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明：跨越新文创时代的“专业鸿沟”，构建“数字文化生态圈” | 新文创

“2010年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发生了一个新的快速‘跃迁’，进入了‘新文创时代’。”在第二届“中美文化投资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研究员演讲时做出了上述论断。

他表示，中国目前出现了文化内容的创造者从小规模专业作者向大规模业余作者迁移的局面，在“创意生态体系”中“UGC”已经成为主角。但是，文化与科技的进步在融合过程中并非同步，我们正在面临“专业鸿沟”和文化传承的风险：一方面是数千万非专业“创意者”亟需得到丰富传统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是数以亿计的文物被关在博物馆仓库之中不见天日，专业人文学者们依然在“前数字化”的技术环境中工作与生存。

如何跨越这个鸿沟？在张晓明看来，“打造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以数字技术跨越非专业创作者和专业机构间的“专业鸿沟”，通过更广泛的主体连接，推动文化与科技的携手共进，构建起服务于未来的“数字文化生态圈”。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专业“创意者”与优秀传统文化“断档”的问题。

张晓明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新文创时代与文化遗产保护”，我准备讲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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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发生了一个新的快速“跃迁”，进入了“新文创时代”。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下半场”，或者“2.0时代”。

首先，2010年以来，文化产业部门的整体发展速度持续下降。从统计数字看，2004年到2010年，文化产业年均年增长率达到23.4%，但是2001年以后一路下降：2011年21.96%，2012年16.5%，2013年11.1%，2014年12.1%，2015年11%，2016年13%，2017年10.8%。可以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已经进入了比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高出5%左右的“平台期”。

其次，文化产业出现了重大结构变化，统计数字显示，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相关的文化部门出现爆发式增长，但是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上市公司数据看，与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相关的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自2010年以来营收增速一直在20%以上。2016年1-3季度数字文化上市公司营收达657.8亿元，增速更是达到42.5%。

第三，“平台公司”的出现和“新文创”时期的来临。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已经有以“BAT”为名的三大平台公司，其中腾讯已经成为最大的“科技-文化”公司，腾讯阅文集团已经成为最大的文化内容提供商。这些内容来源于阅文集团基于腾讯用户形成的“创意生态体系”，其中消费者和生产者融为一体，社交生活和商业活动无缝连接。“UGC”创作的“网生内容”自带流量，已经成为中国影视公司最抢手的“IP”来源。阅文集团是中国文化产业进入“新文创时代”的标志。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公约履约报告——“2018全球报告”中所说，全球文化市场出现的“最大变数”是“文化价值链‘深度重组’”，“由管道模式转向网络模式”，以及“数字环境下文化价值链的重组者‘平台公司’的出现”。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自500年前谷登堡印刷技术诞生以来又一次新的“文明跃迁”。

2

文化科技融合推动了“新文创时代”的来临，在平台公司的“创意生态体系”中，“UGC”已经成为主角。但是文化与科技的进步在融合过程中并非同步，我们正在面临“专业鸿沟”和文化传承的风险。

从本质上说，“平台公司”的崛起代表着数字网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仅是消费性的，而且是生产性的；不仅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入任何人类文化成果”，而且可以随时随地“参与文化表达”，从事艺术创作。

有10亿人使用腾讯的“微信”，旗下阅文集团成立于2015年，2017年有6亿注册用户，日活跃用户3000万人，为750万名作家（绝大多数非专业）提供了创作平台；移动音频APP“喜马拉雅”2013年上线，2018年已经有近5亿活跃用户，数十万业余音频创作者。很显然，“UGC”正在成为新一代文化内容的主体。

这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不到10年时间里，在中国出现了文化内容的创造者从小规模专业作者向大规模业余作者迁移的局面。这一方面凸显了互联网“人文主义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专业鸿沟”：新一代“创意者”们能够熟练使用数字网络，但是在传统的“专业”人看来，他们普遍人文素质不高，专业化程度不够，因而生产的数字产品趋同性高。

于是我们看到，相比较掌握了“数字读写”技能而开始大规模进入内容创造领域的非专业人群，传统的专业人文学者大多不能熟练运用数字化工具，公共文化机构的数字化水平低，服务能力明显滞后，使得新一代内容生产者在创意爆发之际难以获得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公众科学的滋养和“赋能”。

长沙皿方罍

据普查统计，我国现有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以及数量众多的民间文物，全国博物馆有5000余家，但是展出率只有2.8%。文物丰富和体量巨大如故宫，展出率甚至低于2.8%。

于是场景是这样的：一方面是数千万非专业的“创意者”亟需得到丰富传统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是数以亿计的文物被关在博物馆仓库之中不见天日，专业人文学者们依然在“前数字化”的技术环境中工作与生存。从根本上说，这是文化传承的巨大风险。

3

近年来，“数字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数字人文”成为全球性热门话题，在“大数据”和“云服务”技术的驱动下，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正在和大学与研究机构，以及大型网络公司联合起来，推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素材化和智能化，向“知识服务机构”转型，形成全新的数字文化资源平台。我们也看到，Google艺术计划、Europeana等大型平台正在出现，构建起公共文化机构和研究型大学与全球性商业媒体的各具特色的合作桥梁。

这就为我们展示出一种全新的可能：建设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以数字网络技术跨越非专业创作者和专业机构间的“专业鸿沟”，通过更广泛的主体连接，推动文化与科技的携手共进，以及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互相赋能，从而实现更高质量的数字文化生产，构建起服务于未来的“数字文化生态圈”。真正做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用起来，向千百万非专业的“创意者”“赋能”，从根本上解决非专业“创意者”与优秀传统文化“断档”的问题。

“数字文化生态圈”是包含“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数字人文创意——数字生产与传播——数字消费与再生产”等多环节的整体，是从资源采集、标本库搭建、素材化加工、文化标注解读、到智能化应用的全链条系统，必须依托“数字技术方+文化内容解读方+文化资源提供方”的协调创新平台，必须具有“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支持体系。

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本质上是“数字文化生态圈”系统，现在的重点和难点是“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与“数字人文创意”两个基本环节，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建立起普遍链接的数字化文化文物资源平台，以及如何为传统专业人文学者打造“数字人文”生产环境。因此，当我们说必须向非专业的“创意者”进行“文化赋能”的时候，实际上正是凸显了向专业的人文学者“技术赋能”的紧迫性。

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中的活字印刷

应该承认，目前文物部门和专业研究与教学机构所置身的知识环境是仍然是500年印刷技术造就的，尚未真正进入数字技术时代。在这个背景下看，目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与“新文创”时期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与大型平台公司对市场的敏感反应和越来越迅速的技术迭代相比，文化文物机构显得过于沉寂和保守。

毫无疑问，新文创时代需要全新的文化文物保护战略。中国政府已经在近年来一再出台有关文件，这一战略已经基本上成型。可以预见，一个接入每一个人移动终端的中华文化智能化服务系统不久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