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关系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混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几乎每一个人认为，经济学的主题是与其自身极为重要且限于自己的阅历和能力范围之内；这一现象是持续不断有增无减的矛盾的根源，也是频繁立法的契机。那些自诩为“专家”的人们意见迥异且很难保证他们是毫无偏见的；无论如何，对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使“专家们”的意见几近一致且毫无偏见，你也很难不加考虑的完全接受。实证经济学的结论似乎是，而且确实是与重要的规范性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与应该做什么及如何取得某一既定目标等问题密切相关的。门外汉和专家一样，都在不可避免地试图改造实证结论以适应为他们所极力坚持的规范性的先入之见，并当这些实证结论的规范性推论——或所谓的这些实证结论的规范性推论——不合他们的口味时就否定这些实证结论。
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正如Keynes所说，它要解决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一类的问题。它的任务是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个一般化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作以正确的预测。这一体系的运行状况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的精确度，覆盖率及一致性等指标来加以考察。简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可以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这里“客观的”一词的含义完全等同于任何自然科学上的定义。当然，经济学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调查研究者本身就是被调查研究的事物的一部分。与自然科学相比，调查研究者与被调查研究的事物之间更具有本质上的联系。上述事实在使社会科学家得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家无法得到的数据的同时，也使社会科学家在实现客观性(的目标上)遇到了特有的困难。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这两类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之所在。
另一方面，规范经济学及作为艺术的经济学，也不可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任何政策结论都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对采取某一种行动(而不是另外一种行动)将产生的影响所作的预测，而预测又必须明确或不明确地依赖于实证经济学。当然，在政策结论与实证经济结论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如果有的话，那么则不必另外再创立一门规范经济学了)。两个不同的个体可能在对某一立法的特定条款的结果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其中的一个可能认为这些结果有利于平衡，进而拥护这项立法；而另外一个却可能认为这些结果不合意愿，进而反对这项立法。
有人认为，目前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公正的市民们对经济政策的不同意见主要源于人们对所采取的行动带来的经济影响的不同预测——原则上，这些不同的预测可以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得以消除——而并非源于人们基本价值观上的根本性差异，这些根本性的价值观差异最终只能通过争论解决；然而，我要冒险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一个明显而且重要的例子是关于最低工资立法。在支持和反对这项立法的各种混乱的纷争之下，人们在对所有人都能争取到“维持生存的工资”这一目标上达成了潜在的共识，在这些争论中广泛的运用了“维持生存的工资”这一含义模糊的术语。人们意见的分歧主要来源于人们对这一特殊措施在最终实现目标的效果上的预测所产生的模糊或明确的分歧。支持者们预测，法定的最低工资通过增加收入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人的工资以及提高那些收入高于最低工资的工人的收入能减少贫困，而这并不会增加完全失业的人数，或者使人们的就业条件相反的更加不利。反对者却预测，法定最低工资通过增加失业人数或使就业条件更为不利而加剧了贫困，而且这抵消了对于已被雇佣的人的收入任何有利的影响。对这项立法的经济效果上的一致意见可能不会导致人们在这项立法的合意性上的完全一致，因为人们对它的政治或社会效果仍存在不同意见。但是，考虑到人们的目标已达成一致，那么经过漫长的时间人们一定会达成共识的。
实证分析中一些密切相关的分歧构成了人们对工会的适当作用及地位的观点分歧，以及对直接定价与工资控制和关税的合意性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的基础。人们对所谓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的不同预测，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人们对工业甚至是对社会主义而不是对私人企业中政府全面规划的合意性和必要性问题上的观点分歧。而且这种事例可以被无限延展。当然，我的主张即在西方，人们对经济政策的主要观点分歧就是这种性质的分歧本身就是一种“实证”的论述，它的被接受或被拒绝要以经验证据来检验。
如果我的意见是合理的，它意味着，人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较少的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进步，而更多地取决于能产生被且应当被广泛的接受的结论的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它也意味着，严格的区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区分促进了人们对政策形成一致意见。
二、实证经济学
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理论”或“假说”，它能够对尚未被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和有意义的（即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一般而言，这样的一种理论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的混合体。一部分，它是被设计出来促进“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的语言；另一部分，它是被设计出来能够从复杂现实抽象出事物本质特征的实体假说体系。
当被看作一种实体的假说体系时，这种理论要通过它所具有的对试图做出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得到检验。只有事实证据可以显示出它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或更为准确地说，是不完全地“被接受”为合理或“被拒绝”。正如我下文将努力阐释的，对一个假说唯一相关的合理性检测是将它的预测和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如果预测（“经常”或比来自于另一假说的预测更为经常的）与实际相矛盾，那么这个假说会被否定；如果预测与实际是不矛盾的，这个假说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它多次避免了矛盾，那么会赋予它更大的信任度。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实”一个假说；事实证据只能因为没有证实该假说有误来显示这一假说的正确性。当我们说这个假说被实际情况证明了的时候，这有些不准确，我们通常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了避免困惑，或许应该明确的指出，检验一个假说的合理性的预测不必是对尚未发生的现象的预测，即不必是对未来事件的预测。它们可能是对已经发生但尚未做出观察或观察未被做出预测的人了解的现象的预测。例如，在一些已知的情况下，某一假说预测1906年将会发生什么什么。如果对记录的研究显示什么什么确实发生了，那么这个预测就被证实了；如果史料表明这一情况并未发生，这个预测便与实际情况相矛盾了。
在某一理论被认为含有“假设”的限度内，在这些假设的“真实性”可以单独由预测的合理性决定的限度内，该理论的重要性与其“假设”的“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几乎与我们批评的观点所暗示的内容完全相反。真正重要且有意义的假说中应含有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一种不准确的、描述性的表述，而且，一般来说，某一理论越是有意义，它的“假设”（在这个意义上）越是不现实。原因很简单，如果说这个“假设”能够通过少量的资料“解释”大量的内容，即如果它从被解释的现象周围大量复杂和繁琐的事实中，概括出了共同且重要的因素，并且仅仅以它们为基础便得出了合理的推测时，这个假说就有重大的意义。为了有重大的意义，该假说在它的假设上必须有一些描述性的错误。既然该假说的成功在于显示其它相关的因素与旨在解释的现象是无关的，那么它就不必考虑也不必说明这些相关的因素了。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这一点，对于某一理论的“假设”所要提出的相关问题，不是它们是否是描述性的“现实主义”，因为它们从来就不是，而是这些“假设”对于我们目前的目标来说，是否是一个足够好的近似物。而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通过观察该理论是否起作用，意思是说它能否得出足够精确的预测。这两个被设想为两种相互独立的检验方法便合为了一种检验方法了。
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就是在经济理论上对这些主张疏漏的一个例子。构成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的“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是现实生活的虚假反映的观点确实促进了这种分析的发展，而且大致的解释了这种分析得到广泛的接受与赞同的原因。而这一观点自身几乎是完全基于对这些假说直接的不精确的描述，而不是以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推导出的与预测的任何得到认可的矛盾点为基础的。
三、某一假说可以通过它的假设的真实性而得到检验吗？
我们以一个简单的自然事例开始：自由落体法则。这已经是被接受的假说，即在真空中，落下的物体的加速度是一个常量——g，或者在地球上每平方秒大约32英尺——这个加速度与物体的形状，投掷方法等无关。这意味着，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一个掉落的物体下落的距离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公式计算出——s=1/2gt^2。在这里，s代表下落的距离，以英尺为单位。t是以秒为单位的下落时间。这个公式运用于从楼顶上掉下的实心球时，就相当于说这样掉落的球如同从真空中掉落的情况一样。通过这个假说的假设来检验该假说，大概意味着测试实际的气压并确定它是否能够接近于0。在海平面上，气压大约是每平方英寸15磅。为了使这一不同被判断为不重要，15是否足够接近于0呢？表面上是这样的，因为一个实心球从楼顶落到地面所需要的实际时间非常接近于公式计算出的时间。然而，假设掉落的是一片羽毛而非一个实心球，这个公式就会给出极其不准确的结果。很明显，每平方英寸15磅对于一片羽毛是完全不同于0的，而对于一个实心球则不是这样。或者，再有，假设这个公式运用于从海拔3万英尺的飞机上掉下的球。在这个高度上气压绝对少于每平方英寸15英镑。但是，3万英尺落到2万英尺（在这个点上气压仍然小于海平面上的气压）所用的实际时间明显的不同于公式所预测的时间——很明显的大于实心球从楼顶落到地面所需的时间。按照这个公式，球的速度应是gt，而且应该稳步的增长。实际上，从3万英尺掉下的球在落地之前将达到它的最高速度。而且这与公式的其他含义相类似。
为了使气压差别能够被判定为不重要，15是否足够接近于0这个最初的问题本身即是个愚蠢的问题。每平方英寸15英磅相当于每平方英尺2160磅，或者相当于每平方英寸0.0075吨。在没有一些外在的比较标准时，说这些数字“大”或“小”是没有合理的根据的。而且唯一相关的比较标准是在一个给定的情形下，这一公式能或不能被应用的气压值。但是，这在另一层面上引起了相同的问题，“能或不能被应用”是什么意思？即使我们能减少测量的误差，实际测量的物体下落的时间很少（如果曾经有的话）精确的等同于通过公式计算得出的时间。如果要判断这一理论不能被应用，二者之间的差异得有多大呢？这有两条重要的外部比较标准，一个是一种可替代的理论所能够达到的精确性，这个理论与其相比较，而且在其他方面与该理论是同样可被接受的。另一个是这样一个标准，当存在一种人们认为能产生更好的预测，但其预测成本较高的理论时，这一标准才会被提出。更高的精确性带来的效益（这取决于人们的使用目的）一定要与达到这一精确度所需的成本平衡。
一个涉及人类行为的非常相似的例子已被Savage和我用在了别处。看一下专业的台球运动员预测进球情况的问题。绝妙的预测由某一假说产生，这看起来并非一点都不合理，这个假说是这样的，台球运动员的击球好像是他知道了给出最佳穿行方向的复杂的数学公式一样。他可以通过眼睛对角度的观察，瞄准球的位置而作出精确的估计。这个优秀的台球运动员通过公式进行快速的计算，而且能使球按公式表明的方向前进。对这个假说我们的信赖并不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台球运动员甚至是优秀的台球运动员，可以或做到了按描述的过程进行；相反，这种信赖来自于这样的观点，即除非运用某种或其他方式，他们能够达到与上述过程实质上相同的效果，否则他们实际上不能成为优秀的台球运动员。
从这些例子引申出下面的经济假说只有一小步距离。这个经济学假说是说，在许多情况下，单个的企业会作出一些行为，好像他们在理智的试图将预期的成果（通常，错误的理解称为“利润”）达到最大化，而且，他们好像已经完全掌握了达到这个目标所需的全部数据。好像，他们知道相关的成本与需求函数，可以从他们知道的所有资料计算出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并且使他们采取的每一行动都符合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当然，商人实际上并不以经济数学家发现的表述这一假说的便捷途径来解这一联立方程，但他们要比叶子或优秀的台球运动员明确地完成复杂的数学计算或落下的物体试图创造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大。对于一个台球运动员，如果问道，他是如何决定往哪个方向击球，他会说“他恰好计算了出来”，但他还要摸一下他的护身符来确保（精确的进球），而商人会说他以平均成本定价，当然，在市场有一些变化时，它也必然会出现一些小的偏差。这样的陈述与其他陈述同样有用，但哪个都不与假说的相关的检验有联系。
对预期成果最大化假说的信赖被一个非同寻常的特征证据证明了。这个证据部分的类似于以台球运动员为代表的假说中引证的证据——除非商人的一种或某种类似行为与预期成果最大化的行为一致，否则他们似乎不可能将生意维持很长时间。不管明显的，直接的决定商业行为的是什么——习惯性的反应，随机性的机遇，或不属于这两类的什么因素——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这个决定因素何时碰巧导致行为与合理的，有实际根据的预期成果最大化相一致，生意就会兴旺而且需求资源来扩大经营；无论何时如果不是这样，生意将会亏损，而且只能靠从外部引进资源以维持生存。这样，“自然选择”的过程有助于促进这个假说的合理化——或者，更确切的说，在自然选择既定的情况下，人们对该假说的接受主要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这一判断恰当地概括了适合生存的条件。
对于预期成果最大化假说的另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将假说无数次的用于特定问题，并且在多次的应用中，该假说与实际情况的矛盾多次被证明是失败的。这个证据的搜集是非常困难的；它分散于大量的备忘录，文章，专论中，它们更多地考虑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对提出的假说进行检验。但是，这种经过很长时间的假说的持续运用和接受，以及未能发展出被广泛的接受且清楚易懂，自我协调的代替性假说，这就间接地有力地证明了该假说的自我价值。某一假说的证据总是由证明它与实际相矛盾的多次失败组成的，只要这个假说仍被使用，这些证据便不断的被积累，而且，由于它的特殊性质，很难被全面的搜集。这已倾向于变成某一科学的传统及传说的一部分，这反映在假说被人们持有的坚定性上，而不是反映在书本中对未证明假说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事例所进行的罗列上。
四、结论
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是一种暂时被接受的、关于经济现象的概括体系。这一概括体系可以被用来对情况变动的影响做出预测。人类在扩展这一概括体系增强我们对其合理性的信赖，以及改进其预测的精确程度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受到了下述两种因素的阻碍：一是所有知识探索中人类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二是社会科学中所存在的种种桎梏。这些桎梏对于一般性的社会科学来说影响很大，而对于身为社会科学一种的经济学来说更为明显，虽然这些桎梏并不专属于经济学。人们对经济学课题的熟悉，促成了人们对关于这一方面专业知识的轻视。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及对公共政策中大部分问题的重要性，妨碍了经济学的客观性，并造成了科学分析与规范判断之间的混淆。必须依据未经控制的实验，而不是依据受到控制的实验，使得我们很难为证明尝试性假说的可接受性而提供大量的、准确的证据。虽然对未经控制的实验的依赖并不影响下述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假说唯有通过它的推论或预测与可观测的现象之间的一致性才能够得到检验，但是，这种依赖确实使得检验假说的任务更为艰巨，且使得在所涉及的方法论原则方面出现了更大程度的混乱。与其他科学家相比，社会科学家需要具有更强烈的、在其方法论方面的自觉意识。
一种业已流行甚广且危害甚大的混淆现象，就是人们在关于“假设”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问题上的混乱。任何一种有意义的科学假说或理论都将一无例外地做出这样的声明：在理解某一特定种类的现象时，某些因素是重要的，而另外一些因素则是不重要的。通常通过下述方法来表述这样一种假说，即声言该假说旨在预测的这种现象在进行实际观测的世界中的行为方式，如同它们在假设的、高度简化了并且仅包含该假说所认为是重要的那些因素的世界中的行为方式一样。一般说来，进行这样一种描述的方式并不惟一，即对这种理论进行表述的“假设”集不止一种。对这样一些假设所作的选择，通常是出于下述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它们在表述该假说方面的简便性、清晰性及准确性；二是它们带来间接证据的能力。假设可以为假说的合理性带来间接证据的能力，又是出于下面几种考虑：能够提出可被所观测事实所检验的该假说的某些内涵；或提出该假说与其它一些解决相关问题的假说之间的相互联系，等等。
这样一种理论并不能通过直接地将其“假设”与“现实”加以比较来进行检验。的确，不存在任何一种有意义的、能进行这样检验的方法。完全的“真实性”是明显地无法达到的；而某一理论是否“足够”真实这一问题，只有通过考察该理论所产生的预测，对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是否是足够令人满意的，或者是否是比来自于其它假说的预测更令人满意来做出回答。然而，理论可以通过其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而不必考虑其预测的准确性这种看法，已经广为流传，并成为经济理论因其非现实性而遭受的旷日持久的批评的根源所在。这些批评大多是不相关的，从而由这种批评所推动的经济理论改革也大多是不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