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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出生在明代的浙江余姚，但其学问却是在游历四方的过程中逐渐成熟的。由于余姚现属宁波行政管辖，所以宁波官员关于王阳明的讲课，容易使人误解为定论。 令人可叹的是，王阳明是被世上误读、误解、误会最多的余姚先贤之一。许多官员都喜欢拿王阳明说事，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而王阳明的真身却只有一个。 为什么对王阳明会有集儒释道之大成的误解？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 黄梨洲（名宗羲，余姚人，明末清初史学家）在《明儒学案》卷十中有一段话:'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子）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也就是说，王阳明的学问并不是不学自知，一蹴而就的。从他的年谱来看，21到27岁之间，热衷于“泛滥于词章”，这期间即使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也无从得到圣人之道的根本。无奈之下，他改换门庭，在27到37岁，对释、道的学习大感兴趣，热衷于“出入佛老”，这期间即使炼得有了超乎常人的本领，也与最初追求圣人之道的根本相去甚远。直至到了37岁，王阳明被流放到了贵州龙场的穷乡僻壤，这就是置王阳明于绝地的“居夷处困”阶段，但正是这个阶段让王阳明的思想进入了一个质变的阶段，让王阳明真正悟道了。这就是史上说的王阳明学习的前三变。此后，王阳明的学问又经历了后三变，才逐步成熟，达到自我完成的境界。 《明儒学案》说，“自此（龙场悟道）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也就是说，在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回归到心学的正途。这后三变也分三个阶段，粗略分一下，在39岁，以“默坐澄心”为主旨。王阳明《年谱》记载，“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也就是说王阳明后悔在贵阳讲知行合一之说，造成了当时思想界的混乱。所以，现在还拿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事，说明不了解王阳明的本意。在他50岁之时，正式确立致良知之说：“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传习录》中）”。而良知之说才是王阳明学问的根本。 王阳明的余姚弟子钱德洪所著的《刻文录叙说》中说，“先生尝曰：“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真下承当耳”。又曰“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体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 到了50岁那年的秋天，王阳明的学问已达到了“圆熟化境”。“不习不虑的良知，并不是习气中的直觉本能，而是随时当下的真实呈现”。 由此，我们知道，说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尚说得通。王阳明在《象山文集序》中写道，“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当然对于什么是心，又有种种的误解和误读）。而说王阳明集儒释道之大成，就说不通。因为他有着关于儒家（包括心学）的著作，并没有关于佛家和道家的著作。毕竟佛家与道家是出世之学，与儒家的入世之学格格不入。 王阳明的伟大在于能够按“惟精惟一”的原则而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哪怕是古代先贤的定论，也不轻易苟同。这一点倒是继承了孟子的衣钵。战国时期的孟子，有一次他阅读了《尚书·武成》篇，颇有感慨。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尽心下》）。 所以，当今社会凡是要标榜王阳明的学问的人，首先应该静来心来去读一读《王阳明全集》和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切不可人云亦云。虽不至于贻笑大方，但不免给受教之人以误导，削弱听众对讲课的期望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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