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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湖湘军政人才勃兴的时代大环境里，王闿运因严守母命，既不从政，也不领军，更不做幕僚，他选择以“民间独立学者”身份，穿梭于稠人广众之中，人生影迹也因此显得落拓不羁，格外别致。 王闿运本名王开运。35岁那年，他发现与衡阳县令同名，遂改用今名王闿运。 1857年，24岁的王闿运参加湖南乡试，高中湖南第五名举人。试文一时轰动湖南，情景跟他出生那年左宗棠“一张考卷引发的喧哗”颇为相似。38岁那年，王最后一次进京会试，不中，从此罢考。 王闿运功名虽止步于举人，但他的才学却非一般读书人可以比拟。一方面，他做学问特别扎实、勤奋；同时，他的天资跟明末举人王船山接近，事实高于大多数读书人。 聪明人最难做到的是老实，这是人性使然。王闿运之所以还能够老老实实做学问，那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习惯，不是本性所致。一旦走出书斋，他便精骛八极、神游四海。也因此，他的世俗欲望比一般坐冷板凳的学问家多得多。 01做学问时勤奋、扎实，加上天资过人，一般学者要花上三五十年才能做出的成果，王闿运花上三五年便差不多做完了。 余下的大把时间用来干什么？王闿运纵观历史、反观自身，决定在清朝开辟出一条帝国知识分子独特的道路。 王闿运凭借渊深的目光，将天下学问归档，分做三类：“诗文之学、功名之学、帝王之学。” 所谓“诗文之学”，指做纯粹的专业学术文化研究。出路是做一个震古烁今的一流大学者。王闿运认为，这个目标对他太容易，利用闲暇功夫即可做到，没必要自限格局，穷膏继晷，兀兀穷年。 所谓“功名之学”，即中进士，点翰林，入仕做官，出将入相，如曾国藩、胡林翼之路。王闿运看不上这种循规蹈矩的读书人缓慢进取道路，不说按常规发展做上高官、实现抱负的机会渺茫，即使出将入相，也不过皇帝的大秘，用处不大。 “帝王之学”则大为不同。它是一门将天下运于个人掌心的学问，让所有人生活在自己“思想的管道”里。学习“帝王之学”的核心目标，是指导皇帝治国，做“帝王导师”。它与太子太傅还不一样，太子太傅只是名义上的下任皇帝的第一老师，多出在功昭日月的地方督抚，相当于朝廷颁发一张荣誉证书。“帝王之学”里的“帝王师”可是名实俱归，如周公那样的开拓性事业，是文化人无远弗届的至高理想。 王闿运以“当代周文王”自励，他取字“壬父”。“壬父”两字倒过来看，象形“文王”。王闿运也知道，孔子后世也被历代帝王供奉尊谥“文宣王”。 为了实现将未来的皇帝做成自己手中的“提线木偶”，王闿运对“帝王学”开始进行精深的探索。因没有模板，没有教材，他临阵磨枪，自个琢磨出来一套边学边用的方法：仿战国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之术，并将历代帝国权力交接时所采用过的宫闱密谋详加总结，提炼精华；两相结合，创造出旨在实践的“帝王之学”。 晚清乱世，客观上为实践“帝王学”提供了条件。太平军兴起后，清廷、天国、湘军，军事势力鼎足而三，军事格局隐约出现历史上战国七雄、三国鼎立情势。王闿运抓住机遇，矢志效法苏秦、张仪，开始纵横捭阖的职业说客生涯。 他第一个选中的实验对象，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肃顺。王以做家庭教师的契机，获得肃顺信赖，做上肃门幕僚。他趁肃顺做八大顾命大臣之首的时机，找到湘勇统帅曾国藩，密谋背后支持顾命大臣，从两宫太后手中夺取皇权。曾国藩凭他成熟的政治判断力，预判出肃顺其人难以成事，否定了王闿运的邀请，“帝王学”第一次破产。 肃顺 慈禧太后“辛酉政变”成功，肃顺被慈禧太后斩于市，证实了曾国藩的先见之明。 城门之火，池鱼之殃，王闿运沦为“肃党余孽”，被朝廷通缉，他由此开始颠沛流离。 这段隐秘的历史，近半个世纪后，王闿运才亲口对学生说了出来。杨度曾根据王闿运的口述，一笔一句，纪录在《湖南少年歌》中：
杨度文笔慷慨激昂，内容略有夸张。王闿运只学过书，并不懂剑。 杨度 02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王闿运纵横庙堂、江湖，可以凭借“诗文之学”。大清帝国“文化本位”，官员一例从读书人中产生，也因此，从官方到民间，学问大小，成了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下的硬指标。 中国人古来重视论资排辈，孟子将人尊卑排序的标准列出三条：“德一、爵一、齿一。”道德文章定上下尊卑，排在官职爵位的前面，而王闿运正是晚清文化宗师级人物。 多年积累，王闿运“诗文之学”功力日臻纯青，加上有在肃顺幕府工作的经历、跟曾左彭胡都是朋友的硬资历，身份虽是“民间独立学者”，但出入官场畅通无阻。 一开头，王闿运发现，因举人学历太低，加之官场内稀有“同年”，常年在督抚之间穿梭，官员事实上很少将他真当回事，自尊心常被挤伤。 王闿运懂得怎么将书本知识搬进现实。他从孟子当年游说诸侯王的一句话中得到启发。 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教育大人君子、国家元首，首先在心理上将他看低一等，不将他的道貌岸然、一本正经放在眼里。 王闿运以孟子为模板，发明一句话：“见大官则藐之。”见到高官，第一件事，用渊博的学问打击他、挤兑他，将他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首先打垮，让他俯首帖耳，乖乖听话。 在唐浩明先生的长篇小说《曾国藩》、《杨度》中，散见王闿运诸多此类“笑傲官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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