅对健康结果而且二越来越多地对风险传播的潜在好处（16155和17190），而证据显示健康保险可能在降低大量的个人医疗开支或医疗债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此领域另外一个令人高兴的发展是设立了引人注目的用于调查统一全国项目的影响的研究设计。从历史角度看，大多数有关社会保险的实证研究工作都聚焦在失业保险或医疗援助上，而这两个项目都是州里的项目，因为不同的州都在每一个不同的时点以不同的方式调整了这些项目，所以提供了潜在“自然实验”。有关重要的全国性的社会保险项目、医疗保健和残障保险的实证研究工作的大部分由于这些项目的扩展而仅限于时间序列比较，或者是有关那些获得不同福利水皮的个人的横截面比较。但是，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能够吸收其他的实证策略-有时在别的国家，常是借用了大量的行政数据库来说明这些重要的社会保险项目的影响。例如，美国近期的研究使用65岁年龄的医疗保健的不连续性来研究医疗保健对健康保健使用和健康结果的影响（13668, 10365）。在2011年春季NBER公共经济学项目会议上，提交的一篇论文在判定残障程度上使用了将残障申请人准随机划分给不同程度的慈悲的检查者来判定残障保险收入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作者发现，残障保险收入对那些被评估为比较不严重的伤残者而言降低的劳动力参与程度更高。 除了研究社会保险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队伍调查论文这些社会保险项目的某些内在的经济依据，特别聚焦于年金和健康保险的私人保险市场的存在和性质（12289、14414和15326）以及公共政策对选择市场的影响（16977）。强调为开发出查出选择的技巧，然后将其适用就产生了有关选择的性质以及年金和健康保险市场的公共政策的含义的有趣且总是令人震惊的见识。几篇论文包括了几个非逆向选择的例子，那些处于高风险的拥有私人信息的人选择更多的保险，同时存在优势选择的证据，那些处于低风险拥有私人信息的人将选择更多的保险。这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存在着私人信息导致了太多而不是太少的保险覆盖面的保险市场。 此次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宏观经济事件对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公共经济学项目的力量之一就是，它产生的研究成果迅速地呼应重要的经济事件。最近，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已经触及了美国生活和社会的全部领域。因此，我们见到了宏观经济状况和其产生的公共政策问题对公共经济学研究特别迅速和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两个题目产生了相关研究的集中性爆炸，我们围绕这些题目组织小型的研讨会。 一个研究题目是有关在经济周期内的失业保险的各种经济效应（16526、17173和17534)）以及此类变动对社会保险项目设计的潜在含义。这些研究分析了失业福利展期提高失业率的程度，以及这一效应在经济衰退中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我们在2011年春季围绕该题目组织了研讨会。 另一个问题是有关财政乘数的性质、机制和大小。在2011年7月夏季的一天，NBER的研究人员就该题目整理撰写出来了6篇论文。Mankiw and Weinzierl （17029）为分析货币和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冲击的最优对策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Nakamura and Steinsson （17391）对公共开支对经济活动的地区冲击的影响提供了实证估计，并使用了这样的估计来告知人们标准的封闭经济体总乘数的框架。那天的项目也有几篇论文使用准实验设计方法估算财政乘数，诸如美国经济激励议，即《美国再投资和复兴法案》所导致的财政乘数；通过十年更新的人口估算数据带来的改变地方的联邦开支对财政乘数的影响；州养老基金投资的业绩对财政乘数的影响。另一场项目会议也是有关财政刺激方案影响的NBER工作论文，包括了对“旧车换现金”项目对美国经济的影响（16351），论文的结论是该项目导致的几乎所有的额外汽车销售代表了提前的销售。这些销售本该在一年内发生的。 分析财政刺激方案的兴趣就是朝向过去使用宏观经济方法而不是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处理的分析问题的更广趋势的一个实例。使用准实验方法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估算源于偶然的现金补助金边际消费倾向的工作（16684和14753）。 尽管NBER的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性格在过去三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许多研究的健康和活跃的领域应该拥有的性格一样。但该领域的根本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样的：对当前最重要的政府政策问题进行认真全面的经济分析。NBER的公共经济学项目在过去几十年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做出了显著的成就，并将以后的岁月中继续这样做的。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